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方面喜歡說抗戰八年是他們打的，但官方史書，對八年抗戰總是交待得有如夢境，只說自己犧牲如何大，如何苦撐。最近出版一本新書，倒是頗有系統分析了其間條理，以下為其摘錄，引自聯經出版公司的網站：

前言：珍珠港事變前中國之縮影
壹、中國外交處境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變發生時，中國已經單獨對日作戰四年五個月了。此期間，儘管中國曾經不斷要求西方列強給與外交、經濟及武器上的援助，但西方列強都不理不睬或冷峻拒絕。英國和法國因為擔心日本對它們在東南亞的殖民地進行報復，甚至多次要求中國接受日本所提的和平條件。到了1940年夏季，它們更進一步切斷中國經過緬甸和越南通往國際的通道。

美國的態度也只是稍微好一點而已。雖然美國人民對日軍在華暴行不時發出抱怨，但是美國商人繼續把戰略物資賣給日本賺取暴利，間接支援了日本對華侵略。美國政府也保持其一貫的曖昧態度。一方面，它不時發表一些譴責日本的聲明，但無意為中國而與日本直接作戰；另一方面，它提供中國少量的貸款和軍援，但數量卻不足以真正提高中國的作戰能力。1941年美日關係明顯惡化，其原因與其說是為了替中國打抱不平，不如說是因為世界局勢惡化，而日本對東南亞的威脅日益增加。總的來說，從1937到1941年，即便中國一再把自己形容成西方反侵略戰線中的一分子，美國卻始終沒有對中國提供具有實質意義的援助。

諷刺的是，當時對中國援助最多的反而是世界上兩大極權國家：德國和蘇聯。在數量上，它們之中任何一國的軍事或經濟援助都遠遠超過西方民主國家的總和。然而它們對中國的態度不久即因歐戰爆發而改變。德國逐漸親近日本，並最終成立軸心國同盟，不論中國如何苦苦哀求，希特勒終於完全停止它對中國的軍事供應。而蘇聯不願意陷入兩面作戰的最壞局面，也必須小心處理它與德國和日本的緊張關係，更何況它與中共還維持秘密的黨組織關係。因此，蘇聯雖然仍不斷向國民政府提供武器，但其數量及質量都無法滿足中方要求，而其在蒙古和新疆的活動有時也影響到軍援補給線的順暢。

簡而言之，在這段長時間裡，中國遭受西方主要列強的漠視，相當孤立，對日抗戰只能靠自己努力。

貳、國內情況

與此同時，中國國內情況也在急劇惡化之中。政治方面：1937年以前，國民政府號稱是全中國的中央政府，它的政令雖然還不能貫徹到每一個角落，至少可以有效地控制長江下游五到六個富裕的省份（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或湖南），並且有希望逐漸擴展版圖。在這幾個省份中，國民政府可以任免官員，試行新縣制，徵兵徵糧，並從事大規模建軍工作。

但從1937年抗戰爆發到1941年年底珍珠港事變發生時，中央政府早已被日軍趕出其原有根據地。即使表面上控制的領土也不及原來版圖的一半，而且多半是最貧窮落後的省份。國家統一名存實亡，因為剩下的土地被割裂為許多個半獨立的地方系統，各自有其根深柢固的權力結構、領袖和複雜的人際關係。而在這些地方系統之下，還有更多的小系統，對大系統而言也享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權。

在華北，閻錫山實際控制山西，境內幾乎沒有中央政府派駐的官員，但是閻錫山的主要幹部卻在名義上全部加入了國民黨。閻錫山不但是山西王，也周旋於重慶國民政府、汪精衛南京政府和日本占領軍之間。再往西走，越過蔣中正嫡系胡宗南控制的陝西中部和南部，則是廣大的西北地區，包括甘肅、青海、寧夏，及陜西和綏遠之一部，它們被一大群回族領袖、漢族軍人和共產黨控制，相互之間連年征戰，它們有的傾向重慶，有的與日本秘密往來，不少地區甚至不掛中華民國國旗而只掛自己的旗幟。更往西行，新疆的盛世才早已是蘇聯的附庸。同樣的，西藏與英國的關係遠比與重慶更親密。事實上，中央政府官員若要進入這兩個地區，都必須事先經過特別安排，甚至低聲下氣地請求批准。

在華南，廣西一直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控制之下，而其勢力也進入了湖北、安徽兩省。西南的雲南和中央的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狀態，龍雲不但控制省政府，也擁有自己的軍隊。龍雲和汪精衛的關係一直令蔣中正惴惴不安。事實上，汪精衛是在他的協助之下才能從漢口順利逃到河內，再轉赴南京成為日本傀儡；同時龍雲也始終反對中央軍為防止日本自越南進攻中國後方而進駐雲南。至於離四川更遠的廣東，其未被日軍占領的部分則在粵籍軍人掌控之下，他們表面上遵奉國民政府之命，實際上各行其是。

