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黃千洵】

　　耶魯大學一月分的校友會雜誌，以斗大的標題寫著：當好人做了壞事。那篇報導是由史丹福大學的心理學教授Philip Zimbardo撰寫，提到四十五年前，耶魯大學社會心理學家Stanley Milgram做的實驗。Zimbardo文章一開始即提到：試想你看了一篇New Haven報紙，應徵民眾參與有關記憶力的實驗，你參加了，因為你知道你的加入，將使科學家對人類的記憶研究有更深一層的了解。基本上，他們要你和另一個人扮演學習者和老師。如果學習者錯了，老師依規定需要懲罰他。第一次懲處是十五伏特的電流，每增加一次錯誤，電流依序加強十五伏特，全程共分三十等級的懲處。

　　實驗開始前，你和另一個人抽籤，你是老師，另一個人是學習者。（事實上，學習者全是實驗室的人喬裝扮演。）有一位實驗室的工作人員全程陪同，他讓當老師的你先試試四十五伏特電流懲處，所以你大概可以了解這是怎麼回事。

　　實驗一開始，你的學習者還應答如流，漸漸的他開始犯錯，你開始按鈕懲罰他，一次又一次，你的學習者說會痛，你看了實驗室的人一眼，他點了點頭示意你繼續按鈕，直到你的學習者尖叫喊受不了，你開始猶豫，問實驗室的工作人員該怎麼辦，但工作人員堅持你繼續這項重要的實驗，為了理想，不能停止。

　　Milgram教授原本將他的實驗計畫告訴四十位心理學家，他要他們預測，究竟會有百分之幾的美國民眾會做到四百五十伏特的懲罰。他們認為大約只有低於百分之一的人會這樣殘忍，多半的人在一百五十伏特的時候即會停止。結果實驗證實，不管學習者如何懇求停止，有百分之六十五的「老師」，按了最強的四百五十伏特電流。

　　Milgram教授當時所做的實驗，也許在了解當一個人受制於一個制度，一個命令，一個偉大的運動，他們的行為是否會超越人性範圍，藉以了解希特勒要納粹黨員對猶太人進行屠殺的種種行徑。而他的實驗也影響了多位學者，進行類似的人類行為研究。

　　還記得當年在德國念書，課堂上放的紀錄片，法國婦女熱烈迎接納粹的畫面。更不用說，當一切歸於民主，有多少人懷念英雄式的獨裁，而「秦始皇」為什麼是近年來創作者的迷思。不管是文化大革命或是任何意識形態推崇的理想大業，為何可以緊掐著人類的自主判斷。

　　教育原旨於使人有獨立的判斷力，但人的服從力或對偉大運動的理想性，卻足以軟化困惑原知，尤其當這偉大運動已成了群體的築夢目標，個人的原知或良知更顯得微不足道。記得有一次和一個猶太音樂學者提到華格納的《紐倫堡的名歌手》。他曾說，以親身經歷猶太人浩劫的立場，他對德意志的超人文化恨之入骨，但每每聽這齣歌劇，當華格納歌頌德意志藝術的偉大，終生追求音樂至美至善的他，卻總是矛盾的感動，而老淚縱橫。

　　也許我們終究是不完全不徹底。最可怕的是，當年屠殺猶太人的納粹Adolf Eichmann原也只是像你我一般的平常人，但當他執行了違反常人之情的屠殺任務，卻也只能說：

　　一切只是奉命行事。

　　由此可知，人性之薄弱莫此為甚，因為社會風氣之厚薄決定了大多數人行為的底線，當仇恨與對立瀰漫了整個社會後，很多人可真是什麼都做得出來的。

　　風俗之厚薄，繫乎一二人之所向。能不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