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荷華的歲月(下)

楊遠薰

          隔(1984)年春天，阿加花了我們當時認為相當可觀的一筆錢，買了咱家第一部電腦：Commodore 64，此後每晚坐在電腦機前，敲打鍵盤，玩他的昂貴「玩具」。我卻始終缺乏勇氣，去碰觸那「機器」。

          慢慢地，我漸感擔憂，擔心我不會電腦，將與時代脫節，成為上一世代的老古董。我若不學電腦，意味無就業機會，註定一輩子在家當煮婦。那麼孩子長大後，不只與我有代溝，還有顯著的文化差異。我是否能忍受現在與我親親密密的孩子日後變得無啥話可說？

          另一方面，我也頗為感慨，感慨自己不過在家待了四年，外面的世界竟已翻轉，那麼未來怎麼辦？左思右想，認為應先裝備自己，再邁進美國就業社會。裝備自己的最好方法就是回學校，接受最新的教育與訓練。

          於是，我與阿加認真地討論這事。他說，住大學城的一大好處是唸書方便，只要我申請得進，他願意配合，幫忙照顧孩子。

          也因此在往後近一年裡，我邊帶孩子邊準備考試。陸續考過托福、GRE與GMEAT等進研究所的測驗，亦蒐集所有證件後，我在1985年春向愛荷華州立大學商學研究所申請入學，希望攻讀企管碩士(MBA)，主修會計。

           結果很幸運地，我獲得許可，夏季就可開始修課。但我的身份僅是probation (試用)，意思是說讓我先修幾門課，若讀不好，就請我走路。

迎接新挑戰

         1985年夏天，我安排兩個孩子上托兒所，自己背起書包，重入校園當學生。當老學生的心情非常緊張，因為文學院出身的我既無商學底子，又不會電腦，更大的障礙則是語文。上課聽得似懂非懂，講話無法暢所欲言，閱讀的速度很慢，寫報告十分吃力，可謂困難重重。 

記得第一次上會計課，聽老師一再講「one-two-three」，心裡很困惑。我當然知道one-two-three是1-2-3，但老師顯然還有其他意思。如此悶著葫蘆，直捱隨全班同學走進電腦教室，看到電腦機前的指導手冊寫著「Lotus 1-2-3」，方才恍悟到老師說的就是當時最新的會計電腦軟體「Lotus 1-2-3」。我們得用這軟體作財務報表，繳第一篇作業。

第一次繳管理學報告，也是個難忘的經驗。我費九牛二虎之力，在紙上寫一長篇報告，再熬夜打字到天亮，然後匆匆趕去上課。課堂上，見其他同學的報告都打得很漂亮，字體和我的不一樣。我便好奇問他們：如何打出這樣漂亮的報告？一位同學回答說：「用Word Processor啊，這Word Processor可真是所有祕書們的救星！」

我連Word Processor長得什麼樣都沒見過，自覺孤陋寡聞，僅「哦！」地應了一聲。幸好不久，另一位同學告訴我：商學大樓裡的一樓與二樓各有一間電腦教室，裡面有許多台PC，用PC打字更方便。然因使用者眾，須先登記，且每人僅限用一小時。我後來就經常去使用，而且樓上樓下都登記，樓上的一小時用完了，再趕到樓下，續用另一小時。當時電腦操作不靈光，有時會遺失檔案。一找不到檔案，沒時間向人抱怨，趕快重新輸入。所以同樣的資料，常一遍遍地重打。

MBA的課程都是小班制，每人上課都得貢獻意見。美國同學口才便給，講話滔滔不絕。我有時都不明白他們在說什麼，更遑論開口。但兩、三堂課後，怕繼續當啞巴，會被當掉，因此上課前，先寫好一些要講的東西，然後找機會，鼓足勇氣說了出去，算是交了差。

        財政學是相當重要的一門課，一介紹概念後，就開始就教合併(merger)、貸款購買 (leverage buyout)與風險計算。我那時才知道原來八十年代是美國大公司大量貸款、購買與合併其他公司的全盛年代。這下更覺自己對美國社會與未來走向瞭解太少，因此暗下決心，一定要唸出學位，到美國機構做事。

 因為主修會計，我必須逐門修足大學部所有會計本科的學分。大學部的課程主要在培養會計師與稽核員，首先目標是通過CPA專業考試，所以每堂課指定要做的練習題都很多。我也因此計算機不離身，隨時隨地寫作業。

        值得安慰的是，如此奮戰了兩學期，成績還算亮麗。第三學期開學後不久，我接到所裡的通知，要我到副所長辦公室一趟。我帶著緊張與狐疑的心情去了。坐定後，副所長告訴我，所裡願意給我一份研究助理獎學金，但我必須成為全職學生，每週幫教授作二十小時的研究。我一時愣在那裡，不敢置信。商學所是熱門所，學生很多，但獎學金的名額很有限，人人爭著要。這麼好的機會怎會落到一個只求保命的我的身上？