最後說戰時陪都所在地的四川省，它仍然是許多地方軍人的競技場。1937年以前，四川即以省內內戰頻繁為全國之冠而惡名昭彰，不少地方軍人為了支應戰費和中飽私囊，提前徵稅已經徵到1950年代了，所謂的「天府之國」早已元氣大傷。國民政府因為抗戰而進入了四川，但也無法改變其地方（縣）權力的結構。事實上，國民政府剛剛進入四川之際，它的權威就遭到省籍軍人挑戰。雖然當時省長王瓚緒也是四川人，而且他的任命本身已經是中央為了羈縻地方勢力而作出的讓步；但由於他接受了中央的任命，仍然引起其他本省軍人的不滿。蔣介石被迫派另一高官（賀國光）前往成都安撫，才暫時平息反對聲浪。四川的政爭也波及鄰省西康，當時割據西康的四川軍人劉文輝，堅決反對中央勢力進入其轄區。

因此到了1941年，中央政府對任何一個省份的控制，都無法像1937年以前對長江下游那樣有效了。此時的中央政府經常無權任免省主席，即便偶爾在極少數的省份可以任免省主席，廣大的城鄉仍然在地方勢力掌控之中。

換言之，這些地方的政府功能，如徵兵徵稅、公安法制，仍然依照中央政府未來到之前的形形色色本地陋規辦事。在這些地方，中央和省政府政令的推行不是依靠制度的權威，而是依賴上級和下級之間的談判、要挾、恐嚇，乃至利益分贓來處理。儘管重慶的領袖們大聲疾呼推行政策，一旦出了重慶市區，便難發生作用。難怪到了1940年底，蔣介石已經感嘆內政問題對國家生存的威脅遠超過外敵日本。他特別提到的三個困難是——徵兵、徵糧納稅，和共產黨。它們都已經超出他的能力範圍之外了。

經濟上，沿海省份的淪陷意味著，中國自19世紀末以來辛苦建設起來的一些單薄工業化成果全部化為泡影。日本迅速占領沿海各省，破壞或掠奪中國的現代工業設施，只有極少部分落後設備被匆促撤往後方，它們經由水路、陸路，甚至以人力獸力拖負的方式搬運，其過程雖可歌可泣，卻混亂不堪，成績有限。在經過日本空軍和陸軍四年處心積慮的摧殘，中國又後繼無援，到珍珠港事變爆發時，中國的生產力恐怕至少已經退步到1890年代的水平，甚或更為落後。簡言之，中國只能從傳統的農業經濟中，拼命擠榨出一些剩餘物資，來和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敵人作戰。最鮮明的對比是，中國當時沒有能力製造一部軍用機動車輛，而日本不但可以製造大量的大砲、坦克和飛機，甚至可以製造八萬噸級的航空母艦，其科技力量與世界任何強國比較都不相上下。

更糟糕的是，中國的農業經濟，和政治情況一模一樣，也是支離破碎。在國民政府匆忙撤離沿海各省時，它把大批的中下層行政幹部留在淪陷區，其結果是，後方各省的各級政府仍然由本地的權勢分子所掌控。明顯的例子是，儘管法幣應該是全國通行的貨幣，但事實上，偽政府幣、日本精心印刷的假法幣、民國前的各種地方錢幣，在許多地方都通行無阻。市場既然如此割裂，難怪囤積居奇、走私、與敵偽通商、販賣鴉片或其他違禁品，都能在地方軍人的保護傘之下公然從事。也正是這樣一個落後的經濟，居然能夠支撐中國的抗戰到珍珠港事變之日。

軍事方面，問題同樣嚴重。從1927年到1928年，南方的北伐軍（蔣介石嫡系隊伍及部分兩廣部隊）運用民族主義高潮，強勢壓倒其他地區的軍閥，逼其輸誠以保全他們在各自原有地盤的統治權。因此，1928年中國達成的所謂「統一」局面，其實是經由討價還價而獲得的。在此後十年的「南京時代」中，蔣介石嫡系軍隊所能控制的領土也只限於長江流域下游，至於其他的廣大地區則仍由各地軍閥操控，而他們與南京的關係又各有不同，有滿足於半獨立狀態的，也有公然叛變的。

