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台協會公布孫逸仙美國國籍，令人想到中國近代造神運動，如何把一個神采飛揚的革命家，形塑成一個呆板的「國父」。共和太難，但用領袖代表民主，則是一件廉價的膺品。

李恭：孫中山崇拜與民國政治文化

原文地址： http://www.xinhai.org/yanjiu/191103389.htm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2008 年 4 月號，總第 73 期

近二十年來，隨著新文化史學的活躍和政治史的復興，符號、形象、儀式、紀念物成為國外政治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對象，近來亦開始為漢語學界關注 1 。作為中國近代民族國家建構史上的重要表徵，民國時期「國父」符號的塑造，是一個自覺、系統、持續的過程，尤其值得考察 2 。本文對此作一大致梳理，以呈現民國時期政治文化的一個獨特面相，並期望引發更深入的批評和研討。

一、形象的物化

1925 年 3 月 12 日 ，「革命尚未成功」之際，國民革命的精神導師和最高領袖孫中山卻先行病逝。 4 月 2 日，遺體移往北京西山碧雲寺暫厝，國民黨人隨即著手在南京為孫中山修建陵墓。對於中山陵的設計，國民黨人有一個基本要求，那就是體現「開放的紀念性」：陵墓既要突出鮮明的紀念性，全面彰顯孫中山的「國父」、「革命導師」形象；又要體現平民精神，兼具遊覽功能，便於遊人參觀、休憩，富有現代公園氣息，表達出時代新氣象，從而作為一個巨型的時代符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新的「中國」的象徵。呂彥直設計的中山陵建築方案，基本貫徹了這一立意。實際建成以後的中山陵，整體結構簡潔，各項建築從南到北、由低到高次第排列，依山勢構成一個開闊的斜面，顯得明朗而宏壯，彷佛一個安坐的巨人，正敞開胸懷歡迎謁陵者的到來。另一方面，中山陵的圖案、色彩和文字襯飾，處處體現樸實莊重之感，在在強調對孫中山及其主義的追念和尊崇，昭示著後來者的責任和義務之所在 3 。真實的孫中山已不復存在，而通過這種物化途徑，孫中山的形象庶幾得以長存。

著手修建中山陵的同時，留守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籌款五十萬元，在廣州修建孫中山紀念堂和紀念圖書館。當時，廣東革命政府財政困窘，但還是積極採取各種措施，比如要求政府職員捐薪、向人民收取呈詞附加費、銷售孫中山紀念章、發動各校學生向全社會勸捐、要求各縣縣長擔任額定募捐任務，等等，千方百計籌措這筆款項 4 。儘管因為時局和經費原因，中山紀念堂未能如期開工，但廣州國民黨當局如此重視這件事，說明它並非尋常建築可比。

內中深意，《廣州民國日報》的一篇社論作出了詳細闡述。社論首先指出興建這類公共建築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 人從來是有共同生活的，在群聚間往往以一種建築物，把那種共同生活表徵出來。舊時 …… 對於家族，對於神教，昔人還有一種公共的建築物，去表現其家族之思想及神教之威力出來，而現在到了國家主義的今日，沒有一種東西所以象徵「國」的，豈不是使人民陷於不知所以團結之危險乎？

既然家族時代的人建祠祀祖，神權時代的人建廟以拜神，「 今日非有國無以生存，然則我們何可不建一紀念國父之祠也 …… 今日非革命不足以圖存，然則我們何可不建廟以紀〔念〕此革命之神也。 」社論作者認為，今日愛戴國父、紀念革命之神，與以往祀祖拜神，道理是一樣的，「 不過今日的熱誠用在更有用的地方罷了。 」因為，「中山先生為中國之元勳，他的自身，已為一個『國』之象徵，為他而建會堂與圖書館，定可把『國』之意義表現無遺。」於是作者大聲呼籲：「 愛你的國父，如像愛你的祖先一樣，崇仰革命之神如像昔日之神一樣，努力把『國』之意義在建築中象徵之出來，努力以昔日建祠廟之熱誠來建今日國父之會堂及圖書館！ 」 5

這篇社論可謂淋漓盡致地闡述了國民黨人的政治文化觀，即公共符號的文化「表徵」或「象徵」功能，在建構政治意識形態和國家認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作為國民革命的精神支柱，孫中山的軀體既已不能複生，於是需要實體性的紀念物來表徵其主義和形象。哪怕是一座孫中山塑像、一個以其命名的建築實體，也可以讓人們心中的記憶和情思得到寄託、得以外現，從而煥發出異樣的熱情和力量。從國民黨人的舉措和言論來看，他們顯然非常明白這一點。

