濱田彌兵衛事件(三)

1628年4月，濱田先生又率船來台，奴易茲先生早有防備，下令禁止日船泊岸，並登船檢查，發現船上有470人，包括Dilcka等一行新港人，卻只有少量白銀，還裝載大量武器。奴易茲馬上宣佈這是艘危險的船，他將新港人以叛國罪下獄，沒收船上所有武器、財物，同時限制日本人離開大員。

濱田連栽兩次筋斗，他最初如意算盤應是透過新港人向幕府效忠，幕府會願意派大軍來把荷蘭人打跑，結果他卻只能帶上470人；人少不要緊，還被荷蘭人逮個正著，連動手機會都沒有就潰敗，濱田感到相當鬱悶。

事情經過兩個月，奴易茲都沒有動作，濱田決定先發難，6月29日，濱田帶了一些日本人去找奴易茲，說要跟長官「莎呦啦啦」，奴易茲冷笑一聲，說：「現在說再見也太早了吧，我沒有允許你們離開！」濱田火上心頭，說：「巴嘎呀羅！我說走就一定要走。」

奴易茲堅持不同意，這時候濱田突然跳起來，抓住奴易茲，把他「用日本的方式綁起來」(“tied him up in the Japanese manner”，是…綁縛嗎？)接著日本人和荷蘭士兵就是一陣大亂鬥，開槍放炮，在熱蘭遮裡頭打成一片，最後奴易茲下令荷軍停火，雙方在長官官邸內外對峙。

這場人質危機持續了幾天，最後達成協議，日方釋放奴易茲，但握有另外五名人質，包括奴易茲的長子勞倫斯；條件是：荷方答應釋放新港人，歸還幕府的賞賜；賠償濱田生絲交易的損失(濱田說，因為他一直沒去提貨，那批三十萬兩的絲，最後被鄭芝龍給拿走了)。

有奴易茲在手當人質，日本人還還囂張地護送新港人回部落，開了一個大大的慶祝趴踢，他們還在荷蘭人質身上畫一些很醜的圖案當報復。

荷蘭人事後另派艘傳去日本，企圖緩解雙方關係，但末次平藏不買單，在他的運作下，德川幕府下令關閉荷蘭在平戶的商館，扣留所有荷蘭商船，條件是荷蘭人拆除城堡，撤離台灣。

荷蘭人陷入兩難，一方面他們不願意撤離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熱蘭遮，另一方面，如果日本拒絕貿易，熱蘭遮就變成毫無價值。另一廂，歐陸上，荷蘭和西班牙的獨立戰爭，在12年休戰協議後，於1621年重新開戰，再加上規模更大的「三十年戰爭」，荷蘭本國亟待東印度公司的財源，又不可能放棄熱蘭遮，給馬尼拉的西班牙人獨佔亞洲貿易的機會。

就在這種兩難的狀況下，日本貿易禁令持續了五年，荷蘭人時來運轉，大鷹派末次平藏在1630年去世，幕府態度不再那麼強硬，最後在1632年，荷蘭人將決定用「代罪羔羊」的方法，將所有錯誤推到衰洨的奴易茲身上，將他引渡到日本受審，日本於是同意荷蘭重開平戶商館。

運氣更好的是，1635年，德川幕府正式實施鎖國政策，禁止日本人民出海，從此解除了日本對熱蘭遮軍事或商業上的一切威脅；日本隨後來禁止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至日本通商，僅留給荷蘭在長崎交易的特權，這對荷蘭而言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也頓時讓台灣的經濟價值大幅提高。巴達維亞方面開始捨得花錢、花人力投資熱蘭遮。同樣在1635年，巴達維亞的援軍和新裝備抵達台灣，約1000名全副武裝的荷蘭士，加上可能數百名新港社的聯軍，澈底擊降他們在台南平原上最大的敵人麻豆社，從此之後，台南平原進入「荷蘭治世」(Pax Hollandica)，荷蘭人開心地貿易、引進漢人來種田、管理西拉雅人去獵鹿，直到25年後，他們收到來自廈門的一封信。

這個故事中的兩位主角呢？濱田彌兵衛先生，我找不到他的下落，日本鎖國後，他失去了原本擅長的海上舞臺，想必鬱鬱寡歡吧？1895年日本統治台灣後，又把這位老船長搬出來，將他塑造成勇敢抵抗西方殖民者的形象，追贈他貴族身份的「從五位」，並且在安平立「贈從五位濱田彌兵衛武勇之趾」碑，只是這個碑後來被國民政府刮除，改刻「安平古堡」。

另外一位主角奴易茲先生，他在日本被軟禁了五年，1636年，東印度公司將他贖出來，送他回荷蘭，後來他長期擔任Hulst地方的市長，於1655年過世。不過他的長子勞倫斯 – 同時被抓去日本當人質 – 很早就在1631年病死於日本，不過是個十歲不到的孩子。

