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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與補遺(三) for 我愛中華
鄭永年：中國社會正面臨失序的風險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巨大的經濟建設成就，但社會代價也是極其沉重的。今天，中國社會轉型的方向面臨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從國際經驗看，任何一個處於轉型期的社會都會出現重大的社會問題。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發生問題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積累起來，得不到解決，那麼最終就會造成社會失序的局面。
社會秩序已經發展到哪個地步，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會有不同的估計。但可以確定地說，中國社會正在面臨失序的危險。為什麼可以得出這個判斷？我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討論。
失序
在國際學術界，學者們稱當代中國是一個社會運動崛起的時代。各個社會階層的群體性事件或者抗議行為已經習以為常，發起者和參加者既有體制外的還有體制內部的，幾乎涵蓋了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等。中國是轉型社會，出現群體性事件並非不正常。任何社會，包括歐洲和北美，在其發輾轉型過程中，都經歷過幾個社會運動高潮期。問題不在於群體性事件的頻繁發生，而在於發生之後，如何應對和解決。如果政府不能直面問題，不能找到有效的應付方式和解決問題，那麼，不僅政權穩定成為問題，社會更會陷入無序狀態。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些年來中國社會各種形式的暴力案件在快速上升。暴力表現為不同形式，政府官員與人民之間存在著暴力行為，政府官員對社會成員實施暴力，而社會群體對政府官員也實行暴力；也存在著一個社會群體對另一個社會群體，或者一個社會成員對另一個社會成員等形式的暴力行為。人們可以看到針對不同社會群體的暴力，包括幼稚園小孩、老人、醫生、官員、富人，等等。很多暴力行為已經超出人們的想像。
暴力叢生是社會失序最直接的表現。當財富的積累和權力的獲得嚴重缺失規則的時候，針對權勢階層的暴力也會顯得毫無規則。從社會建設的角度來看，弱勢社會群體對權勢階層的暴力是社會沒有被保護好的結果。如果強勢社會群體不僅不能保護弱勢社會群體，而是一味地欺淩，那麼，對弱勢群體來說，暴力是他們保護自己的最後一個手段。顯然，不管暴力以什麼樣的形式發生，都是政府的責任。在任何社會，政府存在的最大理性就是維持公共秩序。
從深層次看，社會秩序歸根到底表現為一種文化。前面討論過的傳統中國“士、農、工、商”就是一種文化，其中，每一階層都有自身的價值觀和行為規範。但今天的中國缺失這樣一種社會文化。躁動不安的中國社會如何安靜下來？這涉及文化建設問題。
任何一種文明中，都有使人安靜下來的安靜文化。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是如此，中國傳統也如此。但進入近代之後，中國很快就失去了文化中的安靜因素。這主要是因為前面討論過的“政治階級”文化的引入。同樣，改革開放之後引入的“市場經濟”文化也是一種“狼文化”。
因為缺少社會建設和社會保護機制，市場經濟趨向於把所有社會關係都貨幣化，表現為馬克思所說的“大魚吃小魚”、“弱肉強食”的社會關係。近代以來的“政治階級”鬥爭文化的遺產還沒有清算好，中國又迎來了“市場經濟”文化。如果不能清算“階級鬥爭”文化，不能應對和解決市場經濟所帶來的“狼文化”因素，中國很難造就一種社會各階層能夠和平共處的安靜文化。
後果
社會失序的前景與後果非常明確。最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傳統上革命和造反的惡性陷阱必須避免。革命也好，造反也好，且不說會導致無數生命的犧牲和對生產力的巨大破壞，更為重要的是它們都不是中國社會的出路，它們僅僅是社會體制的簡單再生產。在中國，漸進的變化是真正的變化，而激進的變化尤其是革命可能是沒有任何變化，因為激進的變化往往促成歷史的簡單重複。
如果要避免革命和造反傳統，那麼出路在哪里呢？很顯然，出路對每一個社會階層是不一樣的。今天已經是全球化時代，一旦社會激進化，社會上的一些社會群體可以通過各種途徑“退出”這個社會。實際上，中國社會的“退出”的現象也已經開始。
這些年來，社會有兩個群體在努力移民海外，一個是高端知識群體，一個是財富群體。很多年裏，國家制定了很多吸引人才回國的項目，但高端知識群體的流失仍然是個大趨勢。在全球化時代，這個知識群體的流動性越來越大。很多國家都在拼命競爭這個群體，紛紛提供優質的環境吸引和留住這個群體。中國舊的體制是排斥這個群體的，這可從所謂的“海歸派”和這個體制的衝突的眾多案例中看出來。如果新的體制建立不起來，高端知識人才還會繼續“退出”。另外一個群體就是財富群體，又有兩個次群體，一個是積聚了大量財富的幹部官員，另外一個次群體就是民營企業家。“退出”自己的社會，加入一個新社會，不可避免要成為“二等公民”，在很多情況下，甚至連“二等公民”還不如。
對中國社會來說，問題是，在財富和知識“退出”之後，社會還能留下什麼？在任何社會，有兩個東西很難退出，一個是貧窮，一個是權力。但如果一個社會這兩個東西佔據了主導地位，社會會是一種怎樣的情形呢？很簡單，那就是無休止的不穩定和暴力。一些發展中國家就表現為這種情形。這些年，中國有關方面在維穩方面投入那麼大的資源，下了那麼大的功夫，就是因為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出現了這種情形。
當然，還有一種被迫的“退出”，那就是一旦當社會失序，國家對人口失去控制能力，社會所可能出現的難民潮。難民潮是一個失敗國家的標誌，是誰也不想看到的局面。
根源
任何一個社會，權力可以分解成為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社會權力，它們具有自己的邊界。政府權力站在哪一方，是資本還是社會，就會產生不同的政體，也會改變經濟和社會領域間的平衡，從而對社會秩序產生影響。這三者一旦失去平衡，社會秩序的基礎就會遭到破壞，社會秩序和道德就會解體。
中國社會失序的最主要根源在於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之間沒有邊界。政治權力站在經濟利益這一邊，導致了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的失衡。