二、主義的獨尊

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經歷了一番思想、組織和人事上的動盪和整合。到 1928 年底，以蔣介石為核心、以南京國民政府為旗幟的國民黨內部已經形成了新一代權威結構，並已取得了全國政權。在這種形勢下，國民黨開始實施「訓政」。 1929 年 3 月，國民黨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正式確立了訓政建設的一系列方針政策。

國民黨訓政方略中尤其值得注意者，是對孫中山「遺教」的獨尊。 1929 年 3 月 21 日，國民黨三大通過兩項決議：（一）「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應根據總理教義，編制過去黨之一切法令、規章，以成一貫系統，毋令反動思想再存留於本黨法令、規章內，以立共信共守之典範，鞏固全黨之團結。」（二）「確定總理所著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及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為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高之根本法。舉凡國家建設之規模，人權、民權之根本原則與分際，政府權力與其組織之綱要，及行使政權之方法，皆須以總理遺教為依歸」 6 。

為何這樣做？國民黨三大對此解釋得非常清楚。孫中山是國民黨的締造者，其「教義」是「全黨建造國家之準繩」，生前即為全黨之依歸，死後亦當為全黨之準則。中華民國完全由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所締造，其「教義」從一開始就是全部努力的指南，因而已經成為 「中華民國所由創造之先天的憲法」，「且應以此為中華民國由訓政時期達於憲政時期根本法之原則」 。因此，自認為有權「代表國民行使政權」的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賦予「總理遺教」正式的法律效力，使之成為全黨全國的「最高根本法」，用它來統一「全黨黨員的言論行動」，和「全國人民之民族生活與國家生存發展」 7 。

南京國民黨當局此舉，意在樹立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同時也有黨內政派鬥爭的複雜背景，以往學者多有論述，此不贅言。僅就一般意義的政治論理而言，此舉顯示了國民黨人在邏輯上的三個特點：一是本本主義，只會搬用孫中山自己的言論，「凡此要義，皆可以總理遺教為之證明」 8 。二是自欺欺人，大言不慚地說全國人民已經「服從」、「擁護」「總理之遺教」，後者「在國民之意識上已有根基，在社會之群力上已有淵泉，在法理之根據上已有普及全國造成統一之效能」 9 。三是權威自命，張口閉口就是「 凡我同志及全國國民，均宜恪守勿渝者也 」 10 ，儼然「朕即國家」。

這種邏輯，不用說在公共生活領域難以通行，即使就政黨政治本身而論，也與二十世紀以降的民主化潮流不相吻合，因而難以行通。已有研究表明，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長期存在多個「主義」：戴（季陶） ─ 蔣（介石）記三民主義、汪（精衛）記三民主義、胡（漢民）記三民主義、孫（科）記三民主義，以及鄧演達的三民主義等 11 。黨內既已如此，黨外自不必提。就在國民黨三大剛剛開完不久，自由主義旗手胡適即發表文章，尖銳抨擊國民黨獨尊所謂「總理遺教」的做法：「 我們當日批評孔孟，彈劾程朱，反對孔教，否認上帝，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門戶，解放中國的思想，提倡懷疑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而已 」，但現在卻是一個「 絕對專制的局面，思想言論完全失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 」，「不能不說國民黨是反動的」 12 。

獨尊「總理遺教」的另一個後果，是國民黨的政治理念、綱領變得僵化，妨礙了它隨著時勢變化而發展。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地方自治，並不能囊括孫中山思想的全部精華。再者，孫中山的思想固然博大精深，但並非至善至美的現成治國方案。一個「革命之後」的執政黨，其政治綱領貴在能夠不斷創新，積極適應時代趨勢，努力引領社會變革潮流。國民黨當局卻反其道而行之，欲以僵化的政治理念來規制不斷變化的社會歷史潮流。由此可見，國民黨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創造性已現貧乏跡象。其後果是甚麽？即胡適在 1929 年指出的 13 ：

現在國民黨之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為政治上的設施不能滿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卻是因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乾燈草盡之時。

