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開年似乎不是很好，春意未至，殺氣卻是很重，三月的馬航，四月的”歲月”號，不經意間大概就奪走了數白條鮮活的生命。也許是因為網絡發達，或又是新聞報道頻繁，如今無論何時何地發生大的災難，總是覺得離自己很近。然而，畢竟不是親身經歷，但凡有些感觸，有些唏噓，災難中的所以然，是很難去理解的。但往往人們透過災難，常常能看到自己的影子，了解自己的脆弱，才會更加的珍惜時間和生命。

2003年的非典爆發，或許是我經歷的唯一一次大的災難，讓我至今記憶猶新。瘟疫不比地震，海嘯那般，來去匆匆。瘟疫的爆發，往往不給你一個痛快，卻常常要讓你在時間和等待裏受折磨，受恐懼。 03年也是一個多事之秋，2月份香港，廣東已傳出SARS的消息時，我還在河北廊坊讀書，那時候信息傳播不比現在，在北京徹底爆發疫情之前，我和我的室友們都並不了解也不是很關心外邊發生了什麽，以為只是類似春季流感一般的東西給世人造成了一些恐慌和疑惑，最多是厲害些的流感罷了，而四月份最大的新聞， 莫過於張國榮的跳樓自殺。

直到4月下旬的一天，大概是20號左右吧，學校裏召集大家開會，告訴大家不要太緊張，不會有什麽危險雲雲，我才意識到這所謂的非典或許是個很大的問題，但也沒有什麽直觀的印象。 下午放學回宿舍時，卻陡然發現校園裏的學生們大多帶上了白口罩，而空氣裏也彌漫著醋味。以往只有周末才往北京城發車的班車已經集合到了廣場上，陸陸續續的將學生接出大學城。即使是這樣，我依然沒有對空氣中的恐懼反應過來。 到了傍晚6點鐘左右，讓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情況發生了：我的三個經常要熬夜包網吧的室友們居然回到宿舍了，以往這個時候，是他們夜生活剛剛開始的時刻。一問才知道，原來是網吧關門了，小賣部也關門了，而他們帶回來的訊息是，據傳言說我們大學城裏已經查出來被感染的學生，晚上9點半左右當局就會來封城了。於是乎，大家開始整個宿舍樓上下亂竄，詢問究竟怎麽回事，才發現已經明白過來的同學早已打電話給他們的家長，準備連夜離開廊坊。果然，大概到了晚上7,8點鐘的時候，從樓上往樓下看去，校園裏全是黑壓壓的一排排黑色的小轎車，全部是來接學生的。現在想起來，當時那個場景，真是讓人能看出中國經濟增長的效果和前景來。

我們宿舍一共有5個人，兩個朋友分別來自江蘇和浙江，其中一位的父親是江蘇某個局的領導，直接從天津的同事那裏派了輛車，當晚就將他和浙江的同學一起接出城了，剩下了我和來自北京與青島的哥們獨自在宿舍過夜。那天晚上甚是熱鬧，常有人敲門來問長問短，打聽情況，一會說是對面宿舍擡出一個病倒的，一會說是隔壁學校好幾批被感染了，總之是沒個準信，和如今微信微博的效果一樣，總之聽風便是雨吧。城倒是沒見人來封，宿舍管理員倒是上來好幾次給大家量體溫，弄的我心裏滲著慌。於是便和家裏打電話，卻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麽，說來說去就是不要擔心，明天一大早想辦法去北京雲雲，而且應該是由於當晚打電話的人太多，經常打了一半就斷掉，或者根本手機根本打不出去。 當時居然還鼓起勇氣給暗戀的女孩打了給長途，發現她也蠻關心我，甚是欣慰，卻忘了問她是否有男朋友了，現在想想，當晚的場景和對話，不是青澀兩字可以形容的了的。

無論如何，好容易熬到了第二天早晨，北京哥們的父母開車來接了，於是把我一起捎上。剛出廊坊不久，就聽說前面京津唐高速已經開始堵車，很難通行，這也是我第一次聽說高速公路堵車的情況，於是又改道從地方上村子裏的小路繞道而行，花了一些功夫才開回北京城裏。

北京市裏面那時候的氣氛已經是蠻緊張的了，我自己徒步回家，發現幾乎所有的人都戴著口罩，看我的眼神也是非常異樣的(因為我沒有戴)，路過街邊報攤亭，買一份體壇周報，老板也是默默的收錢，默默的遞報紙，一句話不說，生怕我的呼吸傳到他的口裏似的。回到家裏，又一個長途打回家鄉，向父母報個平安，父親沒有多說什麽，只是說讓我呆在房子裏不要到處走動，他會趕最早的一班車到北京來和我匯合。