我對「濱田彌兵衛事件」的解讀

    我們要怎麼來看「濱田彌兵衛事件」呢？

    首先，有人說這起事件和台灣人沒有關係，我感到十分納悶，西拉雅人應該是最正統的台灣人，現在很多人台灣人身上還流著西拉雅人的血，怎麼會說這起事件與台灣人無關呢？

    我在先前一篇文張<歷史學與歷史課綱>中提過，我們長久以來受中國傳統的歷史教育，所以即便是最激進的台獨主義者，視台灣為一個與中國完全無關的國家，也往往會用中國式的史觀，來看「台灣」這個國家；換句話說，我們只是把「台灣」看成另一個「中國」，把「中國漢人」代換成「福佬人」，我們在台灣史中關心的，往往還是道統、異族、官逼民反式的民變這些中國傳統的老問題。

    因此傳統上我們在學荷蘭人在台灣的歷史，大概會提的也就只有「郭懷一事件」--官逼民反，又是抵抗異族，重要！當我們發現「濱田彌兵衛事件」什麼都不是，而且沒什麼福佬人參與其中時，我們就覺得這只是個雞肋。

    但就我個人來看，「濱田彌兵衛事件」實在是個再有趣不過的事件。我們會瞭解，台灣的「信史」(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是以這樣的事件開始的，不是農作、文字、或者大規模的種族遷徙，而是國際間的貿易糾紛，這似乎反應了這座島先天的貿易性格，還有紛爭的命運。

另外，這事件也提供了我們一個很罕見的平台，觀察在沒有中國漢人的情況下，台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樣子。我會覺得，這個事件首先突顯了日本對台灣在經濟上的重要性，並非僅是1895年後的殖民文化影響，早在17世紀，日本市場便是台灣發展的重要原因。比較起熱蘭遮的蒸蒸日上，西班牙人在1642年，撤除在基隆、淡水的據點，主要原因就是日本鎖國，禁止與西班牙貿易，西班牙對台灣投資不再有意義。

我們可以發現，日本對台灣土地的野心不是19世紀才突然迸出來的，早在17甚至更早的16世紀，日本便有佔據台灣的動機，有時候可以想想，如果那時候德川家光腦袋哪裡不對，真的派一萬人，打下大員，那台灣歷史又會往哪個方向發展呢？

再想深一層就會發現，即使在這個故事中，中國人沒有扮演太多的角色，中國的影子仍無所不在，荷蘭人、日本人來台灣，都不是因為台灣是「寶島」，有黃金或是土地肥沃，而是為了要做中國的生意，這又給我們什麼啟示呢？

    最後回到台灣本土上，西拉雅人看似是被操弄的俎上肉，但其實他們也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日本與荷蘭間的敵意，先是依靠荷蘭人，再靠日本人壓制荷蘭人，這是不是又是一種熟悉的感覺呢？若是西拉雅人突然開竅，用主場優勢奪回大員彎控制權，開放中、日、荷人都可以來貿易，只抽取交易稅，那台灣又會是怎樣的情形呢？

    凡此種種，都是台灣特有的歷史情境，無法在中國這樣龐大的大陸國家發生，我想，這或許是一個更恰當的歷史學習方式，讓我們瞭解台灣後來在19世紀的發展，也讓我們有不同的角度，思考台灣的現在與未來。

　　我每次去台南，吃著阿堂鹹粥的時候，都會想，這地方四百年前，還是整片的沼澤與草原呢 ！有幾十萬頭的水鹿，在草原上跑來跑去，高大的西拉雅人，便在水澤與芒草中追逐著那些鹿；有講泉州話的中國人、帶著武士刀的日本人，在安平一帶蓋了小村落，彼此交易，也和西拉雅人交易鹿皮、鹿臘肉；然後是荷蘭人來，蓋起城堡，然後台灣就被捲入世界歷史的紛爭中了。

    我們我還滿喜歡這樣的台灣的(只可惜現在沒有鹿了)。

    身為台灣人，我們似乎沒有辦法拒絕不同的「外國人」，從不同方向的海洋上一波一波地到來；我們也沒有辦法防止世界上不同時代的強權，算計這他們在這島上的利益；我們也不能否認，在遙遠的天邊發生的一點小事，可能就會進而影響這個島的命運。如果我們覺得害怕、不習慣、不感興趣、不知道怎麼處理，是不是因為我們一直用一種不屬於島嶼的觀點，在定位這座島嶼呢？

    這篇故事很多是參考自耶魯大學歷史博士Tonio Andrade(中文名字歐陽泰)先生的論文，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這本論文台灣有中譯出版，書名是「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我的書放在台灣家中，卻很驚喜地發現Andrade先生有將論文全文上網http://www.gutenberg-e.org/andrade/romnom.html，而且我覺得英文比中文譯本好讀許多。當然，只有二手資料，在很多細節解讀上未必正確，或許以後應該還是要把熱蘭遮日記和巴達維亞日記讀一遍，才能掌握更多細節。

    以上，如果有任何謬誤處，請大家多指正。希望大家覺得有趣。(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