蔣介石利用南京十年大大增强了他的軍事實力。他建立了一個小而精的現代化軍隊，進口了大批西方新式武器、兵工廠設備、工業器材，為中國的國防工業建立了一定的基礎。在此過程中，他還在世界市場上物色到一批西方軍事專家，重金禮聘來華。到了1937年，這支中央軍不論在訓練、裝備或是紀律方面，都已經成為中國百年來最優秀的勁旅。雖然這支軍隊在數量上並不能與地方軍隊的總數相比，但它比任何個別的地方軍隊都要強大和善戰。也就是這支軍隊，使得蔣介石在中國的內政外交上贏得主導權，並使他敢在七七事變時決定對日作戰。他的抗日決定在當時只贏得少數地方軍人誠心的支持，大多數地方軍人都寧可持騎牆觀望態度。

然而在戰爭開始後僅僅六到八個月之內，中央軍與地方軍隊的實力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蔣介石決定同時在華北、華東地區（特別是淞滬地區）正面迎敵的結果，是讓他的王牌軍隊遭受嚴重創傷，致中央軍和地方軍的比率又回到1928年以前的情況，國民政府的軍隊不再擁有數量的優勢。有些地方軍由於沒有參加對日作戰，所以武器裝備可能比中央軍更精良。但蔣介石既無實權指揮這些部隊參戰，也無實權把它們精良的武器轉發給戰鬥力強的部隊。在不少地區（如山西、內蒙和西北），地方政權陽奉陰違，表面上效忠國民政府，實際上與日本人達成和平共存的秘密協議。如果重慶政府堅決要求它們抗日，它們不但不會奉令作戰，反而可能倒向日本或偽政權。正因如此，在全國進行對日抗戰的同時，也有不少地區正在進行小型內戰。設若不是蔣介石堅決把抗戰進行到底，可能有更多的地方政權會和日本達成局部和平共存的協議，乃至明目張膽地成立地區性傀儡政權。

毫無疑問，到珍珠港事件發生之時，中國軍隊的實質和七七事變前相比已經完全不同。它在編制上已膨脹到四、五百萬兵員之眾，但盡忠職守的軍官找不到足夠的壯丁入伍，貪污腐化的軍官卻大量吃空缺，致使軍隊的實際人數遠低於編制規定。儘管國民政府有全國性的徵兵法規，但實施則因地而異。地方負責執行的官員，其行為常常被其他因素所左右，比如缺乏戶口調查資料，向權貴家庭示惠或收賄，或者是延續本地歷來的陋規而置法令於不顧。其後果是全國各地的徵兵制度充滿腐敗不公。

一般言之，壯丁在徵集之後，他們悲慘的命運才真正開始。在漫長的路途上徒步跋涉，又經常以繩索捆綁，必須忍受鞭打、飢餓，和其他種種非人待遇。難怪到達營地時只有少數壯丁仍然健康良好，相當一部分半途逃亡，或是死於途中。由於大多數省份控制在地方軍人手中，地方軍人首先要照顧自身的需要，不可能一次達成指標。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一年兩徵甚至三徵，或是向地方官員談條件做交易以取得壯丁。而這樣做更是增加了地方官員貪污枉法的機會，和人民痛苦的程度。

與此同時，國軍的戰鬥力也大幅衰退。軍隊普遍急需整編訓練、補充員額，和更新裝備。連綿不斷的作戰和接踵而至的挫敗，使政府無暇進行有次序的整軍。因此，蔣介石在1937-41年間幾度試圖施行整軍計畫，最後都不了了之。再加上蔣介石所最器重的德國和蘇聯軍事專家又相繼撤離，更使得士兵和下級軍官的訓練及參謀作業受到重大打擊。

武器的補給當然更為困難。在珍珠港事變之前，中國曾經兩次試圖從國外大量進口武器，第一次是1938-39年，中國要求蘇聯裝備20個陸軍師，第二次是1940年宋子文專程赴美，試圖說服英國繼續維持緬甸交通，以保證西方武器可以經過仰光進入中國。但是兩次努力成果都有限。其結果是，1941年中國軍隊的裝備和戰鬥力已經比1937年大為減退，不但缺乏先進武器如飛機、大砲、戰車等，甚至缺乏步槍、機槍和彈藥。

相對於地方軍隊，國民政府的中央軍漸趨劣勢。多次戰敗不但大幅削弱其士兵的戰鬥力，而且嚴重打擊將領的心理狀態和行為作風。在南京時代，中央軍的將領完全是專業軍人，以全副精力投注於訓練和作戰，少有行政職務的羈絆，也無需操心壯丁、武器或補給等後勤事務，因為這些需求完全由南京政府負責安排。

