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

2008年5月23日 星期五

    對于今天高收入國家的國民而言，繁榮的傳播是否符合他們的利益？  這些國家經濟的全球化是否符合他們的利益呢？

  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為英國《金融時報》撰寫的兩篇重要專欄文章（4月27日的《美國需要重新解釋貿易的原因》(America needs to make a new case for trade)及《如何推動健康的全球化》(A strategy to promote healthy globalisation)），讓我腦海中浮現了這兩個獨特的問題。 薩默斯在文中主張，美國的國際經濟政策需要更緊密地與本國工人的利益聯繫起來。很多歐洲人會表示贊同。

  這並不是說，高收入國家國民的利益比其他人的利益更為重要。相反，窮人收入增長抵消了富人收入相應損失的觀點，從道義上講頗為發人深思。 但政治植根於國家層面。除非（或直到）世界上出現一個全球政治共同體，否則政治將只會對國家利益的感知做出反應。

  那麼，中國、印度及其它新興國家的日益繁榮是否符合當前高收入國家的利益呢？

  正確答案是：不一定。 如果假裝不是這樣，那就有些荒謬了。

  繁榮傳播開來的幾大好處包括：

  創新的傳播範圍會擴大，以及進行有利可圖的交流的機會增多。 美國的崛起就曾為英國帶來此類益處。

  此外，同樣有價值的（雖然並不確定）是以往的窮國在政治上會更加穩定。

  一大壞處則是對稀缺資源的競爭加劇。能源是一種稀缺資源：如果甲國的能源增多，那乙國的能源就會減弱。 資源也是有限的。 如果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淨進口國的貿易條件（進出口相對價格）將會惡化：即為了獲取特定數量的進口，國家不得不出口更多的商品。

  2001年底以來，隨著大宗商品價格飆升和本幣貶值，美國貿易條件的惡化幅度已達八分之一。這使得2001年第四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18%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轉化為了16.4%的實際國民收入(NI)增長。 兩者之間的差別不大。  但以目前的美元匯率計算，價值2200億美元。所以說一個國家的確會被其他國家的繁榮所傷害。（見圖表）

對此的答復是：那又如何？ 正如威廉姆•比特(Willem Buiter)所指出的（《經濟國際主義101問》，英國《金融時報》Maverecon專欄，5月5日），任何方法都無法阻止“知識、技能、科技及管理系統”等事物的擴散。*或者說，至少沒有什麼理性或體面的方法能做到這一點。 當然，美國可能對中國或印度進行無緣無故的封鎖，甚至挑起戰端。 不過，即使只是提出此類想法，也反映出他們在戰略與道義上的破產。

誠然，美國可以試圖阻止觀點的流動。英國19世紀初就曾嘗試阻止技術向美國傳播，但以失敗告終。中國古代也曾將出口桑蠶定為死罪，但也以失敗告終。 同樣，針對新興市場的保護主義措施可能會減緩它們的增長，但卻無法令它們止步。 不過，這樣做倒肯定能導致國際關係的破裂，從而威及人們對於未來和平的希望。

再重複一遍，沒有什麼可以阻止新興國家的崛起，它們正沿著西方強國的腳印前行。無法補救的事情就必須接受。 這將我們帶到了我第二個問題。 考慮到新興國家的崛起，發達國家是否應限制本國經濟的全球化？當然，只要高收入國家還依賴大宗商品進口，貿易就不可或缺。 自給自足只是癡心妄想。 更確切地說，這個問題應該是，在貿易及資金與勞動力流動方面，應該允許多大的開放度。

美國的巨大經常帳戶赤字向來是一個問題。但隨著出口增長的迅速擴張，赤字終於開始縮小了。（見圖表）

如果只看貿易，基本的觀點已廣為人知：除非一國擁有壟斷權力，否則自由貿易對於那些採納這種政策的國家有利。但是（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但是”），利益與代價往往不能均勻分配。 就富國與窮國之間的貿易而言，後者尤其可能如此。就算是總收入得以提升，資本與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還是可能傷害一國的重要利益集團。 此外，流動越自由，政府就越難以對那些能夠流動的對象徵收稅賦並加以管理。

  正如薩默斯所言，一個民主政體難以推進大量少數派認為與其利益相抵觸的政策。如果退一步的立場不是採取保護主義（保護主義本身不過是低效的稅收及補貼計畫），那麼我們必須選擇更具有創造性的方案。至少對美國來說，最明顯的一點，是必須將提供保障的主體從雇主轉到國家身上。在一個具有活力的開放經濟體內，“公司福利國家”是不可持續的。

  不過，如果美國希望像其他所有高收入國家那樣，成為一個更為慷慨的福利國家，包括提供全民醫保，那麼美國將必須提高稅收。事實上，即使要滿足現有的福利義務，美國也將不得不提高稅收。 作為回應，薩默斯主張採取國際行動，以打擊有害的稅收競爭。 他同時主張，在監管方面形成更廣泛的國際共識。在某些領域，尤其是財政領域，後一種主張頗有道理。 有人認為，美國要想提高其在發達國家裏最低的稅收水準，並改進最為薄弱的監管，它必須獲得這種共識，但這種觀點缺乏說服力。如果瑞典的稅收可以達到GDP的56%，那麼美國的稅收保持在GDP僅34%的水準，並非稅收競爭。 資本和勞動力的流動是美國低稅收水準的一種藉口，而非正當理由。

  目前亟需的是對這些問題進行開誠佈公的辯論。 我相信，這種辯論將得出4個基本結論。

  首先，無論美國（或其他高收入國家）公民是否歡迎，經濟發展向全球擴散的趨勢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針對進口的保護是應對這些後果的一種代價高昂且缺乏效率的方式。

  第三，中間偏左黨派應該主張重新分配全球化的“戰利品”，而不是將犧牲它們。

  最後，一個必要的條件是提高贏家的稅收。 但實現這點的主要障礙在於國內政治意願的匱乏。 全球化不是低稅收的理由，而是藉口。我們應拋棄這種想法。

  最重要的是，每個人都應該牢記，全球經濟開放是西方最大的經濟政策成就。如果在其他人最終轉向自己的時候，西方卻轉身背對這個世界，那麼這將成為一齣悲劇。

* http://blogs.ft.com/maverecon

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