改革開放之初，重點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建設，是大勢所趨，這個改革策略非常正確，為社會提供了無窮的動力來追求經濟發展，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不過，早期改革並沒有把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分開，導致把經濟政策簡單地應用到社會領域，從而使社會領域過度市場化、貨幣化。在經濟領域，新自由主義遇到了強大的國有企業的抵制；但在社會領域不一樣，新自由主義在政治權力的扶持下很快進入了諸多社會領域，包括醫療、住房和教育。在任何國家，這些領域並沒有被視為是純粹的經濟領域，而是社會企業，都是要求政府有大量投入的；但在中國，這些被視為單純的經濟企業，成為暴富領域。
更為重要的是，無論是資本還是權力，都是通過GDP主義這一巨大的動力機制摧毀著中國的社會秩序的。GDP主義就是社會的經濟資料話，政治人物、企業家、經濟學家、律師、教授、一般社會成員都需要GDP。但很顯然，人的價值是不能資料化的，一旦資料化，人的存在就是去了任何意義，也就是“去意義化”。一個“去意義化”的社會便是毫無道德秩序可言的。這就是今天中國社會各個階層普遍經歷著的極度不信任、極端恐懼、極端孤獨的終極根源。
經濟領域可以也必須加以市場化，甚至必要的貨幣化，但社會領域則必須也可以拒絕過度的市場化和貨幣化。無論怎樣的社會，不管是民主還是非民主，沒有這樣一個邊界，社會秩序和道德危機必然發生。 經濟和社會領域之間沒有邊界必然導致社會改革的缺位。這表現在：第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錯誤地把經濟政策尤其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倒入社會領域，嚴重地破壞了社會領域，沒有確立基本社會制度架構，包括社保、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等；第二，在法制建設方面，絕大多數法律都是針對經濟發展的，很多人只知道法律要如何保障私有財產，但對保護社會的法律的重要性認識遠遠不夠；第三，缺少有效政策培植中產階層，除了少數可以和任何國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會的大多數仍然是窮人，而龐大的中產階層，是穩定的社會秩序的根基；第四，社會空間過小導致社會和政治領域失衡，社會自我治理能力弱化。
保衛社會、重建中國社會秩序是唯一的選擇。除此之外，別無選擇。總體上看，在經濟、政治和社會領域之間建立邊界最為重要。儘管這些領域互相關聯，但必須確立一定的邊界。邊界問題不解決，很多問題就會混淆不清，在政策層面就會產生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問題。
http://opinion.dwnews.com/news/2016-04-07/597307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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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應向英國借鑒“社會進化論”
2015-10-18 21:24:31
北京時間10月19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展開訪英之旅。中英對於打造兩國關係的“黃金時代”達成了共識，那麼，這個“黃金時代”將是什麼樣的以及如何打造，世界都對此表示好奇。英國金融時報FT中文網創刊榮譽總編輯張力奮認為，作為世界近代史上崛起的第一個政治經濟強國，同時對中國近代歷史發展進程產生重要影響的國家，英國有許多可值得中國借鑒之處。而中英之間的“黃金時代”，不能只靠市場與合同來維護。對正在崛起的中國來說，思想與思想的市場可能比黃金更重要。英國的經驗主義與保守主義理念，對當下的中國轉型也有借鑒之用，中國需要思想的實驗。
（一） 星期一晚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飛抵倫敦，對英國作國事訪問。上一個對英倫國事訪問的中國領導人是胡錦濤，時間是2005年。國與國外交，講究禮儀與禮遇。與十年前相比，伴隨中國經濟以及國家影響力的崛起，中國越來越看重其領導人出訪的禮遇規格。在很多中國國人看來，禮遇即是實力。
這次行程四天的出訪，中英雙方無疑都在以超高規格“量身定制”。習近平出任國家主席後，很少單獨安排專訪一國。這次訪英，應是不多的例外。從北京飛倫敦，航程近11小時，這次他是專門到英倫三島跑一趟。從白金漢宮到唐寧街10號首相府，英方這次呈上全套國賓與皇家禮儀，鋪上英國報章所稱的“最紅的紅地毯”。議程中，習近平將與夫人下榻白金漢宮，與女王私宴，跟王室成員深度接觸，在英國國會畫廊發表演講，見證一大摞巨額商貿投資合同的簽署，前往首相鄉間別墅Chequers做客。最後，卡梅倫首相專程在曼徹斯特為他送行。這些高調的安排似乎在強化一個信號，即中英雙邊正開始一段“蜜月”。拿在中國人氣頗高的英國財相奧斯本的話說，英中兩國要享受“黃金時代”。
臨行，習近平在接受路透社答問時說：“英國表示願做對華最開放的西方國家，這是一個明智的戰略選擇，也完全符合英國自身的長遠利益。”難以想像，僅在三年多前，中英之間曾陷入一段嚴酷的霜凍期。直接的導因是西藏問題：2012年5月，卡梅倫首相在倫敦會見西藏精神領？達賴喇嘛，兩國關係隨之跌至穀底，雙邊經貿遭受重創。2013年卡梅倫訪華，實為“破冰之旅”，外交再入軌道。英國媒體曾指責卡梅倫內閣為經貿利益向北京的壓力叩頭。就在上個月，在卡梅倫拒絕見面後，達賴喇嘛以少有的疾言，批評英國首相“將金錢置於道德之上。”
歷史上，中英關係的大起落，一言難盡。十七世紀末，清朝開始與英國小規模通商。1792年，英外交特使馬戛尼在承德覲見乾隆皇帝，要求開放多口通商，遭清廷拒絕。1840年前後，英國對華發動“鴉片戰爭”，衛護東印度公司的商業利益，被中國老百姓以及教科書視為中國近代所有民族屈辱的起始。它也是國家記憶中一塊沉重而敏感的瘡痂，時而從歷史中爬出，抓撓不安穩且敏感的政經現實。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兩個月後（即1950年1月6日），英國宣佈承認新中國，並設立臨時代辦處，成為最早承認中國新政權的歐洲國家之一。1967年，“文革”爆發初期，英國駐北京代辦處遭紅衛兵圍攻、火燒。1972年，保守黨希思首相任內，英方提出將與中國的“臨時代辦級”升格為全權大使關係。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國策後，纏繞中英關係的主要問題是香港歸屬。1984年，兩國就香港主權回歸達成協議。1989年6月4日之後，直至1997年正式移交，中英就香港問題出現過激烈摩擦或對抗。