三、符號的聖化

南京國民黨當局獨尊「總理遺教」的同時，也著力將「總理」這一符號加以神聖化。 1929 年孫中山「奉安大典」期間國民黨當局的宣傳基調，集中體現了這一點 14 。

早在 1929 年 1 月 17 日，國民黨中常會就通過了關於「總理奉安」的宣傳方案，具體包括六項子計劃：（一）總理安葬日紀念辦法；（二）全國舉行總理安葬日紀念大會宣傳計劃；（三）沿途各地迎櫬紀念大會宣傳計劃；（四）南京迎櫬紀念大會宣傳計劃；（五）北平送櫬紀念大會宣傳計劃；（六）迎櫬宣傳列車計劃 15 。隨後，國民黨中央制定了統一的宣傳要點、宣傳大綱、宣傳標語、口號、傳單、文告、詞曲，以指導、規範各地各處的宣傳活動。所有這些要點、大綱、標語、口號，都極力將孫中山塑造為融會古今中外文明精華、指引中國和世界人類拯救之途、至高無上至大無私的現代救世主。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制定的宣傳大綱，試圖為孫中山作出蓋棺定論：

本党總理孫中山先生是中國國民革命的導師、中華民國的創造者、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 …… 其一生救國救民之偉大的革命事業，實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 古今中外之偉人中，如總理者誠絕無而僅有也。 …… 總理之肉體雖死，而總理之精神人格與革命主義，將必永遠如日月之明，朗照著我民族國家及世界人類大同幸福之前途。

宣傳標語、宣傳口號中也有類似表達： 「總理是艱苦卓絕崇高偉大的革命導師！」「總理是三民主義的創造者、中華民國的創造者！」「總理是中華民族的救星、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總理是中華民國的國父！ 」 16

應該說，上述論調並不是國民黨一時心血來潮的產物。 1925 年 3 月孫中山逝世之後，在北京舉行的大規模追悼活動中，就出現了許多類似的評價語言。國民黨人光明甫輓聯云 17 ：

行似伯夷，貌似仲尼，公足當之，惟建樹不同，晚季矜管樂才，實於中國仁聖賢人中，獨具一格；近如列寧，遠如盛頓，世無健者，則先覺誰屬，匹夫行湯武事，置之大地革命歷史上，各有千秋。

這個評價還算比較客觀。京師公立第一女子中學輓聯云：「 …… 革命若湯武，揖讓若堯舜，悲憫若孔孟，救世捨身若耶佛 …… 」前革命黨人楊銓輓聯云： 「 …… 視孔仲尼馬克思盧梭皆如無物； …… 合朱元璋華盛頓列寧而為一人 。」 18 這樣的評價，就有抬高乃至神化的傾向了。「奉安」期間的宣傳話語，正是對此前已有的評價進行有選擇的綜合與提煉，進而形成一個絕無僅有的巨型政治符號。

當然，南京國民黨當局著意彰顯一個至大、至德、至聖的「總理」符號，並不僅僅是為了讓孫中山本人永垂不朽。他們更希望借助這一神聖符號，來凝聚中國人的民族國家認同，增進新生的「黨治」國家權威。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制定的前述宣傳要點和宣傳大綱，就明確表達了這一立意。宣傳要點和宣傳大綱一方面努力彰顯孫中山的崇高和偉大，另一方面也極力強調國民黨對孫中山開創的「道統」的承接，以及自己在當前和今後的不容置疑的權威地位：「承繼總理的遺志、實現總理的主義、完成總理的事業，自應由總理所手創之本党領導民眾共同奮鬥」，「 總理已逝，則確能保障與繼續實行總理之一切遺志遺教者，唯有總理所手創所託付之本黨，為能擔負此大任。 …… 故凡我國民，務須矢勤矢勇，必敬必忠，一致團結於三民主義之下，以總理之精神為精神，以總理之思想為思想，始終堅決的擁護本黨、贊助本黨。 」 19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修改黨章，黨內設總裁，代行「總理」之職權 20 ，並推舉蔣介石為國民黨總裁，明確提出他「是三民主義和總理遺教的唯一的正統的繼承者」 21 ，要求人們「像歐洲殉教徒一樣」來「服從總裁」 22 。問題在於，以「總理」忠實繼承者自居，挾「總理」餘威而號令國民，如此權威自命的姿態和做法，是否能夠收到國民黨人預期的效果？顯然值得懷疑。

四、儀式的推展

在國民黨人的控導下，紀念孫中山的活動逐漸演變為制度化的准宗教儀式，與精神偶像的塑造和集體信仰的整合緊密結合起來，被用於加強國民黨陣營內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服務於集權統一的黨治國家的建構。

（一）總理紀念周

早在 1925 年 3 月 31 日，國民黨在京中央執行委員召開全體會議，通過了接受總理遺囑的議案，並訓令全黨，以後每逢開會，應先由主席恭誦總理遺囑，全場起立肅聽 23 。 1925 年 5 月，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再次訓令全黨，重申前述恭讀總理遺囑儀式 24 。

