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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8/21 23:41:29瀏覽564｜回應0｜推薦2 | |
| 近來，自由主義被中國的學人重新提起。在學理上，自由主義以「個人主義」作為其邏輯的起點，而以合理、嚴整的社會秩序－－法治（以法主治）為其終點。「自由主義的核心就是對個人價值和尊嚴的肯定，對個人權利和利益的尊重與保護。」（徐友漁：「重提自由主義」，《廿一世紀》一九九七年八月號。）「每一個人都先是一個『個人』，個人不是抽象的不佔據空間的『點』，個人是基於呼吸、搏動、探尋和思想自由的一個生命過程，它『存在』的權利不能以任何理由剝奪。」（汪丁丁：「自由，一段腳踏實地的敘說」，《天涯》一九九九年第二期。）
這種強調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在進入中國以後，卻面臨一個十分詭譎的事實：中國的個人主義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以至於到了一盤散沙的地步。自由主義者大可以說，中國這樣的個人主義不僅不是真正的個人主義，反而因為它的易於成為極權的基礎而恰恰是自由主義的頭號敵人。這是不錯的，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應該注意到，正是中國的這種似是而非的「個人主義」使自由主義一入中國，總是深陷迷宮。倘若對之沒有清醒的認識，自由主義在中國是難以作為的。 一、個人的角色化：中國的「集體主義」 實際上，中國歷來是崇尚集體主義的。我們看錢穆的一段話：「人必在群中始有道，必與人相配成倫始見理。離開對方與人群，亦就不見有個人。離開對方與大群，亦就不見有個人。因此這個人必配合這對方與大群，而一切道與理，則表現在個人各自的身份上。 因此中國傳統文化理想之中之每一個人，可不問其外在環境，與其一切所遭遇之社會條件，而可以無往而不自得。換言之，只要他跑進人群中，必有一個道，而這道就在他自身。己立而後立人，己達而後達人，盡己之性而後可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自己先求合道，始可望人人各合於道。」（錢穆：「中國文化與中國人」，《文化危機與展望－－臺港學者論中國文化。上》，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八頁。）單個的人，必得置身於「群」中，方可成就其人性。而中國人之所以可以做到「無往而不自得」，正因為中國人始終在一個「群」中。 置身於「群」中，並不是一種應然，而是具有已然的本體論的意義。中國人一齣生，就先天地是一個群體性的存在，他立即就有了各式的（道德）角色擔待，而每一個角色，也都相應地有自己的「道」。「道」是對每一個角色的要求、規範及其背後的理由。「道」又通過一整套繁雜的禮儀、規矩加以外顯、固定，任何人不可以違背。 「仁」是儒學的核心概念，但它並無具體的所指，倒更象是一個內核，可以發散到人作為各種角色的方方面面－－能夠恰如其分地滿足不同時空下的（道德）角色擔待，就可以稱得上「仁」。儒學也有重視人的時候，但有一個前提：這個人是個很好的（道德）角色擔待者。倘若失去了這個前提，一個人沒有滿足自己的角色擔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可以「人人得而誅之」。從這個方面說，孔子說的「仁者，人也」，還不如換成「仁者，角色也」更為恰當。總之，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一個人身上的「角色」先於「人（性）」而存在－－角色甚至成了人之為人的目的，在許多的時候，它轉換為對人的評判標準。正因為如此，孟子才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並不說「家之本在人」。「身」意味著「修道」，滿足一定的角色擔待。對於「身」的重視，完全是因為「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儒學由此展開它的政治思想。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集體－－「群」，已經不僅僅具有一般社會性的意義，它更被提升到道德本體論的高度。