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何以不承認方先覺投敵：延安欲借此抬價

既然堅持反駁，也就必然堅持對方的正面宣傳。徐記載： “ 關於方事之宣傳，今午蔣先生複與文伯斟酌文字，文伯似持謹慎，蔣先生以為即發。 ” 張治中字文白， “ 文伯 ” 或為筆誤。張時任軍委會政治部長，有關方先覺的宣傳由張主管。當方先覺降敵消息傳出之際，在方的宣傳問題上張治中持謹慎態度，就是主張留有餘地，蔣則要求 “ 即發 ” ，就是不留餘地。

並無事實根據，卻又毫不妥協地堅持反駁、堅持宣傳，面對蔣的這些反常之舉，一度甚為不解的徐永昌最終識破蔣之用意，徐在日記中做出這樣一個結論： “ 知其仍系不耘求獲之計（何如退而結網）。 ”

只問耕耘不求收穫，是中國傳統的行為準則之一，意思是不論結果如何，但求努力去做。換言之，結果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過程。那麼， “ 不耘求獲 ” 又是什麼意思？這就是說，在徐永昌看來，蔣對方先覺一案的處理方式是將中國這一傳統準則顛倒過來，此即事情是怎樣做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結果。換言之，即使方先覺變節投敵，但概不承認，概予否認。

把問題聯繫起來，當初徐永昌力主緩發方電，其顧慮在於 “ 萬一方等被俘之後有不名譽情事，豈不遺笑於人 ” ，而蔣則底氣十足地宣稱 “ 縱被俘無慮也 ” 。現在，一切都清楚了，蔣所以如此自信，並非基於對方先覺個人特殊的信任，而是基於對自己的處理方式的自信。縱被俘無慮也，表明蔣一開始就設定了這個 “ 不耘求獲之計 ” 。

或許因為方電 “ 來生再見 ” 的誓言所產生的輿論導向作用，方的降敵消息在重慶高層傳開之初，人們的頭一個反應是本能地予以抵制。 8 月 11 日 ，軍法總監何成浚在日記中寫道： “ 倭寇廣播曾捏造方軍長等前後向其投降，似絕不可信。或於倭寇進城後，欲奪路而出，途中受截擊，力竭被俘，亦未可知 …… 果被俘而仍不屈，其忠勇當終為世人所稱道也 ” 。這裏不僅本能地抵制方之降敵傳聞，並且在主觀上為方之被俘設想出一個仍不失為壯烈的過程：奪路而出，力竭被俘。

然而，隨著梁子超關於方先覺降敵條件的傳來，人們的種種猜測被無情地擊碎。 8 月 16 日 ，何成浚在日記中寫道： “ 第三師團長梁子超前日因我空軍轟炸衡陽得間逃出，雲寇軍於本月七日突破我軍防禦工事，攻入衡陽城，方軍長見大事已去派副官長向寇軍提出六項要求 ” 。何評論道： “ 噫！方軍長等苦戰四十餘日，聲名烈烈，雖庸人孺子莫不稱道其忠勇，如堅持到底，以身殉職，則在中國史冊上，張巡之守睢陽不能專美於前也。奈何當最後關頭，以一念之差，由民族英雄一變而為降將軍，留此百世不能洗磨之恥辱，我聞之實不勝太息痛恨之至。 ”

此前，徐永昌所以不贊成反駁，其顧慮在於： “ 方既落彼，若交相口角，敵人不難威逼利誘，使方更為出醜。 ” 此言不幸言中。 8 月 15 日 ，日軍將繳獲的方先覺先前致重慶的電報發表，其中有 “ 職屬最後一兵亦必戰死 ” 等語，收到消息後徐永昌無奈地寫道： “ 敵對我可謂極盡揶榆奚落之能事 ” 。 8 月 17 日 ，徐又記載： “ 今日敵廣播，又大登方先覺發表談話。為敵所弄與龐如出一轍，無聊之極。 ” 這樣，重慶與日軍果然演成 “ 交相口角 ” 。

如此看來，事態的發展脈絡似乎是很清楚的：方電一經發表，在公眾輿論面前，因為與方之間存在著 “ 作育 ” 與被 “ 作育 ” 的關係，蔣的政治名譽便與方捆在一起，一開始蔣便沒有任何退路。當方之降敵消息傳來，不待核實即下令反駁，既是蔣的再次賭博，也是蔣沒有退路的反映。蔣為方辯護，即是蔣對該案的第一次裁決。也就是從此刻起，方之投敵問題被人為地攪混。其實，蔣之反駁並無事實依據，不過是施 “ 不耘求獲之計 ” 而已，故此一歷史爭議的始作俑者，其實並不是方先覺而是蔣介石。