1925 年 4 月，「為灌輸大元帥主義精神於各官兵頭腦中永久勿忘起見」，建國粵軍總部制定七條「總理紀念周條例」，要求所屬各部於每週一上午十時舉行總理紀念周，具體程序如下：向孫中山像行三鞠躬禮，默念三分鐘，各官兵同時宣讀孫中山遺囑，官兵長演說孫中山的主義及革命歷史。「 對於本條例如有陽奉陰遺（違）等行為，一經查覺或舉發，除將其應負責之官長撤差外，並另予分別議處。 」 25 上述規定並非具文。到 1925 年 5 月 15 日，粵軍總部的紀念周已經舉行至第三次，儀式由粵軍總司令許崇智親自主持，並請順道而來的汪精衛發表演講 26 。這是國民黨陣營中最早的制度化的總理紀念儀式。

1926 年 1 月，國民黨「二大」正式通過如下決議：海內外各級党部會議場所應懸掛總理遺像，凡集會開會之前應宣讀總理遺囑，海內外各級黨部及國民政府所屬各機關、各軍隊均應於每星期舉行紀念週一次 27 。隨後，國民黨中央又制定了《總理紀念周條例》八條，要求國民黨各級黨部、國民政府所屬各機關、各軍隊，由各級党部常務委員或各該地最高長官主持，每週舉行一次總理紀念周儀式 （程序大略同前） ，以「 永久紀念總理，且使同志皆受總理為全民奮鬥而犧牲之精神，與智仁勇之人格所感召，以繼續努力，貫徹主義 」；「 （黨員）不得無故連續缺席至三次以上，違者分別處罪 」；「對於紀念周執行不力或有陽奉陰違等情事者，一經查覺或舉報，將其應負責之常務委員或長官撤差外，仍另予分別議處。」 28

這些決議和條例，正式確立了總理紀念周儀式在國民黨體制內的法定地位。隨著國民黨逐漸掌握全國政權，這一儀式在全國推廣開來，取得了國教儀式般的地位，不僅頻繁出現於政治生活領域，還逐漸影響到社會生活領域。直到 1947 年 4 月，南京政權「行憲」之際，國民黨中央才決定，各機關團體停止舉行總理紀念周，免讀國父遺囑，不懸掛黨旗 29 。

（二）謁陵紀念

國民黨人從一開始就決定把中山陵建成一個開放的儀式空間。陵墓圖案徵求條例中規定，祭堂前必須有「可立五萬人之空地」 30 ，以便舉行祭禮。 1929 年 6 月 1 日孫中山正式安葬， 6 月 2 日起陵墓開放三天，一時遊人如織，途為之塞 31 。 1929 年 9 月，陵園管理當局 ── 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頒佈《謁陵規則》，規定中山陵祭堂每天都對遊人開放 32 。據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警衛處不完全的統計，從 1929 年 9 月到 1931 年 5 月，謁陵者即有 33.5 萬人，最多的月份達 67,000 人，最少的也有 2,000 人 33 。 1932 年謁陵者 6.5 萬人， 1933 年 11.5 萬人， 1934 年 19.7 萬人， 1935 年 24.9 萬人， 1936 年 16.4 萬人 34 。

眾多謁陵者中，既不乏自發的、零星的遊人，更常見的是有組織的謁陵隊伍。孫中山正式安葬的第二天，蔣介石、胡漢民、戴季陶、于右任等要人就前往謁陵，在祭堂行禮 35 。此後，國民黨當局借助組織途徑，圍繞中山陵持續展開了一系列近乎儀式化的行為。每年元旦、國慶日、孫中山忌辰紀念日、孫中山奉安紀念日、孫中山誕辰紀念日，國民黨中央當局往往在中山陵舉行大型紀念典禮，集體參謁陵墓，國民黨中央執行和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各特任官、在京各機關文官簡任、武官上校以上官員都必須出席。特別是孫中山誕辰日、忌辰日和奉安紀念日，全國各地、各機關還要組織類似的紀念活動，少則幾十上百人，多則成千上萬人，近乎於宗教儀式。此外，國民黨中央召開重要會議期間，或者遇上重大的臨時事件，中央當局也要組織集體謁陵活動。各級黨政軍警機關、社會團體、學校，包括一些外地的組織，往往在其活動計劃中安排集體謁陵項目。顯然，國民黨人想通過持續而大規模的謁陵紀念活動，使國人不斷重溫「總理」／「國父」的追求和期望，由此凝聚整個國家當前和今後的記憶和認同。