近幾年，卡梅倫政府在香港問題上刻意低調或回避，以防觸怒北京。對卡梅倫徹底調整對華立場，贊者稱其務實、以國家經濟利益為上，貶者責之為政治投機的實用主義。去年，中國宣導創立AIIB（亞投行），歐美發達國家無人回應。而英國有驚人之舉：不顧冒犯老大哥美國，打破二戰之後英美在重大地域政治決策上協同一致的傳統，撇開盟友，率先申請加入亞投行。此後，中英關係急速升溫。中國外交，向來注重投桃報李，你來我往，對英方這一美意的回報，從已透露的重大經貿合作專案與投資額中應能看出因果。
（二） 上周，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接受英國第四頻道的電視專訪。王牌時政主持人J.斯諾在提問時，自嘲地把英國稱作一個“中等級別”（middle ranking) 的歐洲國家。劉大使答，英國是一個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
我同意中國大使對英國全球影響力的判斷，不僅在於英國對當今國際政經事務的角色與權重，更在於它對近代社會制度創新的原創貢獻。從社會組織架構與制度的層面，我們依舊生活在巨大的英國制度影響之下而不自知。
英國對現代社會制度與文明的原創貢獻，在二十一世紀的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保險、金融服務、信託、養老金、稅制、福利、文官體系、公學及義務教育、陪審團制度、博物館、海事、公共媒體、義工、慈善機構、商會、工會、學會、自治團體、旅遊。它們已成為現代社會的基本構件或要素。
幾年前，讀史學出身的現任中共紀委書記王歧山，曾向中國官員推薦法國史學家托克威爾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他說：“現在很多的學者看的是後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此書深層探究18世紀法國大革命的起源，在中國洛陽紙貴，跟當下中國制度轉型中社會矛盾激化、貧富分化、官場貪腐濫權的大背景有暗合之處。
我以為，在可資中國借鑒的“前期的東西”中，英國社會的進化與轉型史，特別是英國十八世紀逐步完善的政治保守主義思想，對當下的中國極有參照價值。如果血腥的法國大革命提醒中國，若不正視政治潰敗，則可能觸發震盪的衝突與革命，那麼以穩定、漸進、有序改良來建構社會制度、組織與共識的“英國模式”，則有益於為中國的社會進步提供一個更平穩的制度參照。
英媒上周報導，英方為習近平主席訪英熱身，原計劃在北京展出800年前的英國《大憲章》羊皮紙抄本（Magna Carta)。《大憲章》被視為英國憲政的思想源泉與“自由的基礎”。報導說，因中方對“憲政”的敏感，展覽從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低調地移至英國駐華大使館的走廓上。這令人遺憾。中國需要對“憲政”以及憲政的討論脫敏。
（三） 在中國的語境或翻譯中，保守主義似乎帶有某種消極、灰暗的意味。實際上，正相反。其“保守”，只是相對於革命與激進而言，而不是相對于進步。這個政治哲學強調既有的價值或現狀，以穩妥方式改良體制並加以維護，尊重傳統智慧與歷史的傳承。作為達爾文的故鄉，英國更能體認社會良性進化的價值與途徑。
首先，中國應向英國借鑒培育社會組織的歷史經驗。1949年後的中國革命以及建政過程中，初建了高度的計劃經濟與社會控制，但對中國社會組織及其傳統的破壞極為深重，有機的社會體系快速瓦解，階級鬥爭導致階級間的對立與衝突。當下，中國的社會組織正在緩慢而艱難地恢復中。沒有完善的社會機構，社會就千瘡百孔。眼下，中國社會轉型所面臨的最大制度挑戰，即是如何憑藉不完善的體制和失信的公權力，走出改良之新路。
其次，英國保守主義相信經驗或逐步得到驗證的經驗。這與告別革命之後的中國發展路徑是契合的。無論對於自然生態，還是政治與社會生態，英國人篤信經驗的積累與錘煉以及時間的檢驗。對引發劇變的激進革命，它存有疑惑甚至反感。保守主義不以宏大的理念作先導，不以理性自負，且認定每一個人所有的理性是有限的。保守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哲學，講求體認和實踐，即它的功利與實用主義色彩。1688年的“光榮革命”，根植于英國貴族政治階層對既存體制的默認和改進，保守主義逐漸成為英國價值的主要源流。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英國人對他們保全君主立憲制的高明之處頗為自得，更堅定了其保守主義的基石。一方面，中國為自己本民族的悠久文化而自豪，另一方面，中國近代革命又把傳統戳得千瘡百孔。革命輕漫歷史，導致集體和私人記憶的斷層。保守主義的實踐或許能夠幫助中國拾回歷史的脈絡與慣性。
保守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哲學，講求體認和實踐，即它的功利與實用主義色彩。1688年的“光榮革命”，根植於貴族政治階層對既存體制的默認和改進，保守主義逐漸成為英國價值的主要源流。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英國人對他們保全君主立憲制的高明之處頗為自得，更堅定其保守主義的價值基石。
第三，英國作為保守主義思潮的發源地，鼓勵政府與公民訂立契約，明確各自職責，維護向上的流動空間。它以小政府、大市場的經濟架構為本。而當下中國，利益分化嚴重、貧富差距加大、公權力失信、階層固化加劇、向上空間變窄、社會不公正造致官民對抗衝突。亟待中國政府通過一系列細微的社會變革，緩解弱勢群體的焦慮，建立公平透明的社會規則和倫理。
英國人口為中國的二十分之一，疆域僅為中國的四百分之一。作為近代史上的第一個政經強國，與一百多年相比，今天的英國不再是最前列的政經強國。英國以博物館出名。它過往四、五百年的社會沿革與平穩轉型，使它像一座活的社會進化博物館。習近平主席抵達倫敦當晚，將下榻文華東方酒店。一牆之隔，就是舉世聞名的海德公園。這個英國最大的皇家公共庭園，落成於1637年。四百年風雨滄桑，它仍保有原始全貌，源於人們對制度、法令與慣例的尊重，以及對歷史永續的承諾。英國的保守主義思想與實踐，在歷史上有諸多跌宕與流變，有失利教訓，但它畢竟是保障英國500年政治社會穩定的重要源泉。
當中國代表團在倫敦簽下巨額合同時，東道主英國或將回贈一份特殊的禮物——英國的保守主義理念與傳統。中國正開始其“大國的想像”。世界希望中國清晰地描述她的未來。英國的經驗主義與保守主義理念，對當下的中國轉型應有借鑒之用。中英之間的“黃金時代”，不能只靠市場與合同來維護。對正在崛起的中國來說，思想與思想的市場可能比黃金更重要。