而道德的被意識形態化又使之至少在觀念上堅不可摧。 二、人性的放逐：中國的「個人主義」 個人的角色化是「群」得以確立的充要條件，因此，我們必須解決「角色」如何可能這個問題。 儒學認為「人之初，性本善」。儘管也有如荀子這樣的儒學現實主義者看到了人性的「惡」並從學理上很好地解決了如何處置人性惡的問題，可惜他的思想既不見容於學者，也不受用於君王，以至「性善論」一直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主流。 「性善論」使每個人的（道德）角色擔待獲得學理的支持和「現實」的可能性。孟子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矣，弗思耳矣。」因此，人在「群」中擔當一定的（道德）角色，就是順乎人性的了。這裏，「性善論」就從應然和必然兩個方面完成了人的角色化的可能性論證。儒家後學，實際上都是在繼續做這樣的論證，使之不斷地精緻。 前面說過，以荀子為代表的一些人是主張「性惡論」的。荀子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以我們現在的眼光看來，被荀子認作「惡」的人性，恰恰符合人性的真實；而正統儒家所說的「善」的「人性」，並不是真正的人性。 基於真實的人性，人與人之間必然會發生緊密的關係，以實現真正的人的生存：「我們必須發展人與人的交換並且容忍由『交換』所產生的人的異化，否則我們的生命不可能獲得充分的活動空間。」（汪丁丁：「自由，一段腳踏實地的敘說」，《天涯》一九九九年第二期。）但是，正統儒學的「性善論」使真實的人性被放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特別是交換關係－－便成為不需要，而社會秩序的建立，也因此而失去合法性支撐。 事實上，儒學一直在不遺餘力地建構人與人的關係。儒學的核心概念「仁」，從字義學的角度，既可說明儒學建構人際關係的努力，又很好地揭示了儒學視野中的人際關係形態。由於它的完全的非功利性－－確切地說，是功利的他置－－使它只具有純粹的道義色彩；又因為它完全是以一种先天的血緣關係為藍本並以之作為自己的合法性論證資源，它也因此而具有徹底的理想的烏托邦性質。其結果，正如朱熹所說，孔孟之道數千年來「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 有效的人際關係的建構之路被近乎釜底抽薪似地割斷，而所欲建構的人際關系又因為其自身的特質而只能保持在觀念的形態。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人要麼始終局限在血緣關係的範圍之內（超血緣的關係不得不發生的時候，也往往使之血緣化，如結義），要麼成為一個孤獨的、「內斂」的個體，久而久之，中國終至於一盤散沙。 梁漱溟在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說，中國與西方社會的最大差異就在於中國人的「社會性」很差，說的正是這樣的事實。 三、出路：還人性以真實 正因為這種一盤散沙似的「個人主義」太盛，所以中國的歷代統治者總是不遺餘力地以極權為要務。這時，被儒學本體論化了的「群」的觀念－－對於「集體主義」的崇奉－－正好可以派上用場。統治者從道義和「學理」兩方面，給予「群」以合法性。極端的「集體主義」和極端的「個人主義」就這樣在中國離奇地交織在一起，而中國歷史的治亂循環正可說明這兩樣東西始終是在較量著，其後果，當然是中國歷史的停滯不前和中國人的困苦的生存情狀。 自由主義的理念首先是認定真實的個體生命存在的合法性，然後建立公平有效的社會秩序，以使每個人都能最大限度地滿足自己作為一個人、而不是作為動物的生存需求，同時不會對他人的同樣活動構成危害。而且自由主義相信，要做到這一點，完全依賴社會的「自組織」，而並不希求神明或某個聖人、「偉人」的指引、計劃、安排。也需要政府，也要有法律、警察、軍隊、政黨等等這些所謂的國家機器，但所有這些，都應該屬於社會「自組織」的範疇，而不可以有任何東西－－不管以什麼名義－－置於社會「自組織」之上，獲得「獨尊」地位。 所有這些，都以確立真實的人性並使之獲得正當性為起點。這一點，對於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尤其具有針對性。