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聯合報4月3日的：新聞眼／標籤化邊緣人、病患 徒增社會恐慌

(http://udn.com/news/story/9676/1605535)，評論所言，責怪政府作為失當，但是，這樣的評論沒辦法解決「精障人士的待遇」與「社會大眾的不安」問題。

其實，我覺得最奇怪的事情是：搖搖哥的監護人呢？他的家人該負起的責任呢？

這才是最該追究的吧？不管是是堪憐的無力照養，還是惡質的棄養，總該把問題的源頭探清楚。責怪政府施為，非常的廉價，通常也不必付甚麼責任，可惜的是，根本沒辦法解決這類現象，如果我是記者或主編，應該要以公器告訴社會大眾的是：法律對這類人的處置方式是否得當，以鞭策民意代表修法；家中有精神障礙的成員，家人有甚麼資源可以借助？訪問身處第一線的精神科醫護人員，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讓大家了解政府還能做甚麼？這才是能解決問題的公共評論吧？

當然，家有精障的家庭我們同情，但我每天都要面對7個過動、妥瑞、亞斯、情障的14歲國中男生，累歸累，因為不放棄，他們的脫序行為已經有改善。所以我認為，若資源足夠，肯花心力，而且，絕不放棄，家庭才是解決精障人士的最佳場所，因為如果連家人都沒有愛來處理自己的家人，又怎麼能奢望其他人付出愛心處理呢？

該要求搖搖哥的家人負起責任了！如果沒有家人，政府強制他就醫，負起法律上的責任，又有甚麼錯呢？畢竟他是沒有辦法控制自己作為的精神耗弱者。如果擔心就醫環境不佳，那麼該檢討的是該如何提供精障者一個合宜的環境。捨此兩項不探察，一直檢討政府權力與個人人權的衝突，於事無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