方先覺的歸來與蔣介石的終決

關於方先覺的歸來，據說是 11 月 18 日夜，戴笠派其軍統湖南站特工將方由衡陽救出，先到芷江，再至昆明， 12 月 11 日 飛抵重慶。方之歸來，使這個沉寂一時的事件，再度成為社會輿論和高層人士之間一個話題。對蔣而言，也就到了為該案做一個了結的時候。

從蔣和徐永昌日記看，二人均於 12 月 12 日 即第一時間分別召見了方。公開發表的蔣氏日記關於與方的見面僅兩句話： “ 與之相見匪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 ” 所謂 “ 隔世重逢 ” ，這是特意與 “ 來生再見 ” 相聯繫。蔣知道他的日記是要為後人研讀的，因而故意寫上這些假話，以期將不耘求獲之計施展到底。而徐永昌與方似乎未做深談。

第一時間的召見等於亮出了蔣的態度，從 12 月 13 日 起，重慶輿論掀起新的一輪對方先覺的宣傳活動。 13 日《大公報》發表社論，題為《向方先覺軍長歡呼！》內稱： “ 方軍長打了抗戰以來最艱苦的硬仗，他最後也沒失掉中華軍人的節操，所以我們特別歡呼： ‘ 我們的英雄回來了！我們的抗戰精神回來了！ ’” 社論最後寫有這樣幾句話： “ 語云 ‘ 知恥近乎勇 ’ ，軍人最應知恥。頂天立地漢子一定要臉，方軍長及第十軍的將士們就是知恥有勇的標準軍人。 ” 同日，《大公報》還發表了對方的長篇採訪。記者說： “ 關心方 先生的千萬同胞，都為方先生的脫險歸來而喜躍！ ” 方答： “ 我雖然回來了，但慚愧卻難免；因為我既未成功，又未成仁！ ” 不難發現，方的調子很低。

與此同時，官方也為方舉辦了歡迎活動。 12 月 15 日 ，政治部部長張治中宴請方先覺、孫鳴玉等，餐後並舉辦了一個晚會。數日後徐永昌在日記中寫道： “ 當方歸之二、三日會報時，賀元晉雖提議本會開會歡迎，頌雲目視余，餘無語，蔚文即謂見面慰問慰問。 ” 賀國光字元靖，時任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元晉為筆誤。程潛字頌雲，時任代參謀總長。林蔚此時已調任軍政部次長。這個記載表明，賀國光雖提議歡迎，但程潛和徐永昌均不表態，其實就是腹誹。最後，林蔚的意見被勉強接受。在這裏，全然不見 “ 悲喜交集 ” 或者 “ 隔世重逢 ” 的氣氛，提議者與默認者都是勉強的。

侍從室的唐縱參加了這個歡迎會。唐記載： “ 張部長于政治部歡迎方先覺，餐後餘興。先覺雖被歡迎，但似若不勝其哀戚！ ” 唐縱準確地記載了方之神態與心態。方畢竟是降將，底氣不足，愈被歡迎愈是不勝哀戚。

如同當初宣傳方之最後一電一樣，所謂歡迎同樣是基於政治的需要，無論方先覺哀戚與否，歡迎活動繼續展開。 12 月 20 日，《救國日報》發表題為《方先覺不愧張睢陽》的社論。不僅將方與張巡類比，且稱： “ 夫張巡睢陽之守，不能救唐代之久亂……而方先覺軍長衡陽之守，則功在民族，較之睢陽之守，其功尤大 ” 。社論還說： “ 方軍長功勳高於張巡，但張巡為賊所殺，而方軍長則脫險歸來，或者有人以為不如張巡。其實，在唐時被俘，不降即死。現代戰爭，國際法規定不許殺敵俘虜。日本雖不守國際法規，但崇拜硬漢，故方軍長得以不死。此則時代不同，不足有玷方氏。 ” 如前所述，何成浚早已為張與方分出高下，本文可以不再饒舌。

