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近年有自古巴的元老級爵士樂手來台公演, 以及溫德斯拍的電影" 樂士浮生錄", 恐怕沒多少人會注意到古巴免費的公共醫療服務連老美也羨慕,因為這個人口只有台灣一半的島國平均餘命與美國不相上下. 鄰近的委內瑞拉乾脆以石油交換古巴的巡迴醫療服務團. 其實, 古巴是西半球窮國中人民快樂指數最高的國家之一, 平均教育水準也超過臨近的任何拉丁美洲國家. 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大陸雖然造就了一帬新富階級但貧富差距拉大之際也失去了公平免費的醫療服務, 這個漏洞侵蝕了共產黨統治的正當性. 號稱一切為百姓服務的人民政府如今應該回頭看看當年的難兄難弟是如何堅持所謂的社會主義路線落實了對普羅大眾的照顧. 張翠容是我尊敬的獨立記者, 她的一手報導值得大家分享.

文·張翠容

亞洲週刊編者按：獨立記者張翠容前往拉美包括古巴、委內瑞拉、玻利維亞等國家進行採訪。今年一月，古巴慶祝革命五十週年，張翠容深入報道古巴的另類改革模式。之前，張翠容曾經親赴東南亞及中東地區，在戰火中剖解真相，她的作品包括《行過烽火大地》、《大地旅人》及《中東現場》。

或許，一些人從沒想過，蕩漾在加勒比海上的島國古巴，雖屬聯合國名單上窮國之一，在民主與自由領域上也盡受抨擊，過去亦有不少古巴人出走以示抗議，但另方面，它卻擁有傲視世界的醫療與教育水平，成為專制政權的擋箭牌。

我在古巴首都哈瓦那，隨處都可碰到穿上白襯衫配棗紅色裙／褲的學童，在我所居住的民宿，轉個彎便是一所幼兒學校，再往前走不遠處又有一所小學、中學，跳跳蹦蹦的孩子帶著陽光的笑容，輕輕鬆鬆上學去。

當我採訪過尼加拉瓜、厄瓜多爾、玻利維亞等拉美貧窮國家後，轉往古巴，第一個印象，便是同樣處於經濟困境的貧窮社會，孩子不僅沒有成為最大的犧牲者，反之卻享有優先的權利，不需要跑到街上乞討生活錢，又或當上擦鞋童。西方批評者對此也得承認，這是古巴不倒的力量之一。

最令我嘖嘖稱奇的，就是在偏遠的地方，也一樣不缺學校，即使只有一個學生，學校還是繼續辦下去。

據統計，目前古巴共有九十六間一個學生的學校，身體力行地向世界證明，他們的教育信念，就是一個不能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窮也不能窮教育。

這對於自稱奉行社會主義的中國而言，形成強烈對比。在中國，教育不是必然的，特別在農村，失學的孩子數目仍然不少，文盲人數逾一億人。人民醫療權利也受到嚴重剝削，向市場緊靠，不少老百姓都是「小病」拖著，大病「等死」。但古巴情況卻完全不一樣。

我所居住的民宿，屋主為一名六十歲的寡婦瑪尼，她拉起上衣，告訴我，她剛做了乳癌切割手術不久，驕傲地指手術幾乎不留痕跡，證明古巴醫術一流。她還說﹕「我們這裏採取的是預防醫療政策，國民都獲免費醫療檢查之外，醫護人員不時探訪社區，甚至住在社區裏，講解如何保持良好的健康和防範細菌襲擊等，又提供免費定期防疫注射，令古巴人無懼因貧窮而影響健康質素。」

事實上，走在首都哈瓦那市中心，環境雖然破落，但尚算清潔，打破了外界的成見，就是貧窮與疾病不一定為連體嬰。我走進最貧窮的村落，每個家庭都有很高的衛生意識，簡陋的家卻是一塵不染，一派閒適。

今年正藉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週年，古巴革命五十週年，他們互相祝賀之餘，卻分別向世人展示出不同的發展道路。

中古兩國同樣由共產政權以中央集權模式長期執政，但卻有不同的改革態度和優先政策。

儘管中國與古巴一樣堅持一黨專政，中國卻早於三十年前已隨著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務實政策，全速融進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發展至今，中國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實體之一，擁有龐大的消費市場，並成為地球村的活躍成員。反觀古巴，其經濟奄奄一息，在美國制裁下，一直被孤立，人民只能維持最基本的生活，網絡通訊更大受限制。在古巴，上網和手機通話困難又昂貴，官方解釋，這是因為美國制裁，不能用海床路線、需借助委內瑞拉提供的衛星服務。不過，有古巴人懷疑政府以此打壓資訊自由。無論如何，走到現在，古巴正積極尋找改革之路。

