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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何以不承認方先覺投敵：延安欲借此抬價

蔣介石兩度為投日降將方先覺授勳。其所作所為並非出於對方個人的特殊偏愛，實際上是在進行一場政治賭博。在方先覺案與政治發生牽扯的狀態下，問題本身被異化了，這種異化的產生及其過程，相當典型地體現了民國政治某些詭秘的運行規則。

1944年4月至12月，侵華日軍在中國戰場發動了最後的戰略進攻，此即一號作戰。在一號作戰全部過程中，日軍所遇到的最為頑強的抵抗是在衡陽。時任第十軍軍長的方先覺固守該城40餘日，在中美空軍的配合下，曾重創日軍，創造了抗戰後期最為著名的一次守城戰例。然而，在援軍遲遲不至、日軍最後突入衡陽的生死關頭，方先覺又率部投敵，成為一號作戰全部過程中投降日軍的最高將領。方氏集英雄與降將於一身，反差甚為懸殊。

然而，由方先覺所引起的歷史爭議並不在於其功過如何評價，而是集中在他到底是否變節投敵。對此，臺灣的相關著述基本否認，而大陸方面則相反，多予以肯定。就筆者所見，雙方的基本論據大都是衡陽之役參加者後來的證詞，由於大陸和臺灣政治環境不同，證詞自然也不同，所以形成各有其據、各持其論的狀態。然而，因雙方都沒有提出原始證據，彼此的立論依據均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其實，該案所以是非莫辨，很大程度上是由蔣介石當年的裁決所造成。

衡陽之役與中國政治

日軍一號作戰的戰略意圖是打通平漢與粵漢兩條鐵路線。經過河南戰役平漢路基本打通，接下來日軍迅即發起湖南戰役，以期打通粵漢路。6月18日長沙失守，戰局的下一個焦點集中到湘南衡陽。衡陽為粵漢與湘桂兩條鐵路的交匯點，能否阻止日軍打通粵漢路並阻止其進犯廣西，取決於能否固守衡陽。至此，衡陽之役的戰略意義驟然形成。

方先覺部於6月初進駐衡陽，所轄雖有四個師的番號，但因嚴重缺員，總兵力僅約1.7萬人。衡陽之役於6月22日展開，鑒於長沙之敗，最初，重慶統帥部對於守軍並無信心。6月23日，軍法總監何成浚記載：午後出席各部會報，“軍令部報告戰爭情況，衡陽業已在倭寇嚴重威脅下，守軍力量甚低劣，敵人不攻則已，否則與長沙必無二致”。事後看，軍令部的評估不免過低，方先覺頂住了日軍的猛攻，將戰局支撐下來。

任何戰役，愈是具有戰略意義便愈是具有政治意義，其政治的牽扯面愈是廣泛。衡陽戰役正是如此，是役展開之後不久，不可避免地與一系列政治問題牽扯起來。

由於國民黨軍一再潰敗，美國對蔣失去信心，7月7日羅斯福提出將中國軍隊交史迪威指揮。對此，蔣在當天日記中寫道：“余於此不外拒絕、接受與緩和之三種方針，以為應付之道，後來決心以緩和處之。”次日，蔣複電羅斯福表示此事要有一個準備時期。同日，蔣又致電華萊士副總統，稱中國戰局“並未有如閣下在各地所得報告之危險與絕望之程度，此當能以今後事實之表現證明之”。把兩電聯繫起來，此可見蔣的緩和之計。

史迪威指揮權既然因戰局危機而提出，蔣當然明白，此事能否緩和並不取決於玩弄文字遊戲，而是取決於戰局能否緩和。所謂緩和就是拖延，力求在戰場上有所收穫，待戰局穩定之後，再來就史迪威問題具體磋商，從而求得一個有利的結果。為此，蔣明確向美方開出支票：當能以今後事實之表現證明之。那麼，這個“證明” 具體體現在哪里？顯然，由於中國戰場的作戰中心集中在衡陽，因此史迪威問題能否緩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衡陽之役的勝負。

在這樣的背景下，蔣不斷加強對衡陽的作戰指導。7月20日蔣在日記中寫道：如果援軍“進取得手，則衡陽當可轉敗為勝。軍事憂惶，未足言危，而對美外交之頹勢，實為精神上最大之打擊，但果能邀天之福，軍事獲勝，則外交危機，亦可轉安”。在這裏，蔣明確地把衡陽之役與對美外交聯繫起來。

