蔣介石何以不承認方先覺投敵：延安欲借此抬價

據饒少偉記載， 9 月底，日軍取方先覺的 “ 先 ” 字與和平的 “ 和 ” 字，將方部改編為 “ 先和軍 ” ，方任軍長，四位師長仍任原職。當時的敵偽報刊對 “ 先和軍 ” 也有所報道，但方先覺于當年 12 月返渝之後堅予否認。本文判斷，所謂 “ 先和軍 ” 實際上是有名無實。多種資料顯示，方等最終仍處於被看管狀態，不可能真正擁有帶兵之權。日方所以弄出一支 “ 先和軍 ” ，目的主要是宣傳。

儘管方等仍被看管，但畢竟是降將，因此日軍的看管較為寬鬆。當年 10 月，周慶詳、孫鳴玉脫身而去，饒少偉、方先覺則於 11 月各自逃離衡陽。

以上是關於方先覺投敵事實論證。 “ 最後一電 ” 質疑

在衡陽之役全過程中，還曾發生過一件極具知名度的事情，即衡陽城陷之際，方先覺等六位守軍最高將領集體署名，發致重慶統帥部的最後一電。與方先覺投敵與否不同，這是一個幾無爭議的問題。

據載，蔣介石於 8 月 7 日 “ 下午三時突接空軍電話，轉報方先覺軍長率同參謀長孫鳴玉、師長周慶祥、葛先才、容有略、饒少偉等來電稱：「敵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後，即在城內展開巷戰，我官兵傷亡殆盡，刻再無兵可資堵擊。職等誓以一死報党國，勉盡軍人天職，決不負鈞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電恐為最後一電，來生再見。」 ”

方電正氣凜然，視死如歸，充分展現了中國傳統中取義成仁的最高精神境界。由於電文極具宣傳效果，當時即為各類媒體廣為報道，後來則為臺灣的相關史籍予以記載，成為抗戰時期最為著名的絕命電之一。前有 40 餘日的浴血奮戰，後有盪氣迴腸的最後一電，前後呼應，始終如一，為此，衡陽之役在某些著作中成為一個相當完美的故事。

不過，筆者在翻閱各類材料過程中，發現該電的真實性存在諸多疑點，對此，似從未有人公開提出過。其實，最早對該電真實性提出質疑的是軍令部長徐永昌。當然，徐之質疑僅限於私下，並且也未深究此事。

8 月 7 日 ，徐永昌在日記中記載了方先覺發自衡陽的兩份電報： “ 衡陽方虞未電，衡城北部被敵侵入，其餘陣地均在猛攻，危急萬分。又方虞申電，衡陽已在混戰中。 ” 虞未即 8 月 7 日 下午 1 時至 3 時，虞申即是日下午 3 時至 5 時。然而那份 “ 來生再見 ” 的最後一電徐則未收到，那麼，該電出自何處？出自侍從室。

8 月 8 日 ，徐永昌記載： “ 蔚文電話念方先覺軍長等上委員長陽戌電 ” 。林蔚字蔚文，時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陽戌即 8 月 7 日 傍晚 7 時至 9 時。接下來，通過林蔚的電話口述，徐逐字逐句記下了方先覺的這份最後一電，林蔚念完之後， “ 謂委員長令編入明日發表之戰報 ” ，即要求立即發表。當時，重慶軍委會不定期向社會發佈戰訊即戰報，該戰訊由軍令部具體負責，蔣既然決定由戰訊發表方電，便需經過徐永昌。

接到林蔚電話之後，頗具軍中閱歷的徐永昌即對該電產生懷疑，徐當即對林蔚說： “ 余以方等徑陳電，向皆交部，該電恐系代擬。 ” 徐的意思是，按照軍中程序，方先覺的來電一向發至主管單位軍令部，再由軍令部上呈侍從室。而方的這份最後一電則一反常規，繞過軍令部直發侍從室，由於不符程序，因而徐對該電的真實性產生懷疑，疑為他人 “ 代擬 ” 。

徐對方電既有懷疑，而蔣又下令立即發表，為此，徐向林蔚提出另一問題。徐說： “ 萬一方等被俘後有不名譽情事，豈不遺笑於人。 ” 總之，徐不贊成發表方電。接下來， “ 蔚文笑謂此電非假，又謂方于衡陽通電時即親對委員長以死守自誓，此後亦屬以此意電陳。 ” 儘管林蔚斷定方電非假，方不會有不名譽之舉，但仍不能消除徐之疑慮。為此，徐後退一步建議： “ 電縱屬實，亦應防其萬一，且我何必爭此兩三日之時間。 ” 也就是建議緩發方電，待方之下落弄清之後再發不遲，以留餘地。經過徐的反復說明， “ 蔚文意動，謂可稍俟再辦 ” 。然而這個暫緩發表的意見未被蔣接受，林蔚 “ 旋電話稱，委員長以為縱被俘無慮也。 ” 仍堅持立即發表。於是， 8 月 9 日 軍委會戰訊發表了方的這份最後一電。