12 月 30 日 ，重慶各界二百餘人為方召開了一個大規模歡迎會。慰勞總會副會長馬超俊致詞稱：方等 “ 不僅為全國同胞熱愛感佩，全世界的人士至我們的敵人也表示無限的欽敬 ” 。諛詞愈多，愈是廉價。方先覺致答詞稱： “ 苦守衡陽的結果，仍然是將先人千辛萬苦開拓的土地一寸一寸的被敵人占去，我們實在是民族不孝的子孫 ” 。一位被全世界欽敬的人，說出來的話仍然是不勝哀戚。至此，持續大半月的歡迎活動基本結束。

宣傳上的一邊倒並不能封堵人們的私下議論。一位官員當面對徐永昌說：河南戰事不及 20 日， “ 失城數十，而湯恩伯現仍作總司令。 ”“ 方先覺降敵後逃歸，而蔣先生慰問備至，各方開會歡迎。皆屬軍人無恥，政府社會俱以無恥教人。 ” 看來，謊言的重複未必成為真理。

方等返渝後，一方面瀕瀕亮相於各類歡迎活動，另一方面他們還必須履行一道手續，此即向主管部門報告實情。 12 月 16 日 ，徐永昌日記載： “ 方先覺來報告其經過情形 ” 。怎樣的經過情形，徐一字未記。自衡陽失陷以來，徐永昌不厭其煩跟蹤記載了大量有關方的問題。然而，最後當方自己陳述問題時，徐卻乾乾淨淨一字不記。這只能證明一個問題：方證實了其投敵事實。但是，由於蔣的否認，尤其是已經廣泛造成的對方的英雄頌揚，兩難之間徐已不忍下筆了。可以斷定，方果真沒有那些不名譽的行為，徐一定會欣然記錄，徐的回避也是 “ 意至善而良苦 ” 。

繼方之後其他幾位也履行了這道手續。徐記載： “ 前第三師師長周慶祥，第十軍參謀長孫鳴玉來見，述被拘衡陽時情形。周稱日本人甚笨，不如國人能幹，僅能服從而已。 ” 此言出自一位叛將之口，這一回徐永昌按捺不住地寫下一句評語： “ 無行之者能幹何用，周殊 瞆 瞢 ” 。

在舉辦各類歡迎活動的同時，方先覺重任軍職一事被提上議程。所謂歡迎當然是對方的肯定，但此類肯定再多也僅具象徵意義，方之投敵嫌疑能否抹去，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方能否再任軍職。在這裏，方先覺將經受一次實質性檢驗。 12 月 20 日，《掃蕩報》發表社論稱： “ 方將軍等此次脫險，是其餘生，是其再生。以此忠貞英勇餘生再生之軀，他日重綰軍服，再赴沙場，必更能發揚守衡陽的精神。 ” 這是在為方重任軍職造輿論。

不知是巧合還是有意安排，《掃蕩報》社論發表的同一日，重慶統帥部幾位高層人士就方是否再任軍職開會磋商。徐永昌記載： “ 午後會報，辭修對方先覺擬再使任軍長。程頌雲（雲）不可，謂被俘而回在日本仍須處死，歐美諸邦亦決不再起用帶兵。是時鄭廳長即言，數日前于魏特邁耶處會議，一美武官以方先覺與敵軍長官合照之像交之，默無一語。 ” 最後， “ 任職之議遂寢 ” 。

陳誠字辭修，時任軍政部部長。魏特邁耶即魏德邁，時已接替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鄭廳長即軍令部主管情報的第二廳廳長鄭介民。以上記載表明，陳誠主張再任方為軍長，程潛則強烈反對。美軍方面在重慶對方大肆頌揚之際將方與日軍合影照片交出，雖默無一語，但卻明確無誤地反映了美軍對方的反感與抵觸。而鄭介民不早不晚恰於此時將美軍的這一態度抖出，實際上就是表示反對。結果，方的 “ 任職之議遂寢 ” 。

方先覺重任軍職之議被擱置，是基於方曾有過不名譽的行為。而方所以被提請重任軍職，恰恰是為了抹去這個污點。因此，這個就事論事的決議不可能為蔣接受，寢議的決定僅僅維持了數日便被蔣否決。 12 月 24 日 徐永昌記載： “ 蔣 先生已任方先覺為三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十軍軍長 ” 。顯然，蔣的這道命令是越過主管部門徑直下達的。蔣並不與寢議的決定者們磋商說明，因為方的任職理由是不能擺到桌面上來談的。蔣所需要的只是一個結果，在這裏，結果本身就是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