中國需要思想的實驗。
(曹鳴 編輯)
http://opinion.dwnews.com/news/2015-10-18/596889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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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縣委書記與古時知縣權力對比
叮噹 發表於：2016-05-23 03:00
中國古代有一句民諺，“破家的縣令，滅門的府尹”。區區十個字，卻足以說明縣令、知府這些“百里侯”權力之大，對草民極大的傷害能力。然而，和今日縣委書記、市委書記們相比，知縣和知府們不過是小巫見大巫，他們掌握的資源、運用權力的自由度遠不如今日的書記。
名實不符帶來的混亂
安徽前幾年和最近發生的兩件有意思的趣事，頗具象徵意義。 幾年前，曹操的老家亳州市（縣級市）的書記舉行閱兵式，將全縣穿制服的公務人員集中在一起，供他檢閱。對此錯誤，法無明文懲治，最後他因貪瀆被判刑。2006年6月，安徽壽縣縣委書記離任，當地官民在古城牆前打出橫幅：“歡送英明領導李某某離開壽縣。”很顯然，亳州市委書記想體驗的不過只是一場“回避”、“肅靜”開道的為官威風，壽縣的官吏也無非在恢復送“萬民傘”的傳統。但他們的作為卻為什麼那樣扎眼呢？直給人“僭越”、“逾制”的感覺？除了我們對這類人的政治智慧表示懷疑外，我以為最重要的原因，是今天我們這些執掌一方的縣委書記、市委書記，他們的名實發生混亂，因此他們的行為很難有一種剛性的標準來界定，一切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比如，古代中國尤其是明清，以禮法治國，什麼樣的官員有什麼樣的規格，有明文規定。祭天、閱兵是天子的專利，父母官離任時老百姓送萬民傘，絕對不能用頌聖的語言。如果犯了規矩，那是大罪，所以所有的人都能遵循。
而今我們所處的國家政治上的定義是“人民當家作主”，官員不論級別高低都是“人民的公僕”，但實質上各級官員都掌握著超過前輩的權力。如此以公僕之名掩飾父母官之實，必然會帶來名實的混亂。縣委書記閱兵，本來是一種帝制時代地方官顯示威風的心理作祟，但可以解釋為檢查一下本縣執法隊伍的精神風貌，以便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歡送英明領導”本來就是“萬民傘”的變種，照樣可以解釋為官民之間的魚水深情。
通俗地說，古代的知府、知縣所穿的官服，所乘的轎子，都有正式法規進行規定，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但這對今天的執政黨來說，必須作為“封建落後”的制度和文化加以批判和摒棄，而實際在操作層面上，這類規矩又改頭換面頑強地生存下來，比如官員的安保規格、用車標準、副部以上的官員才能配備秘書等規定。對種種“僭越”“逾制”的行為不能堂而皇之援引法規進行懲處，因此地方官員各方面“超規格”屢見不鮮，而鄉鎮政府也敢照著天安門城樓蓋辦公樓，縣、市也能蓋一個帶華表和仿照金水橋的大廣場。
這些衝突，根本原因是執政者的言行矛盾、表裏不一、名實不符。所有的官員，如何把握這些官場藝術而不自取其禍，完全靠政治智慧和為官經驗，而沒有類似《大誥》的東西可以參照。相反，黨章規定每個黨員的權利都是平等的。從這個“逾制”的現象就可以一斑窺豹，如今的政治運行場上，潛規則的力量比任何一個朝代還要大，顯規則和潛規則之間的鴻溝也遠甚前代。
官員選拔之對比
漢代小吏的升遷路徑是很寬的，他們可以做到兩千石大員。自隋唐有了科舉制以後，對縣級以上的官員，資格上有了嚴格的規定。這樣有利有弊，弊端是仕進途徑太過於嚴格，一些有本事的基層小吏，由於科場失意，只能沉淪於底層，心生怨憤或者完全靠蒙蔽官員、敲詐百姓為生存之道。但科舉制延續千年，對政權穩定利大於弊，這種嚴格的資格考試至少杜絕了地方政治權力掌握世家手中，避免官員和富商子弟靠關係和金錢，隨意進入官場。以明清為例，出任知縣的大多是新科進士，知府以及更大的官員，大多從知縣級別的官升遷上去的。很少一部分聲望很高而幸運的生員和舉人，可以通過“拔貢”、“大挑”的方式進入仕途，擔任縣令這樣的低級官員，但程式異常嚴格。因此，除了現代制度下的選舉，科舉應當是程式相當公正的官員選拔形式--而民選為主的現代制度下，也是選票和考試相結合，地方主要首長是選舉，大多事務官是通過考試的“科舉”產生。
科舉之路是很艱難的，舉人以上（包括舉人）的功名一律通過考試，很難恩蔭。它的好處是通過考試手段打破個人、家族對權力壟斷，除了皇帝以外，其他的職位都是開放的。“父子五進士、祖孫三尚書”之類的家族畢竟是異數。海外史學家何炳棣通過研究得出結論，明清社會階層構造具備相當的流動性，明代進士中出身三代平民之家者占總數一半，明清五百五十年間，三品以上能享有“蔭”的特權家族的子弟所占進士尚不足總數百分之六。因此，我們看到，《紅樓夢》中因軍功起家的賈家，高層權力鬥爭固然加速其敗落，但幾代子孫少有人通過科舉仕進，那麼這樣在政治地位上吃老本的大家族也必將慢性衰亡。
反觀今天，縣委書記、市委書記這類在政治結構中非常重要的職位，其標準說起來要求非常之高，政治素質、業務水準、個人品德都得出眾，但這些標準是虛的，可操作性不強，唯一的剛性標準：他必須是執政黨的一名黨員。因為根據憲法，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而執政黨是無產階級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所以擔任地方黨委要職的人，理論上講不需要什麼資格，誰都可以當。一旦沒有嚴格的准入資格限制，誰能擔任那個職務，名堂就更多了。如果不憑嚴格的考試取得資格，而選舉又不夠公正公平，則通過非正常方式取得官職的“備選人員”則必然基數大、門檻低，那麼出身世家、父母當過大官的子弟，或者手中有錢的人，取得市委書記、縣委書記這類職位的可能性，比明清時代的官宦子弟、富商子弟容易多了。過去的捐官，多是候補資格，而且被正途出身的看不起。如今沒有“正途”、“別途”之分，大家都是上面提拔的。近些年來，對官員的學歷，組織部門有所要求，但今日取得大學文憑的難度和古代科舉是不能相比的，尤其各種黨校的文憑也管用，即使此條途徑被堵死，在官學一家的今日，官員在職取得博士學位也不是難事。
有人會問：現在公務員考試不是也很嚴格麼？但公務員考試選拔的是科級以下的官吏，副處以上的不必通過統一考試，可以直接任命。試問，今日在任的縣、市委書記，幾人是通過統一的公務員考試進入仕途？公務員考試反而給我的感覺是：做小吏資格要求很嚴，做縣處級以上的官員，則不需要很嚴的資格考試。
如此選官方式，類似魏晉時期的“察舉”，靠大官推薦，出現了“舉孝廉，父別居；舉秀才，不知書”的可笑局面。這樣各地就容易產生大大小小的權力家族，比如原遼寧省阜新市委書記王亞忱，執掌該市十餘年，影響無處不在，退休後還威風凜凜，他的女兒是市公安局副局長，兒子是市公安局刑偵隊隊長。