以上是一段有趣的對話。徐永昌大概是侍從室之外第一個獲悉方電的，同樣，徐大概也是第一個對該電的真實性產生懷疑的。現在，本文提出以下幾點質疑。

第一，關於方電的出處。林蔚的電話通知不過是方電的第二道傳遞，那麼侍從室又是怎樣獲悉方電的呢？《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記載：蔣於 8 月 7 日 “ 下午三時突接空軍電話，轉報方先覺軍長……等來電 ” （見前） 。此即方電的出處。空軍以電話轉報侍從室，侍從室再以電話通知徐永昌，並令徐發表，也就是說，這份數十年來被反復載入各類報刊和史籍的絕命電，不過是通過兩個電話口頭相傳而出，全部過程均無電稿。更令人費解的是，侍從室通知徐永昌時也未拿出空軍的電話記錄稿，僅由林蔚口述。這份從頭至尾以口述方式而形成的 “ 電話電報 ” 沒有留下任何痕跡，永遠無法查證核實。

第二，關於方電的時間。根據上引材料，侍從室于 8 月 7 日 下午 3 時收到方電，但林蔚則親口對徐永昌稱方電為 “ 陽戌電 ” ，即 8 月 7 日 傍晚 7 時至 9 時。然而時間的出入並非僅止於此。方電正式發佈于重慶軍委會 8 月 9 日 的一則戰訊，而該戰訊則記載： “ 第十軍軍長方先覺七日晚十時來電報稱…… ” 歸納起來， “ 下午 3 時 ” ， “ 戌時 ” ， “ 晚 10 時 ” ，方電至少有三個時間。時間上的出入留下了任意編造的痕跡，這只能說明一個問題，方電本來就沒有一個可靠的出處。

第三，方電的上報程序。這是徐永昌提出的問題。方先覺於 8 月 7 日 發自衡陽的虞未、虞申兩電，均按通常程序發至軍令部，唯獨這份最後一電一反常規繞過軍令部直發侍從室。正因為上報程序不符規範，因而徐疑為他人 “ 代擬 ” 。

第四，如果說方電于下午 3 時由空軍轉報，那麼，為什麼徐永昌能夠收到差不多同一時間的虞未電，為什麼還能收到較之 3 時更晚發出的虞申電。如果說該電發于戌時或晚 10 時，那麼，根據梁子超、饒少偉的證詞以及日方材料，方部此時已打出白旗並向日軍提出投降條件。一個要求 “ 送往南京 ” 的人，同一時刻又誓言 “ 來生再見 ” ，距離太大，于情於理都說不通。

第五，方電是否發自衡陽。該電署有饒少偉之名，但饒卻明確表示，他本人 “ 並未參與其事，也無人和我談及，後逃至郴州始見報載 ” 。這就是說，郴州見報之前，饒對該電一無所知。作為列名師長之一，至少饒不能證明該電發自衡陽。

第六，方電有 “ 展開巷戰 ” 一語。當時由衡陽逃出的一位空軍軍官，在一次專訪中談到他在衡陽的見聞，其中稱衡陽最後的戰況是 “ 混戰 ” ，並特地解釋道： “ 談不到巷戰，因城內已一片瓦礫，看不見巷了。 ” 徐永昌所記方先覺虞申電也是稱混戰而不是巷戰。巷戰一語與戰況不符，更像是一位局外之人依據常規所設想的戰況。

總之，方電疑點甚多，不能自圓其說。據此，該電到底出自衡陽方先覺，還是侍從室的偽造？本文暫不結論，姑且存疑，留待再考。

蔣介石的裁決及其依據

簡言之，蔣對方先覺一案的裁決完全是以政治利益的需要為著眼點，依據權力，將一個投敵者的變節事實人為地抹去。由於破綻太多，蔣之處理表現為一個反復追加裁決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始于下令發表方之最後一電。

當方先覺下落不明之際，徐永昌建議緩發方電以留餘地，而蔣則下令立即發表，實際上就是不留餘地。孤立地看，徐的意見合情又合理，相反，蔣的意見帶有相當的賭博性質，既不合情又不合理。問題在於，徐的意見是就事論事，而蔣的意見恰恰不是就事論事。方電因其文字極具宣傳效果，衡陽戰敗之際，蔣實在需要於第一時間發表該電，藉以消除戰敗的陰影。

