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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7/01 23:24:11瀏覽639｜回應0｜推薦1 | |
盡管我們對一些出名作家的愛情故事充滿了浪漫的幻想，彷彿徐志摩只活在人間四月天，然後壯地突然與世界告別。作者的生平曲折離奇與否，還是一天24小時，吃喝拉睡，日歷一頁一頁地翻。
日常生活就是作者的文字土壤，發生在生活裡的細節，有的是加進去的養分，有的是破壞土壤的雜質，也有的是種子，可能長出奇花異草，或是雜草。
作者對自己的日常生活，應該像一個刻意的園丁，會去照顧自己園子裡的土壤，也會保護它，盡可能不讓一些會傷害土質，使它淪為荒塚的破壞者入侵。
我們有時候過份關注生活中的高潮和低谷，把他們當成提供創作資源的機會，卻忽略了那些平凡的歲月，是作者持續寫作的基本條件。
坦白說，自幼就喜歡寫作的我，曾經以為寫作的人生活應當無拘無束，變化多端。那些條條框框？勢必會限制了創作者的想像力。
畢竟，雲怎能在有邊際的長空裡飄出千變萬化的形狀呢？花怎能放在模型裡綻放出風情萬種呢？
青少年時期離家開始獨立生活，沒有父母的管束，一切自己決定，半夜三更不睡沒人來敲門罵，走路上學途中想念拉不拉他銀河在陽光下閃爍的樣子，於是看到公交車，就搭上，去河邊散步了。學生嘛，父母在千山萬水之外，只要成績不差，請假不太多，通常不會被質疑。平日生活也如此，沒啥習慣不習慣，吃喝要等到有空，有欲望，不是三餐固定需要做的事。
曾經，生活是一團黏土，怎麼揉就是什麼形狀。
我真是個非常「任憑」自己的人，怎麼想，怎麼感覺，就怎麼過那一天。有時候一連幾天都窩在房間裡不跟人講一句話，有時跟朋友可以聊到夜深。年輕的歲月沒有責任的鐵塊來鎮壓，隨著情緒漂泊，還誤以為浪漫自由。
認識神之後，第一個感受不像許多非基督徒擔心的「被約束」，而是生命有了界線。世界再遼闊，上帝的雙手攬著，人生的路再遙遠，上帝的家是盡頭。
第一次發現有邊界是好事，因為要走要跑都放心。
以前愛幻想，愛看哲理文學的書，生活無序地飄啊飄，就迷路了。耶穌走進我的生活後，真理除了表明是非，還給了我優先次序，更提供了一個有規範的方向；生活，不用在自我裡面流浪之後，很奇怪，那竟然不是一種處處受限的委屈，而是可以放心地面對外在世界的變化多端。
那是一個開始，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生活的起步，好像開水龍頭洗手，以前隨手扭動，後來，知道水珍貴有限，就會控制出手的力氣。
主日唱那首「這日子是—-這日子是耶和華定的」，回到家中，周一還聽得見餘音，在隨性的節奏裡，多了一點想法：今天，是上帝為我量身定做的禮物，那我得好好看待。立志半天，幾個不順心動到情感筋骨，馬上回到原型。太習慣自己做主，太不習慣耶穌為王。真理可以講得頭頭是道，禱告可以熱淚盈眶，但回到生活中，不知不覺，還是聽命於自己的欲望和情緒。
回過頭來看那些生活井井有序的人，當年覺得他們是基督精兵，特別屬靈，後來慢慢明白，接受救恩之後人人在神面前的身份都是一樣尊貴的兒女，但每個人出發走到領受福音的這段路大不相同，有的人前面已經干淨整齊地過了大半日子，有的人則是一身泥土味兒，穿不慣燙平的白襯衫。我們眼睛看到的，多半和一個人的原生家庭有關，而不一定是靈命的熟度。
多年後會寫出《理家理心》這本書，或許，正因為我走了很長的路，才明白日常生活就是我生命轉化的基本面。跟隨主，不單在教會或服侍，也在外人看不到的日常生活中，而這枝奉獻的筆，必須燒在日常生活的祭壇裡。
曾經聽過一些宣教士的故事，發現當中有好多位都提到當他們奉獻給主之後，第一件做的事，就是建立一些好的生活習慣，比方晨跑。當時年輕不是那麼明白，為什麼這些人不是立志每天讀三小時聖經，或是每周禁食禱告兩天？要不，也該是一年讀完幾本神學著作，或是每天去公園找人傳福音吧？！
晨跑？
當時真的膚淺，覺得過日子每個人的方式不同，尤其是文字人，拿得出怎樣的作品才最重要。不是說「凡樹木看果子就可以認出它來。人不是從荊棘上摘無花果，也不是從蒺藜裡摘葡萄。」嗎？那麼，只要能寫出好作品，管我每天怎麼過日子呢？