但是他們一旦撤退到內陸省份後，情形立即大為改觀。他們必須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下尋求生存。有時需要圈地求生，或從地方官員手中奪取糧食和稅金。無形之中，他們的心態逐漸由野戰部隊變成占領部隊，生存成為最迫切目的。事實上，他們變成外來統治者。更有進者，由於1939-1940年國外武器來源逐漸切斷，一旦在作戰中喪失武器便無法補充。於是他們的心態便變得愈來愈趨向保守，保存實力成為首要考慮。

中央軍隊在和地方政府、地方市場以及廣大群眾發生直接接觸以後，將領們也愈來愈無法抵抗民間社會生活的誘引，也難以抗拒貪污腐化和貪生怕死的作風。除了一小部分將領仍能保持戰前的紀律和高昂鬥志，或是因為作戰需要而經常調動防地之外（如第5、6、10軍），在一般情形下，只要一支部隊長期在一個固定地點駐紮，就會出現風紀敗壞情況，而且時間愈久，腐化和頹廢的程度愈高（如湯恩伯在河南省）。這一個腐蝕過程最後感染了蔣介石大部分的軍隊。

叁、蔣介石作為中國領袖的真相與幻象

基於以上所述，蔣介石號稱是中國最高領袖，而其領導的政府號稱是中國唯一的政府，都是建立在相當脆弱的事實基礎上的。當時世界各國（除日本以外）之所以無視於這個事實，而寧願和蔣介石的政府打交道，其原因不外有二：第一，他的抗日決心表現得最堅強。第二，在國民政府旗幟下五花八門的軍隊之中，蔣介石嫡系軍隊的凝聚力最堅固。不論是珍珠港事變之前或之後，蔣介石的嫡系將領之中，幾乎無一人倒向日本。許多地方軍人選擇依附國民政府，但他們的忠誠度和抗日決心卻有所不同，有些人甚至認為倒向日本或偽政權最符合他們的利益。在這個複雜的環境中，蔣介石的嫡系部隊雖然只是全中國軍隊的十分之一左右，卻已經足夠支持他自稱是全國領袖的說法，也能說服列強接受他為中國的合法代表來和中國打交道。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和美國一夜之間突然發現彼此已經成為同盟國。猶記得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前，日本曾大膽預言中國的抵抗不出三個月必將瓦解。當時大多數的世界局勢觀察家也不指望中國能夠持久抗戰。作為中國的敵人，日本歷來都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更了解中國在各方面的弱點。但是它的錯誤是見樹不見林，過分低估中國能夠不惜一切犧牲抵抗外侮的民族主義意識和情緒。相反地，當太平洋戰爭危機日益增高時，中國未來的西方盟友卻又只見林而不見樹，過分高估了中國的作戰能力，對中國眾多弱點不夠了解，甚或誤解，以致對中國產生出各種不切實際的期望。

在蔣介石一生事業中，最令人感到諷刺的恐怕是，他過於成功地扮演了中國最高領袖的角色，使許多當代的外國人誤以為真，因而忽略了他權力基礎的薄弱性。所以當他無法兌現他的各種承諾時，外國人便當然認為他是缺乏兌現的意願。換言之，許多外國人不了解蔣介石是沒有足夠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去實現諾言，因而把責任歸諸他的人格缺點，比如缺乏智慧、誠意、遠見、愛國心，甚至普通常識。外國人不免會問，若非如此，蔣介石何以能對明明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建議置之不顧？以此觀之，蔣介石成功地掩飾了自己權力不足的真相，再加上外國人又喜歡先入為主的用西方政治制度化觀念來分析中國事務，兩者結合，引致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結論，而這種結合不但無謂地增加了中美盟友間的摩擦，也導致了不少後世學者的誤判。本書的目的是希望經由以上的觀點，幫助我們更深入的體會，太平洋戰爭期間中美軍事合作關係變得如此錯綜複雜的原因所在。（引自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

書名：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

作者：齊錫生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1年05月13日

　另，關於前述中國用農業支持抗戰，正好看到一篇舊文，可作為補充：

我們可以勸蔣委員長迅速對他的政府的效率，與他的課稅法律進行早已應該進行的改革。……賦稅改革，即便是開始進行，可以達成兩個有用的目的；它可以延緩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正使中國貨幣制度瓦解，同時他也可以作為確有戰後進行改革的民主意圖的誠懇表示，在財政方面說，中國的作戰一直由窮人負担。田賦征實，還是收入最有效的方式。所得稅只收百分之四，它還不適用於一航薪水階級收入百分之九十的生活津貼方面，因此結果薪水階級的人所付全部所得稅只及他們收入萬分之五，中國有錢人支付的戰費只及百分之三。這種關於團結與改革的措施，並非艱艱不可實行……（《聖路易郵報》社論，引自中國抗日戰爭大畫史，頁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