只要中國不再是「天下」，不再是「中央之國」，也不再象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一段時期那樣「與世隔絕」，只要中國開始並繼續「對外開放」，那麼，確立真實的人性並使之獲得正當性，就已經成為現實的訴求。而只要我們還抱著「性善論」或類似於「性善論」的東西不放，那麼我們的人性就依然在被誤置，我們的生命尊嚴就依然得不到保障，我們對自由也依然遙不可及－－哪怕它被叫得再響。 原載：「民╳與科學」網站(http://www.dscn.org) 發布日期：二○○四年一月廿五日 李怡：國家認同 拙文《家國辨識》引起不少網友在本欄的網頁討論，朋友中談起這問題的也很多，總括來說，一些人認為世界上有不少民族（如吉卜賽人、巴勒斯坦人）浪蹟天涯有家無國的悲哀，也有人說由於中國的強大，在國際上的地位日益舉足輕重，使海外華人也愈來愈受到旅居國（或入籍國）原居民的尊重。因此不大認同筆者舉《孟子》所說「國之本在家」的重家輕國的觀念。 海外華人因中國的強大而受到多一點尊重，這種感情筆者是了解的。但如果他們認同「沒有國，哪有家」的觀念而他們的「國」是中國的話，他們何以不回到使他們有「家」的中國大陸去？居住香港的愛國人士，既如此愛那個「一國」，何以要選澤在香港這個與「一國」的主要制度有明顯區隔的「另一制」生活？今天在大陸過得不錯、經濟生活日有改善的中國人，為什麼要千方百計地移民海外？ 許多人移民外國之後，還要說自己是中國人，還要關心兩岸三地的政情，與朋友談話也為了是否支持統一而辯得臉紅耳赤。在國族認同的問題上，他們並沒有搞清楚，實際上有三種不同的認同。 第一種是文化認同。無論你的種族是華人、意大利人、希臘人，你的生活、文化，都帶著擺脫不掉的原文化的色彩。華人要喝中國茶，要吃中國菜，要看中文書，會關心兩岸三地發生的事。 第二種是國籍認同。在全球化時代，國籍是我們的身份證明文件。在全世界旅行是否方便，是否受尊重，是否有保障，與不同國籍有關。而不同國籍等於產品的不同品牌。香港憑多年打造出來的品牌，使港人持特區護照就比持中國大陸的護照方便得多，儘管在世界各地港人受到的領事保護仍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使領館。 第三種是國家認同。這是香港和海外華人所特有的、與國籍認同不一樣的另一種認同。美國人、法國人、德國人、新加坡人，他們的國籍認同就是國家認同。但海外華人的國籍認同可能是美國、加拿大、澳洲，但他們的國家認同仍是中國。 國籍認同帶給海外華人許多好處，如旅遊的方便，居住的自由，可以有「家」而不至於為了「國」而丟了「家」。國家認同則只是一個空泛的道德觀念，這種觀念（比如愛國）是不容挑戰，不容質疑更不容背叛的。今天在香港這另一制，維護國家安全竟然如此天經地義，居然廿三條立法諮詢文件連入了外國籍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也要他們「愛中國」，真是匪夷所思。 今天如果有人問筆者愛不愛中國，那麼筆者只能回答說會認同中國的文化。至於國家，那就要回問他憑什麼要愛中國，甚至問他為什麼愛香港。愛中國的導彈？愛中國的暴發戶？愛中國社會的騙、搶、綁架、貪污、受賄、髒、亂？愛中國人民無權去選擇領導人？愛香港這個市民已沒有任何期待的地方？愛天天把「愛國」掛在嘴上的莫名其妙的特首和特區政府？ 附：《家國辨識》 春節期間走在香港街道上，看見民建聯的標語掛牌，上寫：「沒有國，哪有家？」很明顯這是配合特區政府為《基本法》廿三條立法而作的宣傳。 從「國家」這個詞的結構來看，「國」在前，「家」在後，只從字面上說「沒有國，哪有家」自然可以使一些不動腦筋的人輕易接受。但如果認真去想一想：沒有國就表示沒有家嗎？有了國是不是等於有家呢？相信只要腦髓不是有毛病的人，都很容易得出結論。 回歸之前的香港人，大約有半數人沒有國籍，他們大都拿「身份證明書」（CI）當作護照去外國旅行。他們似乎沒有國，但他們絕大多數人都是有家的。另有約半數人持「英國屬土公民」其後改為「英國國民（海外）」（BNO）護照，但英國政府並不承認他們是英國公民，他們沒有居英權，所以他們仍然是沒有國的。然而，這些人絕大部份都有家。近年的民意調查，發現大部份香港青少年認為自己首先是香港人，而較少人認為自己首先是中國人；「香港是我家」，他們認同「家」而不那麼認同「國」。 有了國是不是等於有家呢？在中國大陸，國權意識很強，一度更是極強，許多人都毫不猶豫地說自己是「中國人」。