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國生理學之父林可勝（1897-1969）逝世五十周年，本文是應何邦立醫師之邀，為其編纂之《林可勝追思論文錄》所作。關於林可勝的一生，近年來已經有過許多人為之作傳，其中大多著重於林於抗戰期間的工作；本文僅從生理學的角度，來談談他在學術研究上的成就與貢獻。

林可勝是北京（平）協和醫學院的第二任生理系主任（1925-1937）[1]，也是協和第二位華人系主任[2]及第一位華人正教授。他於1926年帶頭發起成立了中國生理學會，並擔任首任會長；他於次年（1927）創辦了《中國生理學雜誌》（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擔任主編一職。因此，他被後人尊稱為「中國生理學之父」，其來有自。

林可勝是新加坡華僑，他從小學到研究所的教育，都是在英國蘇格蘭完成的。他先是畢業於愛丁堡大學醫學院，取得醫學學士與外科學士學位[3]；但他沒有走臨床醫生的康莊大道，而是進入生理系擔任講師，並攻讀博士學位。他在四年間，分別取得了哲學博士（1921）與科學博士（1924）兩個最高學位。

從林可勝發表的論文來看，他早期的研究頗雜，從濱蟹（shore crab）的呼吸機制、腎上腺素對肺循環的影響，到甲狀腺對蝌蚪組織以及兔子骨髓的影響不等。此外，林還發表過一篇組織染色法的文章[4]，並以此法在貓的胃裡發現了一種螺旋狀生物，長度只有4~8 μm，顯然是種螺旋菌。

這是個有趣的發現，因為傳統的認定是胃裡有強酸分泌，應該是無菌的；然而從十九世紀後葉起，就陸續有人在動物及人的胃中發現細菌的蹤影，但都無人當真。直到1980年代，才受到澳洲的兩位病理學家華倫（J. R. Warren）與馬歇爾（B. J. Marshall）的認真研究，不但鑑定出幽門螺旋桿菌（Helicobacter pylori）這種廣泛分布於胃裡的細菌，並證實該菌與胃及十二指腸潰瘍的成因有關，因此展開了抗生素治療的新葉。華倫與馬歇爾也因此發現獲頒2005年諾貝爾生醫獎。林的發現比他們早了一甲子以上，只不過他沒有繼續這方面的研究，這篇報告也湮沒無聞，不見提及。

林在修讀博士學位期間用功最深且成果最豐富的，是有關胃黏膜以及胃液分泌控制的研究；從1922到1924年，林一共發表了12篇論文（其中10篇都發表於1923年），應用了組織學、手術方法學、生理、生化，以及藥理等各學門的研究方法。林的指導教授薛佛（E. A. Schafer）並不是消化生理學家，也都沒有在林的這些論文上掛名，顯然林是靠自己的努力，學習並完成這許多實驗的，也給他後來的研究生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介紹林的這項研究之前，有必要對當時消化生理學的現況做一簡介。在諸多生理系統中，消化系統算是相對簡單、也比較容易研究的系統。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幾本生理學教科書中可以看出[5]，百年前對消化管腺解剖與功能的了解，除了分子細節的差異外，其餘與今日幾無差別。

當時最受矚目的問題，是消化液的分泌控制機制。之前，以俄國生理學家巴甫洛夫（I. Pavlov）為主導的想法，是說消化管腺只接受自主神經的控制。然而1902年，英國生理學家史達靈（E. H. Starling）與貝利斯（W. M. Bayliss）發現，把鹽酸注入完全去除神經的十二指腸或空腸前段，仍可刺激胰液分泌。接著，他們在一段兩端紮起的空腸中注入鹽酸，也得出相同結果[6]。最後，他們刮下十二指腸黏膜，在鹽酸中磨碎過濾得出粗萃取液，注入實驗動物靜脈，也得出胰液分泌增加的結果[7]。

史達靈與貝利斯得出結論：小腸前段在酸性刺激下，可分泌物質進入血液，隨循環來到胰臟，刺激富含鹼性的胰液的分泌進入小腸，中和胃酸；他們將此物質取名為胰泌素（secretin）。三年後，史達靈在系列演講中首度使用了激素（hormone）一詞，來形容由某器官製造、分泌，經血液循環輸送，作用於其他器官或組織的化學信使；內分泌學也因此正式問世。

在胰泌素問世的前八年，已有第一個激素的發現：那是由林可勝的老師薛佛與開業醫生奧利佛（G. Oliver）從腎上腺分離的腎上腺素（epinephrine/adrenaline）。1916年，薛佛將系列演講稿匯集成《內分泌器官》（The Endocrine Organs）一書（應該是最早的一本內分泌學專書），並在書中提出抑素（chalone）一詞，與激素相對，來代表具有抑制性的化學信使。雖然抑素一詞如今已無人使用，但對林可勝留名於世的工作，卻關係密切。

