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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4/20 23:59:08瀏覽536｜回應1｜推薦7 | |
. 小我與大我之間有很多層級。在國家疆域之內，全社會是最大的大我。君主消失了，“國之一尊”的絕對性強制力消失了，而且各級統治者都改成民選，人民必須從本村本里本家本族開始往上建立各級大我的觀念。 各級大我的構成基礎多種多元，比如地方、家族、宗族、部族、方言群、種族、教派、職業、社會經濟階層、等等。這些基礎各有威能，在大我往上擴張的過程中方向不同的構群基礎的涵攝力彼此交錯穿插，情況非常複雜。 大我是“我群”，層級最高的大我就是層級最高的我群。我群以外就是他群，一個在必要的時候能團結的社會一定是一個全員都能體認總有些時候不應有我群他群之分的社會。 在民主體制下，至少三分之二成員有【全社會大我】的觀念乃是一個成熟穩定的現代公民社會的先決條件。臺灣差得很遠。原因很多，兩岸長期軍事對峙是源頭性之因，臺灣兩黨長期政治對立是苦果性之因。兩個長期勢均力敵當頭對衝的首要政黨這個情況是很多臺灣人民建立全社會大我的障礙，而如此長期當頭對衝的根源在統獨對立。這是臺灣的宿命 —– 也是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宿命。 --------------------------------------------------------- 一個服貿議題，讓台灣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熱潮，過去不關心政治或公共議題的人，現在多多少少也都參與了討論。大家的意見一定多元，但至少討論議題時應有共享的價值觀和標準，才可能展開理性討論。可惜的是，現階段的台灣卻處處存在著浮動的雙重標準，隨著個別議題和黨派立場變化，讓公民社會無從形成。 這個現象讓我想起十一年前做過的一篇學術論文研究，探討在首次政黨輪替前後，台灣民眾在民主價值和政治信任感的變化狀況。 研究結果發現，台灣民眾的民主價值觀和政治信任感，其實並非固定的價值觀，統計上顯著隨著黨派立場變動。舉例來說，有一個測量民意機關制衡價值的題目問到「政府如果受到議會的牽制，就不可能有大作為」，政黨輪替前，國民黨支持者較同意此說法，而民進黨支持者在政黨輪替後同意此說法的比例則明顯提高，表示民意對於國會制衡監督行政單位的價值，不是基於民主概念本身，而是基於黨派立場。而對於政治信任的相關題目更顯示民眾在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是表達對於當時執政黨的信任程度，而不是對「政府」這個抽象概念的信任度。 要讓台灣的民主政治步上常軌，最重要的就是要更多的公民形成普遍性的民主價值觀和社會規範，而不是隨著個案轉換立場，讓紛爭無限延伸。這些價值觀存在於各種議題和形式，例如： 一、罵髒話，應該是被譴責或是被容許甚至被鼓勵的公共論述形式。 二、社會運動或公民不服從，應該在現行法律規範下進行，還是可以讓參與者視其重要性決定用非法方式進行。 三、進一步說，占領或包圍政府機關，是不是可以接受或鼓勵的民意表達方式。 四、台灣還需不需要集會遊行法的存在來規範集會遊行的權利義務。 五、抗議示威活動人數達到一定規模時，行政單位是不是就應該要接受其訴求。 六、民調低的總統，是不是就失去了正當性。 以上這些問題，我們都可以分別套用在我們贊成和反對的議題與政黨立場來試想，看看能否得到一樣的答案，作為我們一貫的態度價值，才不會出現前一句話責怪別人不傾聽自己意見，後一句話卻又要不同意見者閉嘴的情況發生。 除了民主價值觀以外，我們還得培養思考公共政策的一致邏輯，才不會陷入進退維谷的尷尬，例如： 一、如果資金向外投資，是淘空台灣，資金進入台灣，是買空台灣，資金該如何規範。 二、如果人才出國工作或移民，是腦力流失，人才移入台灣工作，是工作機會流失，人力問題如何解決。 三、如果大陸不讓利是我們吃虧，讓利是政治陰謀，對陸經貿政策該如何制訂。 政黨會輪替，朝野角色會互換，如何在意見交換中逐漸形成共享的價值觀，是形成公民社會的重要因素。學者杭廷頓提出的民主鞏固兩次政黨輪替理論，就是著眼於政權能隨選舉結果平和交接，且經過了執政在野不同的角色之後，政黨較能以同理心從事政治活動，使民主得以步入常軌。可惜的是，我們的政黨未能發展出這樣的思維，反而陷入了執政時一意孤行，在野時拚命反對的惡性循環，讓台灣的民主轉型期無限期延長。 解決這個惡性循環的關鍵還在於人民，民眾自己有沒有一套固定的民主價值，還是隨著政黨立場變化的浮動標準，將會決定政黨的表現以及我們社會討論公共議題的標準。民主政治真的是「自作自受」的政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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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公共議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