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大眾時代電子報   1月 9th, 2009

我曾經拜讀過美女經濟學家 Noreena Hertz (英國劍橋大學國際商業中心副主任) 的當債務吞噬國家, 也記得 U2 的 Bono (Jubilee 2000 Campaign) 是如何因暢議免除第三世界窮國的外債而與諾貝爾和平獎擦肩而過。鮮為人知的是中國政府是免除此等外債的第一名債權國, 更諷刺的是中國也是美國聯邦政府公債的最大持分者。毛澤東一輩子搞鬥爭大約作夢也沒想到曾被他下放數次的鄧小平在走資之後三十年內還真格在某種程度上超英趕美 ! 其實, 這兩千億美金的外債僅為美國總負債的 1.33%, 中國政府自然不會輕易大舉購入美國的公債, 因為他們心裏有數, 與其助長老美超前消費不如拉拔一下窮到爆的非洲國家。其實, 歐美各國在榮景時期大舉放款並非為債務國人民著想而是讓貪污腐敗的獨裁政權飲鴆止渴, 藉由貸款滋生的利息或許有限, 但隨之而來的軍售與天然資源開採權之爭才是利益之所在。圖一之中的幽靈債務即意指那些只圖利少數特殊利益團體的貸款。台灣有幸從未陷入此一惡性循環 ! 別忘了點進 YouTube 看一下由天下雜誌為 Hertz 製作的專訪 (有中文字幕 !)

原著 by ◎ Eric Toussaint、Arnaud Zacharie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支持者告訴我們，發展中國家（包括東歐）如果想從不斷的資金流通中收益，就必須還清外債。事實上，自從1982年爆發全球性債務危機以來，資金持續不斷的從邊陲地區國家流向核心國家，而不是雙向流通。過去20多年來，大量的財富從窮國流向富國，等同幾個馬歇爾計畫規模的款項從邊陲國家的人民手上送到中心債權國（當地菁英和黑道從中抽取傭金）。償還債務的機制則被強加到其他流程中，例如不公平的貿易條件以及對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的掠奪，從而加重窮國的債務負擔。。

取消外債有歷史先例

許多國際輿論和正義力量堅持認為，應該取消第三世界國家的外債。當分析第三世界國家的外債（從1982年以來翻了4倍）時，我們發現，其實和北半球富裕國家積欠第三世界國家歷史的、生態的社會債務相比，這根本不算什麼。本世紀初，第三世界國家的外債（東方國家不計算在內）大約是一千九百五十六億美元（另外，公債占總數的大約75％）。其實，這只是近四十萬億的世界總債務的很小的一部分（僅僅美國的私人債務加上公債就有15萬億美元）。

在墨西哥，政府償還外債，代價是削減社會開支（教育、健康等）和公眾投資（住房、基礎設施）。其中30％的財政預算用作償還外債。

若是能夠徹底取消第三世界國家的外債，沒有債務國的附加條件，其實債務國只損失5％的資產。如果第三世界國家能最終擺脫債務負擔，這筆錢對於他們來說意義重大，能夠用來改善醫療和教育條件，創造就業機會等。事實上，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總署統計，第三世界國家每年償還外債的支出大約是兩千億美元，這是滿足其本國人民生活必須資金的2.5倍。

取消債務的歷史先例顯示，這樣做可以帶來很多好處。例如，1953年，51％的德國外債被取消以後，德國很快強大起來，統領歐洲，成為歐洲建設的推動力。還有許多取消外債的歷史先例，例如，1917年取消俄國政府外債；1929年經濟危機後取消南美國家外債；1941年到1952年取消日本外債；1991年取消波蘭積欠「巴黎俱樂部」（Paris Club）的一半外債；2001年阿富汗戰爭後，取消巴基斯坦外債等等。

「惡債」無效論

我們也應該記住國際法中「惡債」(odious debt)的概念，這包括了一大部分的第三世界國家外債。
究竟什麼是「惡債」呢？債務會是「惡意」的？根據國際法規定，如果一筆外債是和非民主國家政府簽定的，並且這筆債務對當地人民沒有益處，就是「惡債」。如果專制政權簽署一筆債務，不是出於本國的需求和利益，而是用於加強其專制政權，來鎮壓反抗其專制統治的人民，那麼對於該國全體人民來說，這筆外債就是「惡債」。 國家人民對這筆債務沒有義務：它是政權的一筆負債，是執政者簽署的私人債務。所以隨著政權倒台，這筆債務就將應該無效。