授權方式之對比
授權方式和官員選拔方式是一對孿生體，授權方式深深地影響著選官方式。
中國帝制結束之前，有兩種授權方式，這兩種授權方式的權力來源是一樣的：“受命於天”，“君權神授。”
在秦統一六國之前，是真正的“封建”。“封建”時期是分級授權方式。周朝分封了許多諸侯，授權給他們，他們在自己的封地裏，又授權給各大夫。授權以後，諸侯就要盡到一定的義務，如歲貢、出兵勤王。（所以楚子貢包茅不入，其他諸侯就有理由討伐他；幽王烽火可以戲弄諸侯。）天子只維持諸侯之間的公共秩序，不要自行攻伐，周王室幾乎不管各諸侯國內政，因此在自己的封地裏，諸侯和大夫儼然一個小國王，他們自行徵稅，自行聘請官吏。許倬雲在《從歷史看組織》中形容西周這種“分封眾建”的關係是總公司和分公司關係。但這種分級授權形式時間一長，就有一個弊端，會產生弱幹強枝的政權結構，分公司實力大了，不把總公司放在眼裏。周室衰微，諸侯爭霸。 秦以後，行郡縣制，影響至今，所謂“千年猶行秦政制”。許倬雲說：“秦朝設郡縣，等於不設分公司，而是成立辦事處及其代理人，直接向中央負責，地方官的成績，都是直接向中央政府報告。”這種授權是直接授權，權力只有一個來源--皇帝。知縣、知府、巡撫、總督，他們官職有高低，但彼此沒有隸屬關係，都是朝廷命官，都是皇帝授權。知縣聽命于知府，只是權力運行的程式而已，目的都是為了替皇帝替朝廷辦差。知縣的權力並不是知府給的。因此，明清政府最低一層的首長知縣，都是朝廷任命並考核的，清朝皇帝召見新任縣令，就是一種象徵意義上的諭示：你只對朕負責，你的官印是朕給的。因此，當時下級雖然也得奉迎上級，畢竟天下之大，朝廷對資訊的掌握是有限的，得罪上司會十分麻煩，但畢竟自己的烏紗帽不是頂頭上司直接給的，頂頭上司只有參劾、保舉和協助吏部考核之權，知縣對知府、知府對巡撫的人身依賴關係並不十分強烈。
如今的縣委書記、市委書記權力從何而來？如何授權？是分級授權還是直接授權？是，也不是。因為整個政權的權力來源既非受命於天，也非西方國家那種選舉制度下的選票，而是用“一切權力來源於人民”來回答，用“一切權力”這種政治性話語來解釋，可以說縣委書記、市委書記的權力來源、授權方式是非驢非馬的混合形式。
按照憲法，中央和地方國家機構的權力是通過當地人民代表大會的形式，由公民授予的，但各級人代會又必須在執政黨的領導下開展工作。那麼實質上就是，任何一個行政轄區內，最高權力是由當地黨委的一把手掌握。中國現實的政治，就是一把手政治。
那麼，黨委的一把手，也就是說縣委書記、市委書記，誰給他授權？從理論上說，根據黨章，他是由該縣、該市黨代會選舉產生的，由該行政轄區全體黨員授權給他，這看上去近似於一種民選形式，來源於選票。但在實際操作中，都是上級組織部門考察、上級黨委開會、上級黨委一把手拍板決定的，可以說，真正的權力是上級黨委一把手授予的。按照權力和責任對等的原則，那麼縣委書記、市委書記名義上要向選舉自己的全體黨員乃至轄區全體公民負責，實質上只要對給自己烏紗帽的某幾個人或某一個人負責。
這種實質上的分級授權，其效能還不如郡縣制的直接授權。因為中央只管省一級幹部，省管地市一級幹部，地市管縣一級幹部，縣管鄉鎮。縣委書記、市委書記只要將能直接影響他職位的某個人伺候好，就行了。其他更高級別的管理層，對他鞭長莫及。而今我國的行政級別又是中國歷史上層級最多的，有中央、省、市、縣、鄉鎮五級，行政效能在中間環節稀釋、變形更加容易發生。
權力大小與監督機制之對比
分析了市、縣委書記和知府、知縣的授權方式，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今日之市、縣委書記的權力遠遠大於古代的知府、知縣。
地方首長手中的權力，我以為首推人事權。在上文已經分析過了，明清時期知府、知縣乃至更高的布政使或巡撫、總督，其在轄區內沒有自由的人事權。他們轄區的知縣，包括自己周圍入品的僚屬，如同知、通判或縣丞都是由朝廷任命的，他可以參劾、保舉而不能直接任命或罷免。而今的市、縣委書記對低一層次的官員，如市委書記對市委市政府各局、辦，各縣區正副職；縣委書記對鄉鎮及縣各局官員幾乎有絕對的任免權，甚至自己同層級的其他官員，包括各常委、政府的正副職、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雖然由上級組織部門考核，但該層級的黨委一把手個人的意見相當重要。再加上現在的官員職數，四套班子加起來，可能數十倍於明清時期，明清一個縣從八品以上的官員有幾個，今天一個縣處級、科級官員又有多少？
分析至此，我們就能知道為什麼現在買官、賣官之風如此之盛。古代包括明清兩朝也有賣官鬻爵之事，但賣官之權，全國都集中於吏部。而今每個市委書記、縣委書記如果想賣官，都能做到，而且官員的職數遠遠多於古代。賣官既然操作起來更方便，可賣的總量更大，那為什麼不賣呢？而且賣的是別人“寄存”在自己那裏的東西，得到的利益卻屬於個人，多合算的買賣！
除了人事權，今天的市、縣委書記對社會活動尤其是經濟活動的幹預力度也遠勝於古代知府、知縣。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長期是個農業社會，知府、知縣守牧一方，從“守牧”二字可看出其有無為而治的一面，治民之術，我國傳統上是儒法、黃老兼用。《明史·職官志》載：“知府掌一府之政，宣風化，平獄訟，均賦役，以教養百姓。”“知縣掌一縣之政。凡賦役，歲會實征，十年造黃冊，以丁產為差。賦有金穀、布帛及諸貨物之賦，役有力役、雇役、借請不時之役，皆視天時休咎，地利豐耗，人力貧富，調劑而均節之。歲歉則請於府，若省蠲免之。凡養老、祀神、貢士、讀法、表善良、恤窮乏、稽保甲、嚴緝捕、聽獄訟，皆躬親厥職而勤慎焉。”
可見知府多是宏觀調控，知縣作為親民之官，管理的事務很實，但有限。無非是賦稅徵收、勞役差派、訟獄治安以及一些公益事業。古代中國縣以下是鄉土自治，以宗族為核心的民間自治力量很強大，知府、知縣只要保境安民，替朝廷如數收稅就行了，至於老百姓自己怎樣生產、生活，沒必要太多過問。
現在的市委書記、縣委書記在其轄區，可謂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還要管空氣。”除了當地的駐軍他管不了，其他還有什麼事他不能管、不想管的？人事大權、行政事務、司法活動，乃至人代會這樣名義上的民意機構，都歸他的領導。由於現在的經濟水準遠非古代農業社會可比，國有企業的投資、運行，民營企業的存活，重大公共專案建設，都可以直接插手。從落馬的市委書記、縣委書記的案件分析，這些人除了賣官牟利，最常見的形式就是插手重大建設專案，官商勾結大謀私利。今日中國經濟繁華遠非古代可比，市、縣委書記手中的權力也遠非古代知府、知縣可比，那麼，其以權謀私的空間自然比古代的同級官員大得多。