事實上，中國和古巴兩國自蘇聯倒台後，關係漸趨緊密，中國高調參與古巴的經改和建設，而古巴則加強了與中國在教育和醫療等領域的合作。

當古巴政府尋求經濟改革良方的同時，原來也不忘繼續向外輸出軟實力，古巴的醫生和教師早已成為第三世界的最有力援助，成為重返國際舞台的外交本錢。

根據古巴官方數字，古巴向第三世界國家派出共十二萬六千名醫護人員，協助當地的公共衛生服務，而在零六年十二月，古巴更與中國合作在中國青海省會西寧建立「西寧中古友好眼科醫院」，該醫院有十四名專程而來的古巴眼科醫生，為中國眼疾病人帶來光明。這是古巴和委內瑞拉共同發起的「奇蹟行動」(Operation Miracle)，這行動目的是向低下階層提供免費眼疾治療。此外，中國大陸於二零零六年又與古巴推行交換學生計劃，古巴向中國留學生提供免費醫學課程。

經過古巴多年的苦心耕耘下，現在「古巴醫生」已成為一個品牌。

揭開「古巴之謎」

與此同時，古巴的教育與醫療在海外也默默發揮影響，目前有十六個第三世界國家共二百多萬人借鑑古巴發明的「我能夠」掃盲方法成功脫離文盲之苦。這套方法乃是把字母與數字合在一起，透過視聽教育令文盲在六十五天內學會識字和書寫。委內瑞拉就是在古巴協助下推行一個掃盲計劃叫「羅賓遜計劃」，有效地把文盲數字降至近乎零。

古巴教育在拉美首屈一指，卡斯特羅在五九年革命成功後，便致力推行全民免費教育和醫療，即使經濟如何困難，社會怎樣貧窮，但教育和醫療依然能維持高水平，世界銀行在去年的「世界發展報告」中，直指這是「古巴之謎」。

為了解開「古巴之謎」，我四度專程前往古巴一探究竟。

事實上，除了教育和醫療之外，古巴的有機農業和生化科技也有卓越成就，獲國際組織關注。古巴雖長期處於西方指責為獨裁國家和一片批評聲浪中，加上美國的嚴峻制裁，經濟衰弱，但仍能讓國民擁有健康、近乎零文盲，使得古巴有別於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而其「社會主義」也像謎一樣生存下來。社會建設的業績變成古巴面對外界挑戰的一塊亮麗擋箭牌，叫人對這個島國心生好奇。

事實上，外界對古巴的挑戰，尤以美國與西方世界，亦主要集中古巴的高度集權政治體制，以及非自由化的中央計劃經濟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古巴有異於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竟然安然存在美國後院並力抗美國的「征服」，極不符合美國向世界輸出的民主與自由市場理念。

無可否認，古巴實行了接近五十年的社會主義，走到現在，的確出現疲態，並且重複著二十世紀以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老問題：官僚管治危機、生產力落後、低效率、一言堂、缺乏制衡等等。

可是，當我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街頭上，所遇見的古巴人卻一身健康的膚色，充滿陽光的熱力，臉上笑容不缺。而古巴在拉美地區 （那些受過英國殖民的巴勒比海國家除外）是最能說英語的地方之一，外國人較容易踫上可以用英語交談的古巴人。

一位古巴學生告訴我，現在年輕一代在學校一律學習英語，雖然古巴仍然受美國圍堵，但他們希望能夠用英語打開對外的窗口。事實上，古巴的知識階層與拉美其他國家比較是最龐大的，我時常以半開玩笑的口吻向古巴人說，只要我一丟石頭，隨時都會擊中詩人作家。雖然哈瓦那市內的建築物如何破落失修，但學校、作家和藝術家工會大樓卻永遠新簇完整。拉美作家協會總部便設在哈瓦那一組非常別緻的西班牙式建築群。