更何況在創作的路上，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節奏和內容不是更能產生各種創意嗎？
我是那種做了三十多年牛肉面，每次都想跟上次作法不太一樣的人，每天做菜給家人吃，如果有時間也有食材能變出不同菜色最好，若不能，重復做一道菜，也要試著用不同的做法完成。我寫不出食譜，每次想照著食譜視頻做菜經常失敗，因為我就是無法乖乖地按照指示去做。
然後我發現，如此一來，失敗和成功的起伏其實很大，上一次被家人大大稱讚的一道佳肴，下次可能因為臨時起意加減了什麼而變成無人問津。
創作，其實必須要有某些穩定的元素一直留在那裡支撐著，像棚架給予優雅美麗的紫藤一副好骨架，把原本可能四處亂竄的藤枝，捏塑出美麗的身段。
幸好在現實裡扮演的角色越多，也會給人添加責任，這些責任的份量壓住了風一吹就亂飛的紙張。念神學，機構服侍，雜志開專欄，教會教成人主日學，音樂布道團，更多的框框進到生活裡，把日子切成井田。有段時間，每天早上眼睛張開，似乎就開始跳方格，一直跳到最後一個，然後跌到床上不省人事。
孩子來了，所有框架被拆掉，每天除了回應哭聲、叫聲、叮嚀聲，剩下的就是一個失序枯黃的自己。三個孩子成長的歲月裡，有大半時間，我以為失去了對自己日常生活的自主權，只能隨傳隨到地回應著不同需要度日。
我的筆被擠到生活的裂縫裡，還好生活什麼都可能缺，就是不缺裂縫，掉進去，爬出來，在計算機裡留下一個檔案，又一個檔案。
也是在那段日子裡，我更清楚知道自己不單是一個愛好寫作的文字人，還是一個文字僕人，我不應該說：“神啊！暫停，這一段我跳過，等孩子大了，生活的自主權又回來了，我再來奔跑。”
那麼，帶著這麼多不同責任的日常生活對作者來說是什麼？有什麼意義？又該怎麼對待呢？我不想過日子像當兵啊！我不想，不想，不想。
要把日常生活也交出去，對我真的好難。文字人，已經選擇了關在家中，房間裡過日子，我為什麼不能隨性一些，隨意一點？
網絡伸手進來，把我認為的自由攪成爛泥。我深深地學了一課：選擇不等於自由，紀律，能讓文字創意像花在既定的季節裡綻放出真正屬於他的千嬌百媚。
箴言4:26 「要修平你腳下的路，堅定你一切的道。」作家尤金•畢德生牧師如此詮釋著這段話：要關注你的腳步，在你面前的路才會平坦展開，不要左顧右盼。
我們前面的路，其實和當下這一步怎麼走息息相關。平凡的今天怎麼過，也正在為我們走出的文字路鋪瀝青。
屏幕裡總有怪手伸出來拉我。一不小心被拉進去後，現實生活就雜草叢生。
對一個文字創作者來說，不同的信息，聲光色刺激，的確能為我們帶來視野的拓寬和嘗新的渴望。但—我們也可能就此落在不停地被刺激的景況中，單單享受著新意如水面被石子激起的皺紋不斷，卻無法聚焦地坐下來，認真地整合想法和感受，深度琢磨如何化為文字書寫出來。
寫一篇文章，總有一段陣痛的熬煉期，必須要僵持著，等那越來越急促的疼痛最終撕裂產道的門，把文章生下來。可是當日常生活失去固定的節奏，總是隨性敲打時，我們往往會在這必須關掉外在刺激的過程裡熬不下，給自己理由：再去收集點資料，讀點別人寫的東西，找些不同的多巴胺。
在一個沒有棚架的日常生活裡，生命力越強的爬藤植物，只會帶來更多的滿地凌亂。網絡信息讓人靈感很多，但就是生不出作品來。
懷特
作家懷特（EB White）說：“一個等待理想工作條件的作家，將在紙面上一言不發地死去。”
和多數人一樣，我的寫作條件也坑坑孔孔。我曾經靠著外在服侍的方格撐出生活的節奏，直到前面差一歲半的兩個孩子相繼出生，所有方格都消失後，突然發現趴在生活土壤上任憑撕扯的自己只能是碎片，當時，我跟神吼過我沒有這個沒有那個，總之一句話，沒有好好寫作的條件。
耐心的神，在我任性無理以禱告為名的抱怨中，把我的眼光轉向日常生活中的自己還剩什麼？狡猾的我當然還是哀怨地認為自己對生活毫無控球權，上班的人有一個老板，待在家的女人則每個人都是她的老板啊！
祂沉默不答，我就知道自己可以閉嘴了，趕緊去面對真相吧！
那是我真正動心思去管理日常生活的起點。一本叫做“禮物”的小書提醒我:上帝其實有把每個今天賜給我——任何無法完全掌控的日常生活，仍然可以有一個合適的管理方式。