講到權力，自然不能不說監督和問責機制。從秦朝設御史大夫開始，兩千年帝制時代，除了皇權之外，其他的權力都有明確的監督機構給予監督--至於監督的效果，因時代而有差異。明清兩代，對地方官的監督機制是比較完備的，明朝多太監弄權，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太監作為皇帝的私人，游離于帝國文官監督體系之外。明朝監督分兩個序列，中央六部是六科給事中，地方各省為道禦史，合稱“科道”。清承明制。明朝十三行省共十三道監察禦史一百一十人，由都察院管理，查糾各地方官。其級別並不高，正七品，和知縣一樣，但威權重，一旦外出則是代天子巡察各地，稱巡按（明朝禦史外出巡查，加總督、巡撫、經略、總理、巡視等名銜，清代總督、巡撫已成為地方實職）。《明史·職官志》言：“而巡按則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按臨所至，必先審錄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辨之。”傳統戲曲裏面，那些新科進士，最牛氣的是點了“八府巡按”，到各地後，地方府、縣官見到他們十分恭敬。所以《玉堂春》的王公子，巡按山西時，才可能救下了和自己有個數夜情的美眉蘇三。
當然，這種監察權僅僅是皇權的派生，如果皇帝昏庸，他們照樣不能很好地行使監察權。明熹宗時魏忠賢當權，被殘害的楊漣、左光鬥等官員大多是監察官。但帝制時代有一個好處，這江山的“產權”明晰，有非常明確的產權人，即皇帝，江山是自家的，不是特別昏庸的皇帝，誰也不會由得地方官胡折騰。儘管教科書上說明清兩代政治黑暗，但僅僅是晚期而已。大部分時間內朝廷對知府、知縣一級的官吏還是有著較嚴密的監督體系，地方政治不至於一敗塗地，否則兩個朝代的壽命加起來也不會有近六百年。
由於明清兩代的監察權在中央，一個七品的禦史照樣敢查糾地方大員。今天比起明清兩代，似乎監督、問責機制更加健全，有黨委紀檢部門、政府監察部門、司法的檢察部門，還有代表民意的人大監督。看起來四管齊下，但既不能真正啟動民意程式對市委書記、縣委書記進行彈劾、罷免，全國如此之大，中央又不能直接監督他們，他們所能接受的是同級和上一級的監督。同級監督幾乎不可能，人大主任大多由書記兼任，紀委書記、檢察院檢察長、監察局局長又是自己的下屬，誰敢監督他？
那麼上一級監督部門呢？最能對貪瀆的市、縣委書記發生監督效能的也確實只能是上級監督部門，可正如上文分析那樣，市、縣委書記是分級授權，對他職位發生關鍵影響的是上一級的黨委一把手，兩人中間並沒有設置隔離牆，下級黨委一把手一般說來是上級一把手信得過的，除非他在上級的黨委一把手心中失寵，或者上級一把手換人，或者由於說不明道不白的權力鬥爭，或者因為有上級一把手也替他擋不住的外力--比如更高級別的專案組介入，縣委書記、市委書記才可能出事。十年前山東泰安市委書記胡建學說過一句話很精闢，大意是官做到地廳級，幾乎就沒法監督了。
現在的體制下，可能起點作用的是新聞監督，但本地新聞媒體也在當地黨委的領導之下，異地監督現在又被打壓，新聞監督的空間在當下更加狹窄。
明清兩代不許在家鄉五百里內做官之類的回避制度實行得不錯。全國的知縣、知府都由朝廷的吏部統一分派，一個知縣大多在離鄉很遠的外地做官，有三年大計這種吏部和都察院聯合舉行的考核方式，而且流官的調任、升遷也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避免了一個知府或知縣盤踞一地特別是和家鄉的各種勢力發生關係。而今天的市、縣既非真正的地方自治，由選票產生本地的行政首長，又不是明清那種官僚體制下普遍地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回避；還因為是分級授權，官位由上一級任命，大多只能在本省範圍內交流市委書記，本市範圍內交流縣委書記，無非是在鄰市、鄰縣做官。所以遼寧人王亞忱能在遼寧當許多年的市委書記，湖南人李大倫在湖南、湖北人孫楚寅在湖北任一個市的市委書記多年，怎能不在當地盤根錯節、只手遮天？
今天雖說明清時政治上腐敗，但具體分析對地市、縣一級的行政首長的管理，今天又比明清兩朝做得如何？
產生市、縣委書記“土司化”之憂
現在我們如果往前走一步，由選票來選拔市、縣一級的行政首長，自然就有民意機構對他們實行全天候監督，他們即使貪瀆，也很容易暴露在陽光下。要麼我們退一步，回到明清時代那種，府、縣主官都由中央委派、考核、調任，也能一定程度避免現在的市委書記、縣委書記權力失控的現象。問題是我們既不敢往前進，又不能往後退，正處在兩頭不靠的中間狀態。市、縣委書記只要搞定一兩個關鍵人物，貪瀆的風險就很小，這樣下去，一些市、縣委書記就很容易變成當地為所欲為的“土司”。制度不改革，僅僅靠“權為民所用”這類道德說教是起不了真正作用的。而毛時代，搞一場接著一場政治運動，使官僚層處於動態之中，一定程度可能避免地方官“土司化”，但社會成本太高。
從某種意義上講，“土司化”的流官比明清時代真正的土司還可能肆無忌憚。因為土司是世襲的，為子孫後代計，還不敢對治下臣民太嚴酷，會儘量避免殺雞取卵的短期行為。而掌握巨大權力的市、縣委書記，在監督失靈時，有人可能會把治下的每一寸土地都當成公共牧地，只求眼前收割，哪管日後荒蕪。
那麼，出路在哪里？其實每個對世界潮流有所體察的人，都不難知曉答案，在此就沒必要贅述了。
本文選自《歷史的倒影》，作者：十年砍柴
http://blog.dwnews.com/post-8911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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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轉型是中國轉型的關鍵 中國的方向系列（一）
摘要: 「轉型」已經是中國的顯學。人心思變，哪怕是只受過小學教育的老農，嘴裡說不出轉型這兩個字，也會感覺到「再這樣下去不行了」！ 不改革走不下去 然而，在這人人思轉型的社會氣氛下，人們還不太敢碰觸到所有轉型話題中的最核心議題：中共如何轉型？
不改革走不下去
然而，在這人人思轉型的氣氛下，人們還不太敢碰觸到所有轉型話題中的最核心議題：中共如何轉型？老農們也許還沒意識到，中共體制的轉型是一切轉型之母，若中共不轉型，其他的轉型都不過只是小打小鬧，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老農意識不到的問題，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意識到了！甚至中共體制內、解放軍內，許多人也意識到了！否則也不會有溫總理高呼、隨後胡總書記附和的「政權將不穩定、經濟成就將得而復失」之語。
這群已經意識到中共不改中國就走不下去的人，總數有多少？由於是禁忌話題，從來沒有人做過統計，然而從直覺判斷，人數應該在1億至兩億人之間。用中國成年人口計算，這個人群約占15%至30%之間。