可是，在大躍進、大煉鋼鐵的年代，數以億計的家庭都把鐵鍋、鐵窗、鐵門拆了拿去煉鋼鐵，家中不舉炊而去公社食堂吃大鍋飯。他們算有家嗎？孩子們叫「不要爸爸不要媽媽，只要國家」，他們極為有「國」，可是他們有家嗎？「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時代，人人都有「國」，可是家在哪？夫妻拆散，父母與子女分離，都是為了「國」（國家利益），但何來「家」呢？ 因此，有國不一定有家，有家也不一定要有國。許多旅居國外的華人，雖有外國國籍，但都有身份認同的問題，就是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是哪國人，但他們大都有一個完整的家。 「國家」雖是兩個字組成的詞，但含意是只有「國」的意思而沒有「家」的意思。倘若要把「家」的意思也涵括在內，則應稱「家國」。李煜詞：「四十年來家國，三千裏地山河」，「家國」才是包括「家」與「國」的意思在內的用詞。 家國，家國，意味先有家才有國。沒有國可以有家，但如果沒有家，卻無法有國。世上有哪一個國是沒有家而組成的？因此，如《孟子》所言：「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民建聯的宣傳掛牌應倒過來：「沒有家，哪有國？」 更進一步，我們可以說，「家之本在人」，即在個人。沒有個人，也就沒有家。所以儒家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個人先要修自身，進而齊家，再進而治國，平天下。 如果一個國可以容得下我這個家，可以讓我有自由、有尊嚴地做一個人，那我可以當這個國的國民；倘若把我的自由、人權剝奪得不像一個人了，在「不自由，毋寧死」的前提下連一個自由人都做不成了，還要做這個國家的國民嗎？(蘋果日報) 古人家庭教育數方 文 / 陸南整理 【明慧學校】家庭教育是人生的啟蒙，它對一個人的一生所起的作用，往往比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更有深遠影響。然縱觀當今中國人的家教現狀，卻存在一些偏向，比如：一、重知識學習輕做人的道德培養；二、重呵護輕自立；三、重物質輕精神；四、重言教輕示範；五、重管制輕正面引導。家庭教育這個相當重要的人生教育，許多家長並不理解其重要性，行動上也沒能給予足夠的重視，很多人還會不假思索的說：「從古以來，父母管教孩子，哪還講什麼責任、原則？自己的孩子，愛怎麼管就怎麼管。」事實上，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有著重視家庭教育的優良傳統。 一、古人以教育子女為人生之要職 古代的家庭，既是一個生活單位，也是一個生產單位和教育單位。古人十分重視齊家和治國的關係。 《禮記．大學》中寫道：「古之欲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也就是說，古人認為「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因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這充分說明了個人，家庭和國家的關係，治國應從治家始，治家應從教子始。從 「齊家治國」這個目的出發，古人把家庭教育看作是「國之根本」，十分重視家庭教育的作用。 古人把教育子女看成是父母的重要責任，養子必教，養子不教不僅危害自身，也危害他人，更危害國家。宋代程頤說：「人生之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明代方孝孺也說：「愛子而不教，猶為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為不教也。」古人的這種看法，在當今社會也是頗具現實意義的。 二、古代家教注重立志教育 「人不立志，非人也。」古人教育子女非常注重樹立遠大志向，做一個正直的人。顏子推說：「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為凡人。」古人不僅認為立志重要，而且還提出立什麼樣的「志」最好。明代楊繼盛說：「人須要立志……你發憤立志要做個君子。則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你，故我要你第一先立起志氣來。」