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史學界，有一陣子對宋史特別高舉，這當然是受到了日本「唐宋變革」論的影響。該論點認為安史之亂摧毀了中古中國，而經過晚唐和五代之亂局後，宋朝重新統一了中國，改革了官制，建立了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的典範，將中國帶入了「近世」。宋朝雖然不像漢唐那樣開疆闢土，但也意味著不窮兵黷武，講究文治，工商發達，市井繁榮，許多戲曲都從那時開始發展，不少神明（如媽祖）也產生於宋代。可以說唐朝雖強盛，但胡里胡氣，宋朝才是文質彬彬。而且宋朝還能和遼、金、西夏維持長時間和平，建立了較為平等的東亞國際關係。

這派觀點雖受日本影響，但他們認為日本受唐影響較深，停留在唐風，而中國則進步到了宋型文明，一飲一啄都較唐代進步，宋瓷的精美反映著工藝的高超及審美觀的細緻化，不是五大三粗的唐三彩可以比擬的。

相反的，他們對明代觀點就不那麼好，覺得朱元璋出身不高，所以他的子嗣文化水平也有限。皇帝中沒有宋徽宗這樣有藝術氣質的人，反倒是出了個木匠。萬曆四十年不上朝，嘉靖喜談清詞，東廠錦衣衛橫行，官員動輒受廷杖，風氣奢逸，官僚腐敗，內憂外患，人心離散，無論如何稱不上一個好朝代。王陽明的心學固然是對程朱理學的突破，但衍變為泰州學派後，「人皆可以為堯舜」，乃出現反智現象，「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故有「泰州之後，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

國民黨的官方史觀是貶抑清朝，因為民國取代清朝，此種心情及認知無可厚非，但民間文人（例如高陽）則多有為清朝辯解者，認為清代皇家重視教育，皇帝多進取，康、雍都稱得上明君，即便慈禧也絕非尋常的保守老太婆，在大部份時候，她思想是挺開通，也頗具見識的。清朝雖然有「狹義部落政權」（錢穆語）的一面，但晚清割地賠款，實乃迫不得已，絕不是滿人「慷漢地之慨」，戊戌變法，光緒要真的按照康有為這批人的意見走，那絕對是死路一條。但對民國（特別指國民政府）的擁護者來說，慈禧撲滅變法，乃成了革命的理由，但國民黨的史觀坑坑疤疤的，矛盾之處頗多，例如孫中山崇拜洪秀全，但蔣介石推崇曾國藩，對於奮不顧身的義和團，又諷其愚昧，甲午戰後，讀書人大批留日，同盟會即是在日本發展，辛亥革命與日本關係千絲萬縷，還有人提議要請伊藤博文來中國當宰相。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不僅是中國的榜樣，甚至日本若願取代滿清成為下一個中國王朝，在當時肯定也是有市場的。

所謂有容乃大，不應僅僅是句政治正確的道德口號。忽必烈沒有沿用秦、漢、隋、唐這種封地為國號名的傳統，而取用《易經》典故「大哉乾元」為國號，是一次歷史性的突破。元蒙四等人的劃分，主要出於帝國對於各族群的多元安排，其實唐太宗李世民時，這種雙元帝國已經有了雛型，他以中國皇帝統治漢地，以天可汗號召草原。到了清代，這套政治手法玩得更純熟，才能攏絡蒙古、西藏，使其逐漸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許多制度面的革新，往往要靠外力的刺激，甚至由外人來做，才能擺脫既有利益者的惰性和自私。在清末，許多地方建鐵路遇到阻力，真正有能力阻止鐵路的，可不是什麼愚昧的鄉民，而是地方的豪紳。

近代中國則學習了西方科學，吸收了西方政治制度，乃有今天之成就。這些東西可不是從什麼《永樂大典》裡出來的，甭說《永樂大典》壓根沒這些東西，就算有，也不受明人的重視。這讓人想到歐洲人總喜歡說他們從修道院裡找到了古希臘羅馬的典籍，於是開啟了文藝復興。修道院裡藏著一些舊典籍不假，但歐洲人對古希臘、羅馬的知識，實來自於阿拉伯人，少部份則來自於拜占庭（東羅馬），但當他們知道自己的修道院裡也藏有這些東西時，就自動認祖歸宗——這其實也就是所謂「希臘偽史論」、「西方偽史論」的由來。

今天突然盛行的1644史觀，它的問題不在於錯誤，而是它想架空元、清，憑空想像出一段歷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