在胰泌素發現後三年，有另一位英國生理學家埃德金斯（J. S. Edkins）以相同方法在胃黏膜中分離出另一種激素，可刺激胃液的分泌，因此取名為胃泌素（gastrin）。但不久有人發現，胃壁細胞分泌的組織胺（histamine）也會刺激胃液分泌，因此懷疑胃泌素是否真的存在。由於當時蛋白質化學尚未成熟，想要純化胃泌素都是問題，更別提確認其結構與人工合成了。在得不出胃泌素存在的確鑿證據下，埃德金斯也就無法證明自己是對的。

林可勝最早有關胃液分泌的研究，就大都圍繞著胃泌素打轉；他重複並證實了埃德金斯的實驗結果，卻也未能分辨胃泌素與組織胺的關係[8]。1923年，林離開愛丁堡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卡爾森（A. J. Carlson）的實驗室進修，在一年的期間內發表了四篇論文，基本上延續了先前有關胃液分泌控制的研究主題。其中三篇與與卡爾森實驗室的艾維（A. V. Ivy）共同發表，而艾維正是批評胃泌素最力的人士之一，因此這三篇系列文章基本上「完全推翻」（‶definitely disprove″，原文用詞）了埃德金斯的胃泌素理論[9]。

在經過將近一甲子的時光，胃泌素的結構（由17個胺基酸組成的胜肽）終於在1964年得到解開[10]，還了埃德金斯一個公道（不過他已於1940年過世）。至於林可勝的這項工作，就成了研究洪流中的一顆泡沫，不再有人提及；但那只是他接下來更重要工作的序曲罷了。

林可勝於1924年來到協和，在不到15年的時間裡，一共發表了56篇論文[11]；由於他不是那種隨便在下屬工作上掛名的主管，否則數量當不僅此。林絕大多數的論文（47篇），都發表在他創辦的《中國生理學雜誌》，這在通訊不發達的年代，是絕對有必要的，否則郵寄一篇論文稿到歐美（通常要走海運），再經來回修改折騰，一年內都不見得能夠問世，徒失先機。

綜觀林在協和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下面幾個主題：胃液的分泌及控制（23篇）、胃的代謝（8篇）、延腦的交感神經中樞（7篇）、中樞神經突觸的體液傳遞（7篇）、迷走神經與腦下腺後葉反射（8篇），以及子宮與卵子輸送（3篇）。由此可以看出，消化系統與神經系統是林的主要研究對象，前者成果發表在1925-1934年間，後者則集中在1935-1939年[12]。

如前所述，林結合了組織學、外科手術、生理學與生化學等方法進行胃部代謝與分泌的研究。他以細胞內胞器型態的改變，作為胃部細胞代謝指標的研究，如今已無太多價值；他以精湛手術在狗的胃製造各種胃袋與瘻管[13]，並在狗痊癒後進行的長期實驗，則具有時代意義。他最出名的實驗，是仿效貝里斯與史達靈的做法，於1930年發現脂質可刺激小腸黏膜分泌一種未知抑素進入血液循環，抑制胃液的分泌與胃的蠕動[14]。林將這個未知物質命名為enterogastrone（腸抑胃素），由entero-（腸）、gastro-（胃）及-one（抑素chalone）三個字組成。

腸抑胃素的存在很快就得到歐美科學家的證實，林的大名也與腸抑胃素牢不可分，其中艾維是主要推手；除了他倆有過共事之情外，艾維自己在1928年從小腸黏膜發現了膽囊收縮素（cholecystokinin），可因應脂質食糜從胃進入小腸而分泌，刺激膽囊收縮將膽汁釋入小腸，幫助脂質消化[15]，所以他對腸抑胃素也大力支持。

之後陸續有人發現，胰泌素與膽囊收縮素在刺激胰液分泌與膽囊收縮之餘，也會抑制胃的活性，因此都具有腸抑胃素的作用。但林的原始研究明確指出，他分離的腸抑胃素不具有刺激胰液分泌與膽囊收縮的作用，因此可能另有本尊。1968年，有人從小腸黏膜分離純化了另一種腸抑胃素，取名為胃抑肽（gastric inhibitory polypeptide, GIP）[16]；至此，林的發現得到了最終的證實。由於腸抑胃素至少有三種，且各有其名，所以腸抑胃素一詞也逐漸走入歷史，少有人繼續使用。