可見古人並不都看重做官，而是強調要明理，要先做一個正直的君子。 這種「立志」與「做人」聯繫起來的看法，在今天看來也是難能可貴的。我們經常聽到父母對孩子說要如何如何，將來就可成為什麼「家」、什麼「長」或什麼「師」。社會固然需要各種「家」、各種「師」或各種」長」，可要建成一個祥和、安定的社會，更需要胸懷大志、正直明理的人。中國古代有很多輝煌時代，潛心研究就會發現，這與當時古人懂得人生價值和道德教育，重視「先做人才能做事」，是直接關聯的。 三、古人教子注重儉樸、廉潔教育 以勤儉為本，愛惜一布一飯，這是人生道德啟蒙教育的一部分。中國古代的家教也崇尚勤勞儉樸，認為「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人從簡樸走入奢侈容易，從奢侈回到簡樸則很難]。歷史上，很多古人留下過家訓。他們並非窮得揭不開鍋才大談簡樸，而是清楚的知道很多事「成於儉約、敗於奢靡」，把簡樸當作人生中一種美德。 這些道理既不深奧，更不新鮮，可如今許多父母似乎知之甚少。現在有的人掛在嘴邊的話是：「就這麼個孩子，錢不花在他身上給誰花？」那些自己含辛茹苦、並沒有太多錢的父母也這樣認為：「我們小時候夠苦了，讓我們的孩子再浪費些也不算過份。」正因為有這樣的思想指導他們的家教實踐，有不少家庭的教育失敗了。這樣也就會有十幾歲的小學生發脾氣撕百元鈔票以示威；高等學府的「驕子」多買幾兩米飯用作洗碗的「抹布」。而受過教育的古人都是懂得「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 另外，現在有不少人丟失了儉樸的傳統美德，把讓孩子常常得到享樂的體驗當作一種「重要責任」。其實這樣下去，孩子長大以後，往往心理素質、承受能力、意志力都會比較差，人生的苦頭在後面。 古代家教不僅崇尚勤儉，而且還注重正直廉潔的教育，講求「清白傳家」。《漢書·疏廣傳》記載，疏廣告老還鄉時，帶回不少皇帝和太子賜贈的黃金。他用這筆錢每日宴請鄉里親友，當錢快花完時，疏廣的子孫便私下托人勸疏廣留點錢為子孫置些田產。疏廣聽了說，我不是不考慮子孫後代，我想他們如果能夠辛勤耕作，家中原有的田產是可以維持一般人的生活水平的，現在如果再多給他們錢財，豈不是教他們怠情嗎？ 在「開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則徐的詞旁有一副對聯：「子孫若如我，留錢做什麼？賢而多財，則損其志；子孫不如我，留錢做什麼？愚而多財，益增其過。」這些事例都告訴我們，真正為子孫的長遠利益著想，就應該喻之以義，遣之以義，而不遺之以利。 四、古人教子反對溺愛 古人教子講究「慈愛」，反對溺愛。這點尤有現實意義。韓非子曾說：「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司馬光亦說：「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於知愛而不知教也。」他們認為父母之愛需理智而有分寸，才會起到正面的作用。「愛之太殷，憂之太勤」，則會使孩子養成任性、驕狂的習性，甚至走上歧途，所以古人云：愛不可溺。 「慈母敗子」是古人以自己的教訓得出的道理。這個道理仍如警鐘，提醒為人父母者不可溺愛子女，而要注重做人的道德倫理教育。 以教治家，培育後人 （01）「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人」。無論何人都離不開家庭。以教治家，培育後人，既具有傳宗接代的意義，又有富國強民的社會意義。 （02）一日三件事，國事、家事、朋友事。國事是家事的生命線，家庭是國事的根據地。事業上有成，家庭才能有幸福。 （03）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國家是億萬個家庭組成的總體。治家的道理同治國的道理一樣，關鍵在於法與度。連治家的本領都欠缺，休想從好政，理好事。 （04）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05）家庭有三憂：家庭不和萬事憂。子女不爭氣也很憂。家人傷德敗興憂更憂。 （06）家庭有三興：和睦聚財為財興。子女成才為業興。老年有福為德興。 （07）治家有三則：一則以寬恕調節家人情緒。二則以節儉彌補錢物不足。三則以不惜代價培育子女。 （08）古人的經驗：富不過三代。有錢不如有權，有權不如有人，有人必須成才。