中國的人口問題是一切問題之母。中國現在接近14億人口，一直要到2025年穿頂16億之後才會緩和。人口是美國的5倍，可耕地只有美國的1/7，未來幾百年，美國每一個人的口糧，中國有35張嘴在等著。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傷害了一兩代人，但是他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狂想下的人口政策，卻將傷害中國20代人。
過去30年，中共解決的是「吃得飽」的問題，然而在貧富兩極化的驅動力下，中國今天還有2億人口在聯合國的貧窮線下、10億人口在「平庸無望」的惡性循環內。同時間，在已經「吃得好」的2億人群中產生了強烈的「吃得爽」的要求。國家資源在此種「蠟燭兩頭燒」的態勢下，已經捉襟見肘了，何況再加上腐敗體制下不義之財迅速集結至權貴手中的事實？
人口資源不對稱
過去曾有一個有關鄧小平與美國總統卡特之間對話的傳言。卡特總統當面向鄧小平抱怨中共沒有人權，禁止中國人民自由移民。鄧小平笑道：「你要多少？明天我就送兩千萬人到美國。」機警的卡特知道自己說錯了話，忙尷尬的說：「如果你那樣做，我就送兩萬個美國律師到中國來。」鄧小平與卡特的瞬間交鋒，點出了中國最大的現實：中國是一個被人口綁架的國家，誰愛來干預就來試試看。
中國是一個人口與資源極端不對稱的國度，這項詛咒與中共權鬥體制之間的互動，綁架了中國的發展方向，從而生成了一個「以權為本」的不公不義社會。中共今天黨員8000萬人，共青團員2億，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統治者」，更不是西方意義下的一個政黨，而是與整個中國社會血肉神經相連的組織，這是人類歷史上沒有的經驗，若一定要比較，歐洲中世紀的天主教體制具有類似性。
中國的現實，乃是不到1% 一千萬人的權貴，跨在大約15%兩億人的身上，兩者共同享受其他84%人群的未來。這整個畸形結構的調整權力，又集中在中共最上層的不足1000人手中。今天中國面臨的最大威脅並不是簡單的「一黨專政」，而是這個黨內的少數人專政。由於專權的只有極少數人，無論他們是聖人還是惡人，無底線的權鬥政爭乃成為必然。
這就說明了，為什麼中共的轉型，乃是中國一切轉型之母。
（作者為戰略顧問公司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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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是中國改革之錨 ．范疇
中國改革方案繁多，互相拉扯消耗國力，然則只要實現產權清晰化，其他改革都將自動歸位。
范疇，兩岸專欄作者，連續創業者，組織戰略顧問。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研究所。曾出版《台灣是誰的？》?《中國是誰的？》?《大拋錨》等書（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經濟學家或可為此看法提供理論基礎，詳論為何產權清晰乃中國一切改革之錨。然而，經濟學家也分門派或政派，辯論起來曠日費時。其實，我們完全可以訴諸人們的常識，就可知道在今天中國的複雜現實國情之下，從產權改革下錨，才能快刀斬亂麻。與其用學術證明法，我們何妨用簡單的排除法來論證。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問：中國今天哪一個需要改革的現象，與產權不清晰無關？如果連一個例子都找不到，那麼我們就可安心的說，產權清晰化，就是中國改革之錨。
當下形勢雖與當年不同，然而同樣的智慧可以再用一次，那就是「買斷權齡」、「買斷官齡」，甚至「買斷黨齡」。有許多人會不高興，甚至強烈反彈，但是，產權清晰化是改革之錨，此事不彰，萬事不行。部分人的不高興重要，還是中國的百年命運重要？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f&Path=4472867941/02af1.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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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震生／兩百年前傑佛遜談的共和主義
聯合新聞網 | 2016-04-09
台北市長柯文哲提出由i-Voting來解決大巨蛋是否復工的想法，贊成的人認為這是民主政治中人民作主本質的展現，反對者則視此為政府官員卸責的藉口，違反了共和主義中的選民託付。
十九世紀初期擔任美國總統的傑佛遜，對共和主義有親身經驗，也多次闡述相關理念，因此想分享他兩百年前三封書簡中對共和主義的看法，希望能釐清國內在此議題的爭辯。
首先，傑佛遜不僅是位革命家、外交家、及政治家，也是思想家。大家比較熟悉的，他為獨立宣言的撰稿人，並擔任過首位國務卿及兩任總統，但個人認為他任期結束下台後，透過與友人通信對這個新興獨立國家政治發展所做的觀察，及涵蓋憲法、政治、外交、宗教等各項議題的看法，倒是相當值得研究。因為這是在他擔任國家領導人後提出的主張，比較不會是單純的政治理想，也不易淪為象牙塔內的論述，而是政治經驗及運作後經過省思消化的產物。這些尺牘中顯示的，不僅是有關美國政治議題的主觀認知，也流露出他對這個民主實驗室的期待。
其次，傑佛遜是共和主義信奉者，他的書信經常環繞在這個主題打轉。所謂的共和主義，在今天就是代議政府。我們稱自己為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對岸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儘管政治制度不同，實踐共和程度有很大的距離，但都意味民國成立或是共產黨建政的開國元老，希望建立一個由政治菁英代表，或代替人民對相關政治事務做決定的制度。不過，傑佛遜卻對共和主義有不同詮釋。
在他一八一六年五月寫給同鄉維吉尼亞州聯邦參議員泰勒的一封書簡中，傑佛遜將「共和」定義為「一般公民能夠根據大多數人所訂下的規則，直接及親自參與的一個政府」，不過，在傑佛遜的時代，所謂共和主義就是君主政治的另一個選擇。他在同年七月十二日給維吉尼亞律師友人克切佛爾的一封信函中就明確表示，當時美國人「想像中的共和主義，就是所有不是君主政治的東西」，但卻忽略其最基本的原則，乃是「唯有展現人民的意志並付諸實踐到達相當比例時，才能算是共和政府」。