不要放棄，對日常生活，即使你不能掌控，仍然可以管理。這是我花了很多很多歲月才學到的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後來，在不同著名創作者的日常生活節奏裡，我很驚訝地發現很多作家對自己的日常生活都有一個嚴肅的管理態度：固定的時間起床，用餐，運動，寫作，社交，閱讀，娛樂。他們也許不像大公司總裁的時間表是以每半小時精細劃分，但是一個思考努力過的大框架，為他們搭建了可以固定持續創作的城堡。
愛麗絲·蒙羅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加拿大短篇小說家愛麗絲·蒙羅一周七天，每天早上七點寫信，八點寫作到十一點，並且每天固定走約五公裡路。
西蒙娜·德·波伏娃
法國存在主義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每天也有固定書寫的時間，她曾提到這段時間雖然有時會被打擾而中斷，但一但成為習慣，中斷後也能習慣地回來繼續下去。
卡夫卡
卡夫卡的職業是意外保險公司的業務員，每天要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當年他的生活條件不好，和家人擠在一個小公寓裡，當然沒什麼所謂獨立的書房讓他安靜寫作，因此他努力讓生活簡單，好固定地用家人睡覺以後的時間集中精神寫作。
阿爾貝·加繆
阿爾貝·加繆（ Albert Camus ）44 歲就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和許多創作者一樣，他的日常生活中也有固定的運動—足球。在這個運動中，他得到持續創作的體力，也得到對生活的領悟：「球從來都不會從你預想的地方傳來。」
喬伊斯·卡羅爾·歐茨
作品生產力極高的美國作家喬伊斯·卡羅爾·歐茨（Joyce Carol Oates）贏得了無數的大獎。但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她都在大學教書，因此必須固定用上班之前的時間寫作。
村上春樹
而在管理日常生活方面最有名的作家之一，就是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他這句 「重復本身就很重要。」，讓人從他固定的運動，休閑，工作，和固定上床時間看到數十年持續生產作品的果效。
在一個訪問中，村上春樹被問及為何要如此嚴格管理自己的日常生活時，他回答：「寫長篇小說就像生存訓練。體力是與藝術敏感性一樣必要的。」
原來，把筆奉獻給主，並不代表持續寫作一件事的紀律而已。
保羅勸勉的「活祭」，也不單單要我把一個會呼吸的人丟給上帝即可。
撇開人生中的意外和插曲，高潮和低谷，怎樣對待昨天今天明天可能差不多的平凡日子，應該是最影響作者是否能夠持續擁有生命和文字同步成長的關鍵。
規律生活不是我的天性，也沒有得到家庭背景的加工培養，所以，我必須在翻山越嶺之後，才懂得：生活若有一些固定的節奏，就可以唱成一首歌，倘若沒有，聽來只是一堆噪音。
我像一只蝸牛，爬得很慢，才能進步一點點。在不同的生命季節裡，面對不同的艱難和挑戰，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生活棚架，可能一下子被解體，又要重新開始。但我同時努力把掙扎抱怨的力氣也節省了，像孩子，張大眼盯著手掌心剩下的一點點糖果，專心想著如何把它舔干淨。
就這樣，我學著從一個節奏唱到另一個節奏，每次的轉換，都會有挫折感，也都把我帶回神的面前，呼求祂賜下智慧和毅力，幫助自己這個別人二十一天可以建立起新習慣，我需要21 個月的體質。
日常生活並不那麼「平常」，從在線到線下，總有分心的理由來誘惑人，去跨越該守住的時間界線。
但我翻開那本上帝萬古朗誦不息的大書時，驚覺祂的創作也在規律中展開。
六日做工，第七日安息，這是一種智慧，真正開啟的不是做工和安息的限制，而是放心做工和享受安息的自由。
於是，當我看到計算機熒幕閃著那個「時間到了，計算機是否關閉」的通知時，學著不思考地按下那個“Yes”，努力著天天在同樣時刻，躺在床上向今天告別。
如此，閉起眼，我聽見了窗外有幾只鳥竟然天天在同樣的時間開始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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