五、實至名歸

在國民黨當局主導和全方位推動下，到 1930 年代中期，「國父」形象已經實際建構起來；但「國父」名分的正式確立，卻要到抗戰期間。

早在 1925 年孫中山逝世後各地的悼念活動中，「國父」稱呼即被廣泛使用。 1925 年 3 月 21 日，胡漢民等留粵國民黨要人聯名發佈宣言：「 今孫大元帥不幸薨逝，漢民等痛喪國父 …… 」 36 《廣州民國日報》 1925 年 3 月 31 日社論中多次稱孫中山為「國父」，該報刊登的文章標題中也使用「國父」一詞 37 。 1925 年 4 月廣州舉行追悼大會，國民黨當局的祭文稱：「 …… 先生死而民國喪其國父，吾党亡其導師，世界弱小民族失其救星。 」 38 各界輓聯更是廣泛使用「國父」一詞。北京《民國週報》輓聯云：「 國父云亡 …… 」上海華東公學追悼大會輓聯云：「 …… 四百兆人民同悼國父 …… 」江蘇吳江縣震澤稅務所所長崔蔭芳輓聯云：「 …… 未竟全功亡國父 …… 」江蘇無錫追悼大會，共產黨人秦邦憲輓聯亦提及「 追悼國父 」；江西贛縣茅店商界輓聯云：「 …… 皇天奪我國父，人群失了導師 …… 」南洋麻厘吧阪中華會館學校輓聯云：「 …… 薄海悲號哭國父 …… 」華僑黃元標輓聯云：「 偉哉孫公， …… 惟華盛頓共享英名；嗚呼國父， …… 與俄列寧同芳史冊 」 39 。可見國人已明確將孫中山與華盛頓、列寧相提並論，並譽之為中國「國父」。不過，該詞此時尚為民間用語。即如胡漢民等人宣言中所言「國父」，亦不具備正規名稱的性質。

1929 年孫中山正式安葬期間，國民黨當局的正式文書中除了使用「總理」稱呼，亦出現了「國父」一詞，如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制定的宣傳標語「總理是中華民國的國父！」正式祭奠文書中使用得更頻繁。 1929 年 5 月 26 日，孫中山靈櫬從北京西山碧雲寺起靈南運，南京當局特派迎櫬專員林森等作〈奉移文〉雲：「 …… 維國父之棄世兮，忽忽乎逾四 …… 」〈啟靈告辭〉云：「 …… 於穆國父，功侔湯武 …… 」。靈櫬抵達南京後停靈公祭三天，國民黨〈中央黨部祭文〉提到「 國之父，人之師 」，〈國民政府誄文〉云：「 …… 弘惟總理兮，先覺先知；民國之國父兮，人類之導師 …… 」國民政府考試院祭文三次提到「國父」，〈監察院誄文〉云：「 …… 國父殂喪，海咽山崩 …… 」 40 。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製作、發給各地於奉安期間使用的輓歌，歌詞中不使用「總理」，而使用了「國父」稱呼。可見，孫中山的「國父」頭銜已得到事實上的承認，只是未經正式行文確認而已。

「國父」名分的正式確立是在抗戰期間。 1939 年 11 月，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在陪都重慶召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領銜提議： 「請中央通令各省市，此後應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以表崇敬。 」 41 這一動議的提出背景比較複雜，其中既有國民黨人對孫中山的崇仰之情，也有藉此凝聚國人認同、激勵抗戰士氣的現實考慮，還有汪精衛集團打著「實現國父遺志」旗號另立漢奸政權、混淆視聽的特殊形勢。 1940 年 3 月，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正式通過林森等人在六中全會提出的議案 42 。 1940 年 4 月 1 日，國民政府正式發佈訓令 43 ：

案奉中央執行委員會 …… 函開：本党總理孫先生，倡導國民革命，手創中華民國，更新政體，永奠邦基，謀世界之大同，求國際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萬世。凡我國民，報本追遠，宜表尊崇。茲經本會常務委員會第 143 次會議一致決議，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在案。相應錄案函達，即希查照，通令全國一體遵行。 …… 合行令仰遵照，並轉飭所屬一體遵照。

至此，孫中山的「國父」名分正式確立，並逐漸在各種正式場合和官方出版物中使用開來。

六、被褻瀆的「國父」

（續） http://blog.udn.com/batul/5309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