         無論如何，這項機會為我開啟了另一扇窗。1986年，美國國會通過一個重大的稅務改革法案，影響的層面甚廣。我工作的老闆是個研究稅法的老牌教授，要我幫他蒐集許多資料。他後來成了我的指導教授。我的畢業論文題目就是《1986年美國稅務改革的影響》，而畢業後的第一個雇主就是美國國稅局。

         唸研究所的兩年半期間，我始終戰戰兢兢，同時很感謝我的另一半與兩個孩子的充分合作。冬天時，我們都得天未亮即起，將兩個孩子自溫暖的被窩中抱出，迅速幫他們盥洗、穿戴，再在冰雪中送他們到托兒所，再各自到辦公室。每次望著出門前猶睡眼惺忪的兩張小臉猶，我心裡就十分不捨。幸好孩子們的適應力很強，在托兒所裡與其他小朋友玩得很開心，亦深得老師們的疼愛，所以從小就有一種樂天知足的個性。

當時，班上另有八位來自台灣的學生。我們常在一起討論功課、分享資訊、亦核對作業答案，就像從前在台灣唸書時的那般光景。聖誕節或大考過後，我會請他們到家裡吃飯，大家相聚甚歡。同學中，許克誠、蘇雄義畢業後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後來都當了教授。

再見，愛荷華

        阿加在愛荷華州大執教五年後，於1985年順利地升為副教授，並且拿到長期教授合同，達到他到愛荷華的心願。然而往後兩年，愛州連年乾旱，不少農家宣告破產，景氣十分蕭條。影響所及，一些研究經費亦被裁減。

        與此同時，美國東岸經濟繁榮，工商蓬勃，不少公司都派人到大學爭取人才。當時有幾家公司與阿加接洽，提出的待遇皆較優渥。後來，阿加到紐澤西一家跨國食品公司參觀之後，對方答應給予的工作條件讓他頗感心動。

        我畢業在即，面臨就業問題，自然渴望到東部的大都會碰運氣，所以贊成搬家。同時在潛意識裡，我們覺得那時若不走，將在艾姆斯城過餘生，一輩子當草原上的異鄉人。

        結果，阿加選擇告別教授生涯，於1987年正月一日飛到紐澤西，隔天到新公司就職。我與兩個孩子暫時留守艾城，一方面著手賣房子，另方面加快馬鞭，趕寫我的畢業論文。

        當時，朋友們聽到我們要走，都說：「好不容易才拿到長期教授合同，竟然放棄，多可惜！」我也有些茫然，不知此行，前景會更好或變壞？然而決定已作，便不宜朝秦暮楚，所以不斷鼓勵自己繼續向前，勇敢接受變遷。

          1987年夏天，我拿到愛荷華州大企管碩士學位，也賣了房子。阿加的公司便委託搬家公司幫我們搬家，他也自紐澤西回來，與我們同行。

         猶記在艾姆斯城的最後一天傍晚，鄰居們為我們餞別。孩子們在戶外興高采烈地玩成一片，我們在暮靄籠罩中望著最後一件家當 ─ 我們的車子被安置在大卡車上，然後一一與鄰居們話別。

         那夜，我們宿在假日旅館，隔晨租車到迪莫依機場，飛往紐澤西。在候機室裡，六歲的阿柔與四歲的阿智快樂地唱著《Gingle Bell》的聖誕歌，引得其他旅客朝他們微笑。我從玻璃窗望向停機坪，想著過去這七年的生活，充滿了感激與不捨。

         我很感激美國賜給我這麼多機會。我們在愛荷華舉目無親，毫無背景，但是憑著真誠與努力，我們獲得美國鄰居、朋友與台灣鄉親們深厚的情誼。阿加在那裡建立了學術地位，我則在連生兩個小孩之後，竟然能進愛大熱門的研究所，接受最先進的教育與訓練，還拿獎學金，不得不感謝美國社會對外國移民的寬容與接納。

         我更感謝的是我們在愛荷華生了一對非常可愛的子女。他們在艾姆斯城健康快樂地長大，我則在那裡建立了自信，從而不害怕環境的變遷，也不排斥新的科技與事物。愛荷華七年的生活讓我們建立一個美滿的家庭，培養出樂觀進取的人生態度，這確是神的奇妙恩賜。想到此，我的眼眶濕潤，直想落淚。

         飛機起飛後，我向那片牧野低聲說再見。自那時迄今，我無緣再回愛荷華。有時想起當年溫馨單純的生活，真是無限懷念。

照片說明：

            1. 闔家攝於常去的Saylorville Lake湖畔。

            2. 1985年，Carole唸研究所時，與兩個孩子攝於Ames家裡。

            3. 1986年，愛大商學研究所台灣學生們在家聚餐合影。

            4. 1986年，平原區台灣人教授協會在Ames, Iowa舉行。阿柔是照片裡惟一的一朵花。Ken的左邊為范良政教授，右邊為林宗光教授，前排右一為吳得民教授。後排左一為堂兄楊英育教授，後排右一與右二為吳樹民醫師、賴其萬醫師。中排左三、四、五為周烒毅教授、林啟東教授與許宗邦醫師。

            5. 1987年夏，孩子們離開愛荷華前，猶興高采烈地與鄰居小朋友們玩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