債權人的責任也在考慮之中。法理學一般表明，國家的負債必須用來為該國的民眾利益服務。沒有用來為國家利益服務的債務，並且在債權人很清楚這一點的情況下，卻故意不符合這項標準，這樣就判定債權人對債務國人民採取了敵意行為。因此債權人就不能期待從專制政權中解放出來的國家，償還這筆「惡債」。

如果取消債務有利於人類發展，那麼顯然本來要還債的開支應該被用作發展資金，由當地人民以民主的方式支配。一旦邁出第一步取消債務，那麼我們就可以放棄當前以國際債務為基礎的經濟體系，另外尋找實現社會公平、生態可持續的發展模式。

取消外債的統一戰線

如今，取消第三世界國家債務的鬥爭已成為國際運動的主題。在第三世界國家，拒還外債的鬥爭變成一場規模巨大的民眾運動。拉丁美洲是受外債困擾程度最深的地區，許多拉美工會和農民組織試圖藉此議題促進整個拉美範圍內的團結。

1985年，秘魯總統賈西亞(Alan García)決定把出口收入用來還債的部分限制為10％，美國成功地隔離並動搖了賈西亞的政權，這導致拉美政府在很長的時間不敢再組織拒付外債的聯合戰線。

20世紀80年代後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越來越多的民眾呼聲要求取消外債。當時西非內陸國家布吉納法索（Burkina Faso）年輕的總統托馬‧桑卡拉（Thomas Sankara）在衣索比亞首府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創立「非洲聯盟組織會議」，目的是設立取消外債的非洲統一戰線。可是，在他遭到刺殺以後，再也沒有非洲國家首腦敢站出來準備戰鬥了。

不過，倒是有北方國家的一些組織起了先鋒的作用。例如巴黎的「法國專家學者聯合會」（AITEC），1983年首先提出取消債務問題；比利時的「第三世界免債委員會」（CADTM），自從1990年以來，一直組織「這樣夠了！」運動，在1989年巴黎七大工業國國峰會（G7）期間也開展活動。蘇珊‧喬治（Susan George）的著作在早期影響和促進了運動的開展。20世紀90年代末期，「千禧年免債運動」（Jubilee 2000 Campaign）獲得教會的支持，因而掀開了新一頁。

跨國資本弱肉強食的自由市場

1999年，「南方千禧年免債運動」（Jubilee South）正式開始於南非約翰尼斯堡。這個國際運動組織的總部位於菲律賓，連結了南半球各大洲（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社運團體。

同時，在北半球的國家當中，特別是在法國，開展了「債務與發展」運動，這次運動把非政府組織、聯合會和類似「法國專家學者聯合會」的組織團結起來。西班牙「取消外債公民網路」（RCADE）則於1999年成立，2000年3月舉辦取消債務的公民投票，結果有超過百萬人參與投票。隨後，「第三世界免債委員會」網絡也連結了北方（比利時、法國、瑞士）和南方（特別是非洲）的許多運動團體。

但是運動的主題不僅局限於債務問題。由於不同議題之間明顯有關連，運動之間的聯繫可以建構恆常的協調並強化影響的幅度即效力，其中有些組織特別關注金融市場、國際金融機構和世界貿易組織。取消第三世界國家的債務是組成國際平台的核心議題，許多隸屬於「另類全球化運動」範疇的國際大型NGO，在邏輯上都贊同取消債務，因為這與他們一直反對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推行的「結構整治方案」息息相關。

國際農民運動「農民之路」（Via Campesina）也堅定地站在對抗債務的立場；「世界婦女前進」聯盟(World March of Women)也響應號召；大型的國際工會聯盟，譬如「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ICFTU)、世界工會聯合會(WCL)同樣積極支持運動。當然，那些關注國際貿易活動的活躍組織網絡，例如「聚焦南方」（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也積極參與到債務取消運動，因為，在他們看來，強勢債權國家正在利用債務作為槓杆，迫使弱勢的債務國門戶洞開，大幅降低關稅，將整個國家變成跨國資本弱肉強食的自由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