為了證明控制胃液分泌的因子，是經由血液輸送的激素，林還使用了活體透析（vivi-dialysis）與活體灌流（vivi-perfusion）的做法[17]。前者是將不同血管中的血液流經透析管，讓血中激素進入透析管外的液體；然後再將透析液注入測試動物的血液循環，觀察胃液的分泌。他發現肝門靜脈的血液透析液可影響胃液分泌，頸動脈的則否，顯示消化道確實分泌了控制胃液分泌的激素。後者則是將甲動物的器官（例如胃）的循環供應切斷，改由乙動物供應；如此一來，刺激乙動物造成甲動物胃液分泌改變的因子，就只能靠血液輸送的激素作用，與神經完全無關。

至於林在神經系統的研究，在當時也都是具有前沿性的工作。林在延腦第四腦室底部發現了控制血壓的中樞，分別有升壓與降壓兩個部分[18]；升壓點興奮了整個交感神經系統，降壓點則抑制了交感神經系統。同時他還發現該中樞接收周邊感覺神經的輸入，然後經由交感神經輸出，通往血管。林將這部分工作發表了一系列七篇論文，除了上述內容外，他還進行了比較生物學研究，在魚類、兩棲類、爬蟲類、鳥類及哺乳類動物身上，都發現了類似的血壓控制中樞。

該系列研究的共同作者之一王世濬於1937年赴美進修，入西北大學神經學研究所鑾森（S. W. Ranson）的實驗室攻讀博士；鑾森是知名的神經解剖與生理學家，早在1916年就研究了延腦血管舒縮中樞（vasomotor center），也就是加壓與減壓中樞。王世濬在鑾森實驗室繼續了這項工作，並使用了英國科學家侯斯利（V. A. Horsley）與克拉克（R. H. Clarke）於1908年發明的腦部立體定位儀，以更為準確精細的方式在65隻貓的腦幹刺激了7500點，決定出影響血壓的位置[19]。之後王任教哥倫比亞大學近四十年，持續研究腦幹的生理功能，可說是林可勝的學生輩中學術成就最高的一位。

林可勝最後二十年在美國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一家藥廠進行的。與學術界相比，藥廠的待遇較好，但雜事也多，自由度較低，這點從其發表論文的蕪雜性可以看出一二。但他用功最深的主題，是痛覺生理以及止痛藥物作用的研究，這也符合藥廠的需求。他在這個領域最大的貢獻，是利用活體交互灌流脾臟的方法，顯示阿斯匹林作用於周邊的痛覺化學接受器，而嗎啡類的麻醉止痛藥則作用於中樞的痛覺神經通路。同時林提出痛覺神經末梢具有特定化學接受器的證據，他甚至以身試藥，接受動脈注射緩激肽（bradykinin）這種強效致痛物（algesic substance），親身感覺並忍受強烈的灼痛感。

林在年近60歲時再換跑道，改行研究痛覺，並闖出名號，著實令人佩服。林在過世前應邀寫了一篇痛覺的回顧論文，發表在《年度生理學回顧》（Annual Review of Physiology, 1970）專書[20]；但痛覺研究涵蓋面廣，新發現多，過往研究很快就遭人遺忘。例如英國藥理學家范恩（John R. Vane）在林過世後不久（1971），就發現了阿斯匹林的作用機制，在於抑制前列腺素的生成，並因此獲頒1982年的諾貝爾生醫獎，所以林之前的研究也就少有人提了。

綜觀林氏一生的研究，都表現出他求新、求全，以及追求極致的堅持；他所挑選的研究題目，都是當時公認重要的議題。他在任職協和生理的短短十三年間，是他研究的高峰期，他有充分的人力、物力與財力的支援，更有發表的管道。他發表的每篇論文都極具分量，鮮有輕薄短小之作；同時每個議題都有系列文章作深入探討，而非點到為止的應景之作。他使用的方法以自身擅長的組織學、手術法與生理記錄為主，但他會積極安排同事和學生到歐美重要實驗室進修，以引進新觀念與技術。我們可以想見，要是沒有因日本侵華而中斷研究的話，林氏一生的成就當遠不僅此，中國生理學界也會有完全不同的面貌。

後記：本文之得以完成，還要感謝台北榮總麻醉部神經麻醉科朱雅淳主任的大力幫忙，影印了許多林可勝於抗戰前發表在《中國生理學雜誌》的文章。如文中所述，《中國生理學雜誌》是林可勝於1927年創辦的，林的研究成果也大都發表在這本雜誌。就筆者在網上能找到的資訊，台北榮民總醫院的圖書館擁有該雜誌最完整的收錄。本文除收錄在《林可勝追思論文錄》（2020, pp. 496-501）一書外，刪節版還發表於《科學月刊》第600期，66-69頁，201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