衡陽之役與中國政治的另一牽扯，形式上與史迪威問題具有很大的區別，它並不明確地擺在蔣的面前，但又是一個堅實的存在，此即國共談判的進程與走向。一號作戰於4月發動，而國共談判則於5月舉行，兩個過程基本上同步展開。由於這個特點的存在，國民黨軍在各個作戰環節的勝負，事實上直接影響國共談判的進程。

抗戰開始以來，國共談判向以雙邊關係為基本內容。5月底，隨著湯恩伯部在河南戰役的潰敗，中共頭一回突破舊有框架，首次向對方提出全國性政治要求：“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6月5日，兩黨代表在重慶互換談判提案，此後，雙方均未就對方提案做出答復。何時做答、怎樣做答，實際上取決於衡陽之役的結果。

顯然，無論從軍事上還是政治上，衡陽之役均構成了一號作戰全部過程中的一個中心環節。7月25日，自稱基督徒的蔣介石祈禱立誓：“願主賜我衡陽戰事勝利，當在南嶽頂峰，建立大鐵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許下如此大願，反映了是役對蔣的重要性。

8月2日，美方晉升史迪威上將軍銜，此舉顯然是為其接掌中國軍隊指揮權所做的一項安排。當日，蔣一面致電史迪威表示祝賀，一面則致電方先覺，強調：“此次衡陽得失，實為國家存亡所關，決非普通之成敗可比。”當然，“決非普通之成敗”真正的含義，方先覺不可能弄懂。為激勵士氣，7月24日與8月4日，蔣先後向葛先才、周慶祥兩位師長頒發青天白日勳章。儘管蔣用盡了一切可能的辦法，但衡陽仍於8月8日陷落。得知衡陽失守的消息，美方與中共迅速做出反應。

如前所述，史迪威指揮權提出之初，蔣制訂了一個緩和之策，並保證“當能以今後事實之表現證明之”。隨著衡陽的陷落，美國人從蔣那裏得到一個相反的“證明”，為此，史迪威問題已不可能緩和。8月10日，羅斯福再度致電蔣：“中國戰場形勢危急，關於史迪威之事需要立即行動，否則將為太遲。”所謂立即行動，也就是不再給蔣留出緩和的餘地。9月16日史迪威致函宋子文，稱“湖南的失敗，導致有組織的抵抗瓦解”；並分析說，蔣介石“必須任命一全面性之統帥，自然最好以華人充任。他是否有此一人？無！故必須找一外國人。” 自此，美蔣關係日趨緊張。

衡陽失守對國共關係也產生了影響。此前，國共關係的走向並不明朗，兩党於6月初互換談判提案之後雙方均未做答。隨著是役的結束，雙方隨即互換答復。8月10日，國民黨代表王世傑致函中共代表林伯渠，稱中共關於民主政治的要求內容抽象，予以拒絕。8月12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衡陽失守後國民黨將如何》，標題為毛澤東擬定。其中，毛還親筆加寫一句話：“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政治。”顯然，毛的著眼點是將衡陽失守與政治改革聯繫起來。

社論發表當日毛澤東指示林伯渠：“衡陽失守，敵後抗戰地位更形重要，我軍四十七萬須要求政府全部承認，不要談五軍十六師了。”敵後抗戰地位指中共地位，中共地位因衡陽失守而更形重要，這就是說，衡陽之役在相當程度上推動了國共地位互為消長。五軍十六師是中共原提條件之一，既然中共地位已經改變，該項條件亦隨之改變。不過，毛澤東對問題的考慮並非僅止於此。8月17日，也就是衡陽失守第十天，毛提出了聯合政府的構想，爾後由林伯渠在重慶公開提出。自此，國共談判的性質發生根本改變。

既然衡陽之役與政治局勢直接相關，那麼，作為是役主將，方先覺投敵與否也就不是孤立的個人行為，同樣，也是一個與政治、尤其是與蔣介石的政治利益直接掛鈎的問題。

衡陽戰敗已經對蔣構成嚴重的政治衝擊。問題在於，戰敗之後如果主將降敵，肯定是一個重大的政治醜聞，從而對蔣構成雙重的政治衝擊。這種雙重衝擊一旦形成，後果將是災難性的。它將造成蔣在美國與中共面前無地自容，其交涉談判地位進一步削弱，加劇其內外交困的處境。