諷刺的是，古巴尊重文人，對表達自由卻步步為營。我在哈瓦那認識一位年輕的文化雜誌編輯薛丹勞 (Y. Cedeno)，她告訴我，她對工作感到洩氣，因為她對選題和文章的取捨沒有決定權，整個編輯部只會聽命於社長，社長則來自軍方，她加入雜誌前是一名將領。薛丹勞又說，言論自由永遠是敏感的話題，這由於古巴頭頂上有虎視眈眈的美國，隨時準備推翻古巴的社會主義，只要古巴一開放，美國便會借機滲透顛覆，這是古巴限制自由的理據，同時亦由此合理化一黨專政的現象。

零六年當卡斯特羅讓位給弟弟勞爾，並指定他為正式接班人的時候，外界則大肆抨擊這種為世襲獨裁政治，只會繼續深化古巴的問題，另方面卻又寄望勞爾推行改革，並推測古巴將會學習中國尋找資本主義方式的解決方案。

沒錯，勞爾上任後即宣布一系列改革，他同時表達了對官僚主義的不滿，認為有必要提高生產，改善物質生活，他還促請媒體發出更多的批評聲音，並授權進行關於產權關係的研究等等，這都令外界有一個感覺，古巴可能要回頭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古巴的社會主義可能因此自我解體了。

可是，在我訪問好幾位官員當中，這包括古巴人民代表大會議長阿勒孔 ( Ricardo Alarcon ) 和切‧格瓦拉大兒子卡美路‧格瓦拉 ( Camilo Guevara )，還有專家學者如古巴亞洲研究中心經濟學家科維度 ( Eduardo Florido )，他們一致強調，古巴的改革乃是在社會主義的框架裏進行，他們將會堅守社會主義的理想。

在我接觸的古巴民眾中，不少人也渴望改善生活，但仍不願放棄社會主義，特別是目前資本主義經濟出現全球性危機，古巴更應向世界展示另一種可能的發展模式。

屬老一輩的作家馬里奧‧馬天尼斯 ( Mario Martinez ) 見證了古巴半個世紀的革命事業，他在接受訪問時向我解釋古巴社會主義不倒之謎。

「拉美是歐洲資本主義擴張第一個遭到殖民的地區，歷時數百年，是不愉快的經歷，當年古巴原住民給統統殺光，從非洲過來的黑奴服務白人大地主和殖民地統治者，因此，古巴人有不少黑裔血統……」

「由於受到長期殖民經驗，古巴人對民族身份有堅定的追尋，對獨立自主、自由公義有強烈的渴望。可是，西班牙人走了，美國又佔領我們的土地，即使一九零二年古巴獨立，美國仍然介入古巴內政和操控經濟，並在古巴建國時的憲法中加入普拉特修正案，強行佔用關塔那摩灣……」

馬天尼斯繼續說，美國如何在古巴獨立後扶植獨裁者巴蒂斯塔（F.Batista )，令古巴繼續服務西方資本，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庸經濟體系，人民得不到解放，直至卡斯特羅與切．格瓦拉的革命成功。

社會主義早已生根古巴

馬天尼斯憶述一九五九年古巴人歡呼卡斯特羅上台的熱鬧情景，當時他才二十多歲，「當了解到古巴一頁歷史，你應明白，我們為什麼時刻提防美國的帝國野心，對美式資本主義尤為反感……社會主義的種子早在這裏埋下了。」

古巴獨立之父何塞．馬蒂(Jos? Marti)強烈民族情感和倫理方案，不僅是感召了古巴人，還感召了整個拉美民族。

何塞．馬蒂為他的後代定下了一個社會主義的方案：無私與平等。難怪守在古巴的古巴人，無論年長或是年輕的，當我問到他們怎樣看待社會主義，他們都不願意否定它。

哈瓦那大學一年級哲學系學生法蘭度說：「我們從小便被教導先輩的愛國精神和理想，熟悉的是社會主義，對其他制度不太了解，可是……」

現在，不少古巴年輕人和知識分子都會回答：「我們明白到資本主義那一套不是出路，可是，現在我們的社會主義也問題重重，如果不能克服目前的問題向前跨越，革命就會死在這裏了。」

法蘭度說，越來越多年輕人想發表多一點不同的聲音，希望能參與影響中央政策的權利。他問：「我們可否在社會主義的框框裏提高生產力？又可否實現民主社會主義？打破專政，擴大自由空間，如果能做到，古巴的社會主義真可以來個大躍進，並向世人顯示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事實上，有古巴人已敢發出抗議聲音。

究竟古巴如何獨特？同時又面對甚麼挑戰？在全球處於因資本過度擴張而導致金融海嘯、資源短缺、氣候暖化下，古巴改革成為中國一面鏡子，映照出中國的美麗與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