 
我隱約記得自己是4月21號到的北京，父親第二天也就過來了。我們當時在積水潭那邊租了個一室一廳，後來知道海澱區是當時的重災區，北京的哥們說離我們不遠的北醫三院，很多護士都想臨陣辭職，門外卻已經有武警站崗，可見當時的形勢相當嚴峻。雖然不知道這傳言的真假與否，卻也理解年輕護士們的膽怯和國家對醫護人員的期許，畢竟，那個時候，他們是需要站出來沖在第一線的，而他們也是那樣做到了。我自己對恐慌最直觀的感受，便是小區進行了自我隔離，防止外來人進進出出。我們家樓下就是超市，父親來京的第一天晚上就帶我下去搶東西，結果鹽和其他一些基本的生活品都賣的差不多了，我們最後搶到了一大箱統一方便面回家，還算是有收獲。當晚，北京電視臺播出新聞，號召大家不要恐慌和哄搶，而第二天開始，國家就從山東等省市每天一大早向北京支援各種新鮮的蔬菜和日用品，穩定市場和物價。

從整個的四月底到六月中旬，我和父親就住在小區裏面，每天和家鄉的母親通電話。父親來了之後，其實我心裏便不是特別慌，但是每天從新聞裏聽到的各地的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還是讓我覺得事情只會越來越糟，畢竟，在四月底的那段日子裏，這些數字每天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或反復。小區裏聽說有人把家裏的貓狗給殺掉的，後來也看見有白大褂的醫生進來擡病人的；去超市買菜，營業員們也早已帶上了護目鏡，也見到一次有人穿著軍綠色的防化服來購物的(可見北京的確是個什麽人都有的地方)，讓我有時候覺得這個事情是不是沒有一個盡頭了。然而，父親的心情卻沒有受到太大影響，常常出門辦事，弄的我心慌的很，可他卻總說不礙事的，公共汽車現在每天都消毒給7,8遍，而且車上基本上見不到任何人，再也不擠了，讓他感覺前所未有的舒心(有幸在北京擠過公共汽車的朋友應該能體會這樣的心情). 事實證明，父親並沒有錯，那個時候，北京的公共汽車大概是全中國最幹凈的地方了。

這樣的日子一天天的過下去，後來政府和軍隊七天建起了小湯山，感染的人數和死亡的人數也就開始逐漸下降了，到了五月份，七天長假一過，新聞裏第一次報道了當天零感染零死亡的數據，此後，只是零星的一些病例被發現，進入六月份之後，事態徹底穩定了下來，這一場改革開放後最大的瘟疫，徹底的無聲無息的走了。

今天回過頭再看2003年的那場風暴，覺得自己真的很幸運的在風暴的中心度過了最恐怖的四月份，但反過來覺得，或許非典並不是真正的可怕，可怕的是沒有心理準備。國家沒有心理準備，所以最初的應對是非常官僚和封建式的捂蓋子，北京沒有心理準備，所以最初大批大批的醫護人員因為沒有及時得到防護設備而被感染；而作為我們自己，更是沒有對這種聞所未聞的情況有絲毫的準備，才會以一種異樣的方式，生存了一些日子。到如今，我們這個社會又經過了汶川地震，禽流感等等等等問題，國家的各種制度和防控體系也在不斷的大大小小的災難裏進行完善，另一方面，互聯網的普及和升級已使得信息的流通和透明成了一種常態，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理應以一種更理性，科學，客觀的態度去看待每一場發生的或還沒有卻可能發生的災難，以一種更嚴謹的態度去看待事故，從而吸取教訓，以一種更從容的態度去看待生死，因為某些事情的確不在我們的掌控之中。而我在03年學到的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培養了耐心和母親聊天，安慰她，和父親散步，學習他樂觀的態度，我了解到無論生活多麽繁忙，工作多麽反中，你總需要留一些時間給你最親愛的人，因為在未知的災難面前，現實生活中能夠和家人共享的每一分鐘，都是彌足珍貴的。

我們經歷了非典，汶川，我們目睹了馬航，歲月號遊輪，除了嘆息，祈禱，同情和安慰，我們更應該做的，或許是時常放慢一下腳步，陪一陪老去的父母，身邊的妻孩，陪一陪自己的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