萬物之靈，人才為寶。 （09）前人的經驗證明：一個人的成才絕不僅僅是一代人的事。它至少包含兩三代人的聰明才智與心血澆灌，當然個人的努力拼搏也是主要的，但環境、時勢也是很重要的客觀因素。 （10）以苦作舟，以教治家，精心培育後人，樂在其中。後人每當取得微小的進步，都是家庭中的欣慰。 （11）子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續；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教師。第一任教師的言談舉止對孩子們的耳濡目染，起著潛移默化作用。家庭環境的好壞，對子女的影響至關重要。父母對自己子女的教育，肩負有終身的責任，一般來講至少要幫教到卅而立之年或以上。 （12）家庭教育得約法五章。本人出生在一個先經商、後又務農的家庭，父輩對本人的教育是約法五章，即十個字：誠實、恆心、吃苦、學識、謙遜。 「老實常勝，走空常敗」，為誠實的約法。 「人無恆心，一事無成」，為毅力的約法。 「為人不下苦中苦，難得世間人上人」，為以苦求進的約法。 「家有萬貫不如薄藝隨身」，為求知學藝的約法。 「自大是個臭字。即使一腳能踢下一顆星星來，也無濟於事。何況根本不可能呢！」為謙遜處世的約法。 這「五章十個字」，從幼年到老年，都在起著精神動力作用。 （13）要花力氣處理好工作與家務的關係。工作再忙，不能放棄教育子女。生活再苦，不能不搞智力投資。孩子再乖，不能放棄從嚴要求。嚴格家教，是子女成才的重要氛圍。 （14）教育子女，要立足於幫。子女是幫上去的，不是棍棒打上去的。 （15）要從幼小時抓起。幼兒至小學階段，是啟蒙奠基階段。這一段，寓愛於教，爭取上到一流。中學階段，是奠基和衝刺的考驗階段。這一段，需要特別加勁幫，給予扶，上不去，就成大問題。大學階段就好辦了，但也得加強幫教，特別是政治導向教育。走向社會後還得教育，幫助處理好家庭與事業的重大關鍵問題。即使是上大學、讀博士也不能放棄教育，幫教沒完沒了。 （16）智力投資是最有價值與效益的投資。因此，家長要捨得始終投入治教精力與錢財。特別是要有決心、耐心、恆心、毅力，去克服子女的惰性、護短等毛病。 （17）要培養子女的自信心、榮譽感、自強性。孩子的學習跑在前面，就會自己鞭策自己。但千萬不能讓子女有幹部子弟的優越感。 （18）母親的慈祥、敏捷、細心、無私奉獻的獨特作用非常重要。一般來講，女同志的思維在家事方面是比男性敏捷的。以神聖的母愛之心，細心觀察、嚴格要求、耐心說服、無微的體貼，寓愛於教地幫促子女，可起到父親起不到的作用。 （19）對子女的培養教育耽誤不得，一定要做到千親萬苦，千方百計，直到成功才能罷休。 （20）當幹部的更要模範治家。如對自己的子女都不能精心培養，對他人的培養就可想而知了。 （21）父母身教勝於言教的榜樣作用，是有長期影響力的。父母忘我的耕耘精神，是會得到應有的回報的。 （22）既要注重家教，更要注重社教，子女的成才歸根結底要靠社會培養。對於那些甘當人梯的靈魂工程師，從始至終要感恩載德，有條件時一定予以報答。 （23）家庭生活好像一場戲，酸甜苦辣都要經歷。人生的辯證法，就是在矛盾中生存，在矛盾中發展，在矛盾中得福。 （24）人生路上的「五關」抉擇： 一是，學生時代能否成為品學兼優的佼佼者，這叫知識奠基性抉擇。 二是，邁入社會的第一步，能否選擇好職業與崗位，這叫職業定位抉擇。 三是，能否尋找一個性格匹配，知識互補，志同道合，奮發進取的伴侶，是人生路上的「命運」性抉擇。 四是，能否經得起各個歷史時期的考驗，事業上有所進取或成就，這叫成就事業性抉擇。 五是，能否從長計議，培育好後人，這叫人生的後勁性抉擇。 （25）家庭的現代化關鍵是人才的現代化。如果不注意培養人才，即使是家庭設施現代化了，差距也會越拉越大。 （26）「國維思良臣，家貧思賢妻」。凡幸福的家庭都有一位默默無聞、無私奉獻的偉大女性在背後支撐著。家事應當有主有從，家庭的強者，就應充分體貼、支持、忍讓弱者，默契配合，共建家園。 《孟子》離婁上 五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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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社會萬象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