根據 8 月 8 日 蔣的指示， 8 月 9 日 重慶各大報均以頭條位置刊載方電，隨後展開了大規模宣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軍委會政治部機關報《掃蕩報》的社論，題為《最後一電》。內稱： “‘ 此電恐為最後一電，來生再見 ’ 。這兩句話真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 ”“ 全體衡陽守軍，何以克盡革命軍人的天職，何以成為革命軍人的典型？在方軍長等電文中說得明白： ‘ 職等誓以一死報党國，勉盡軍人天職，決不負鈞座平生作育之至意。 ’ 可見這是二十年來黃埔建軍的成功。 ”“ 方軍長等的 ‘ 最後一電 ’ ，正是我國抗戰勝利的保證。 ” 社論還有這樣一段話： “ 昔普法戰後，法國作家都德，寫了一篇小說，題曰 ‘ 最後一課 ’ ，以激發法國人民的愛國精神。衡陽守軍以四十多天寫了這首 ‘ 最後一電 ’ 悲壯的史詩。 ”

《掃蕩報》的闡釋與引申，將方電的宣傳效果發揮到極致。本來，衡陽戰敗是對蔣的聲譽的重大打擊，然而通過方電的發表，方被塑造為軍人典型，而這位軍人典型則又出自 “ 鈞座平生作育 ” ，這樣，蔣不再因戰敗而汗顏，相反，卻因作育了一位典型軍人而增光添彩。本來，衡陽失守的戰略後果十分嚴重，然而通過 “ 最後一電 ” 與 “ 最後一課 ” 的類比，方電遂成史詩。既然是史詩當然應該歌頌，而讚美之聲一經掀起，戰敗的責任也就不便追究而不必交待了。本來，衡陽之役就結果而論是一敗仗，但因方電的凜然正氣，於是被宣揚為精神上的勝利，即 “ 黃埔建軍的成功 ” 。

總之，經過《掃蕩報》的生花之筆，衡陽之敗反倒成了 “ 勝利的保證 ” 。這樣，蔣之責任被開脫，戰敗的後果被淡化，國民的視線被轉移。《掃蕩報》與其說是在詮釋方電，不如說是在詮釋為什麼堅持發表方電。

方電的發表與宣傳收到了預期效果。任職于侍從室的唐縱在日記中寫道：方電 “ 讀後不禁暗然神傷，熱淚奪眶！ ” 銓敘部次長王子壯在日記中寫道：方電讀後， “ 心為淒然欲絕，一切作事均覺無緒。 ” 不過，正當方電大肆賺取人們熱淚之際，事情迅速發生變化。

8 月 10 日 ，也就是方電發表第二天，有關方先覺降敵的消息陸續傳來。徐永昌記載： “ 二廳報告，收敵廣播，述方先覺率師長等舉白旗投降經過。 ” 二廳為軍令部主管情報的單位。面對這個消息，蔣的態度如何？徐記載： “ 午間蔚文電（話），對方事委員長令設法駁敵惡意傷人 ” 。蔣迅速做出反駁的決定。對此，徐再次提出不同意見，徐說： “ 該軍守城四十餘日，事實差強，何必反唇。且方既落彼，若交相口角，敵人不難威逼利誘，使方更為出醜。 ” 徐的意思是反駁對於方更為不利。

那麼，蔣既然決定反駁，是否收到不同消息？不然。徐記載： “ 蔚文謂傾已詢前方，據由衡陽逃出工人述，該軍曾舉出大的白旗派官長向敵講條件，不允，又經炮擊，乃降云云。 ” 這就是說，侍從室通過自己的渠道直接瞭解到的仍然是一個不利於方先覺的消息。

敵臺的廣播至少證實了這樣一個問題：方先覺並未戰死。如前所述，當方生死不明之際蔣即下令發表其最後一電，此舉具有相當的賭博性質，實際上就是賭方必定戰死。現在，至少 “ 來生再見 ” 一語已經失效，蔣的賭博已輸去一局。接下來的問題是，方到底是降敵還是被俘？

日軍關於方先覺投降的廣播可以認為是一面之詞，衡陽工人的見聞也有道聽途說之嫌，兩條消息並不能完全證實方之投敵，但至少都不是好消息。徐永昌所以不贊成反駁，是考慮到方既然已落敵手，如果雙方 “ 交相口角 ” ，日軍不難使方做出更為出醜的舉動。孤立地看，徐之意見合情又合理，相反，蔣則不待消息核實即下令反駁，既不合情又不合理，實際上就是做新的一輪賭博。問題在於，與前次是否發表方之最後一電的爭論相同，這一回徐的意見仍然是就事論事，而蔣的意見仍然不是就事論事。

蔣的決心沒有動搖。 8 月 12 日 徐記載： “ 午在黃山會（報），關於敵廣播方先覺等投降事，蔣先生雲現在中國人決無此事，仍須駁之。意至善而良苦。 ” 這是繼 8 月 10 日之後，蔣再度下令反駁。問題不在反駁的決定，而在反駁的依據。那麼，蔣之依據是什麼？此即 “ 現在中國人決無此事 ” 。這就是說，蔣所依據的只是一個抽象的政治概念，並無具體事實。而這種依據概念而非事實的反駁又體現了什麼？此即蔣的 “ 意至善而良苦 ” 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