把問題歸納起來，方先覺投敵與否既然不是孤立的個人行為，而是與蔣的政治利益聯繫起來，那麼，蔣必然置方案於全盤考慮之中，以政治的需要予以裁決。

方先覺投敵之事實

8月7日日軍突入衡陽。關於衡陽城內最後發生的情況，臺灣方面的相關著作這樣記載：“城陷之後，方先覺軍長感公（指蔣介石――引者）激勵，猶複率部與敵劇烈巷戰，直至力盡，自戕不及，為敵所俘。”此外還有較詳細的記載： 8月8日晨，“方軍長認為戰事已瀕絕望關頭，乃舉手槍自戕，為輜重團長李綬光、副官王洪澤奮起擊落於地。槍雖鳴，而彈虛出。敵兵已適時掩至。方軍長及幾位師長、參謀長與高級將領均被劫持，求死不得”。

以上記載，重點都是強調自戕不及、為敵所俘。其實，方先覺是否自戕，並不能說明他是否投敵，將重點放在自戕，實際上是對問題的誤導。判斷方先覺投敵與否的標準應是方是否提出投敵條件。

據白天霖記載，方於被俘之後向日軍提出三項要求：（1）證生存官兵安全，並讓他們休息；（2）收容傷患予以治療，並鄭重埋葬陣亡官兵；（3）守城官兵絕不離開衡陽城。這個記載有兩個要點，首先，三項要求提出於被俘之後而不是之前；其次，所有要求僅限於參戰官兵的榮譽與利益，並不涉及任何政治條件。這兩個要點如果成立，那麼，可以認為這不是一個投降條件。不過，日方史籍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記載。據載：8月7日傍晚，日軍“發現守軍陣地豎起白旗”，晚9點後，“守軍部隊就接連放下武器”，當晚，第十軍參謀長孫鳴玉與日方接洽停火事宜，8日晨，方先覺與日軍簽署了停火協議。這個記載也有兩個要點：第一，守軍陣地豎起白旗，這一點與當時其他渠道的消息是一致的（本文後面將涉及）；第二，先豎白旗後求停火。日方的記載至少可以說明一個問題：白旗之下的停火協議肯定不是一個光榮的協議。但因日方對這個停火協議的具體內容秘而不宣，方先覺投敵問題仍不能據以證實。

參與了全部過程的饒少偉提供了證言。饒說，8月7日傍晚，方先覺召集四個師長商討最後的行動方案。方說：“不是我們對不起國家，而是國家對不起我們；不是我們不要國家，而是國家不要我們！”爾後，方指示孫鳴玉擬出七項投降條件，大意：（1）要求保留第十軍建制；（2）要求日軍進城不殺害俘虜；（3）要求日軍對受傷官兵給以人道待遇；（4）要求日軍立即停火；（5）要求日軍派飛機送方先覺到南京見汪精衛。另兩條饒已不能記憶。8月8日，日軍接受方部投降，但拒絕其條件，方最終接受無條件投降。[18]

方先覺由有條件變為無條件投降，形式上略有區別，然其性質並無區別，都是投降。問題的核心在於，方提出了將其送往南京見汪精衛的要求，而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講，這都是一個明確無誤的政治變節行為。

接下來的問題是，饒少偉的這個證詞是否可信？數十年來，方先覺一案所以眾說紛紜、真假莫辨，說到底，就是沒有人找到這份投降條件的原始記錄。其實，方的這份投降條件，重慶統帥部於衡陽失陷一周之後即已掌握。

8月15日，軍令部長徐永昌在日記中記載：“據逃出之梁團長子超在連絡站電話，圍攻衡陽之敵於七日突破三個缺口竄入城內，方軍長派其副官處長向敵提出六項要求與敵接洽。其要旨如次：1.不解除武裝，不分割建制；2.指定地點集中訓練；3.受傷害官兵不得殺害；4.送往南京；5.保障生命安全；6.眷屬送安全地點。而結果被敵所騙，均未接受。將副師長以下幹部充工頭，掃除街道。遇我飛機轟炸逃亡甚多。”

梁子超的報告及徐永昌的記載，是目前所見方先覺投敵條件較為原始的記錄。這個記錄證實了兩個問題：首先，方之條件提出於8月7日城陷之前；其次，其中確有“送往南京”一條。前者足以證實方提出了投降條件，後者足以證實方之政治變節。梁子超的六條與饒少偉的五條，文字有出入，但內容基本相符。將二者聯繫對照起來，方先覺投敵變節問題可以做出肯定的結論。

8月8日降敵之後，8月9日方先覺接受了日本記者的採訪。記者問：無條件投降後，現在心境如何？方答：過去對日軍兵力評價過小，而恃鞏固之陣地與駐渝美空軍之協力，從事抗戰，但結果終為日本軍隊神力所挫。採訪中方先覺還表達了與汪精衛見面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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