直接民主是傑佛遜心目中最理想的共和主義形式，但他也知道這類型民主運作，僅適合在小鄉鎮舉行，而不可能在幅員廣大、人口快速成長的美國落實，因此最終代議政治有其必要。在這兩次意見交換之前，傑佛遜在當年四月廿四日寫給經濟學者杜邦的信中指出，若是一般大眾有能力做判斷的事，就應當由他們決定，但可將他們缺乏專業的問題，交由選出的管理代表（management representatives）處理。 大巨蛋是否復工涉及法律契約、工程、預算、環境安全及危機管理等不同的專業層面，複雜及多元的資訊，絕非用懶人包就能說得清楚。如果為了迴避責任，而交付i-Voting，相信對直接民主情有獨鍾的傑佛遜都不會同意。（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所研究員） 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story/7340/1617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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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這樣走來：從獨立建國到中美關係
還有另一方面，觀察他的民主可以看基層。總統不是直選的，但基層的官員，包括州長，都是直選的，還有州議會也是直選的。所以美國真正的民主不在華盛頓而在基層，越到基層越民主。美國的百姓和我們的正好相反。我們的百姓不相信當地政府，有了冤屈就到北京上訪告狀，好像覺得「天高皇帝遠」，在地方受冤屈是下情不能上達「天聽」的緣故，要讓「皇帝」知道來管管你，基本是這樣一個思路。美國的百姓就是覺得不知道華盛頓的大佬們在做些什麼，他們都不太信任這些大官大資本家，但熟悉的、夠得著的是當地市政府、市議員。所以他們有什麼事就會向市政府、市議員包括州政府請願，或給議員寫信。要是解決不了，要遊行的話，如果不是全國性的問題，就在本地請願，或者給本州選進聯邦議會的議員寫信，用他們的話來說是「我的議員」。要不然下一回我不選你了，這比較容易。議員的任期是有限的，如果想有一些口碑的話，在位的人對於民眾的要求不能置之不理。
所以美國真正的民主在基層，不管華盛頓發生什麼，包括尼克森水門事件、彈劾總統下台之類，和百姓的關係都不大，因為基礎是穩固的。有這個民主的基礎，不存在「維持穩定」的問題，社會是穩定的。你別看在大的問題上，如伊拉克戰爭、越戰等，在紐約、華盛頓這些地方出現大遊行，好像聲勢浩大，其實這絕對不會動搖它基礎的穩定。因此在這種國家，沒有「上訪」這一說。到華盛頓來的問題，都是全國性的問題，都跟戰爭、徵兵有關係的。所以要了解美國的民主，主要是看這些方面，不是眼睛總盯著幾個政客，看著幾個政客鬥來鬥去，那個又受賄了，或游說集團的不正當行為等，這是會經常出現的問題，而且也有各種機制來曝光、揭發和整頓。這也就是美國的「醜聞」經常全世界都知道的原因。但它的基層不會出問題。
總之，憲法、民主程序、遵守遊戲規則的基本訓練以及基層的民主，是美國民主制度的基石。
當然，在關鍵時刻，個人的作用也很重要。美國的開國元勳們，就是後來被稱「國父」的那一批人，以喬治･華盛頓為首，如傑弗遜、亞當斯、富蘭克林、漢彌爾頓等人都是學識、眼光、胸懷過人的傑出人物。他們的理念決定了憲法精神和美國立國的基礎。特別是華盛頓，當時威望極高，人們擁戴他當終身領袖，讓他擁有更集中權力的呼聲也很高。但是他堅決拒絕了這個誘惑，功成身退，終老於自己的莊園。這種徹底引退，為個人自覺放棄權利做出的榜樣，意義深遠，其功勞絕不亞於他領導獨立戰爭勝利的功勞。有這樣的開國元勳，也是美國人的幸運。
以上文章摘錄自【美國這樣走來：從獨立建國到中美關係】，作者： 資中筠 出版社：橡實文化，Page 23~Page25。
美國這樣走來：從獨立建國到中美關係
這是一個談出來的國家
116天的會議，569次的表決，
在權力與權利的拔河賽中，美利堅合眾國誕生了……
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我們可以脫離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湯瑪斯．潘恩 (Thomas Paine)
美國從英國殖民地，到稱霸世界的超級大國，
這一路走來，在這神奇的舞台上發生了哪些重大演變？
長期研究美國歷史的中國資深學者透過美國十講，
剝去華衣盔甲、榮辱褒貶，退回鎂光燈的後面，
帶我們從歷史的源頭，重新認識美國。
相對於舊世界動輒上千年的文明，這個相對年輕的活蹦亂跳的國家，卻從第一次大戰後搶佔了世界的舞台。美國，這個二十世紀全世界政經、軍事統攬大權的超級大國，勢必在二十一世紀仍舊獨領風騷。她究竟憑什麼從一個英國的海外藩屬地，一路走來成為壓倒好幾個強權的新興國家？
「我有一個夢」，為什麼會發生在美國？
美國建國二百多年，是一個相對年輕的國家，卻也是一個動見觀瞻的國家，只要一點風吹草動就會影響全世界。今天很多人認識的美國，幾乎都是報章雜誌培植出來的美國，既是一個人道主義盛行的國家，也是一個強橫霸道的國家，坐擁風情萬種的影視產業，也是個槍彈滿街跑的犯罪天堂。令人訝異的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卻是以一群清教徒起家，還是一個不靠武力、談出來的國家。
很多人誤以為美國的富強之路，只有物質文明，沒有精神文明。但只要想一想，擲地有聲的大作「獨立宣言」、令人熱血澎湃的小品「我有一個夢」，還有憲法明文確立的基本人權，就不難了解硬漢形象裡的人道基因有多強，精神理念有多先進。
從自由到法治，從人權到平等，這個全世界民主做得最成功的國家，憲法強調的一切就像刻印在基因裡代代相傳，公平、平等、自由等特質被奉行得一絲不茍，所以他們寫出了「我有一個夢」能得到迴響，反壟斷的「托拉斯法」有人響應，還有2000年高爾承認敗選的優雅身段，都見證了這個國家精神資源的可貴。
從幾個大時期解讀美國的立國精神 我們認識的美國，就像實驗室裡的切片，切的是國防面，你見到的會是船堅砲利；切的是經濟面，你見到的是華爾街的遍地金銀；切的是政治面，你見的是令人稱羨的民主自由……多種面相的美國，其實有一個更單純的身分，這是一個強權大國，也是一個思想大國。
本書為作者多年觀察和研究美國的心得，盡量用簡明通俗的語言，使專家以外的讀者都能看懂。從美國建國開始到21世紀，其本身歷經各種社會矛盾和改革，包括進步主義、羅斯福新政、發達的公益事業、60年代群眾運動等等，找到變與不變的規律；對外關係從孤立主義到國際主義，到稱霸世界的超級大國，從「冷戰」到「後冷戰」，還有二百年來與中國的關係。作者分階段、有重點地做了深入淺出的分析和解讀，從一種獨特的視角帶我們了解美國的過去和現在、它在世界的角色，還有它特有的精神資源。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資中筠
資深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及美國研究所前所長。
1930年生於上海，清學大學外文系畢，精通英、法語，參與創辦《美國研究》雜誌、中華美國學會及中美關係史研究會，曾任《美國研究》主編、中美關係史研究會第一、二屆會長。1996年退休後，繼續從事學術活動及寫作，是備受仰重的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隨筆及散文作家。
主要著作有《追根溯源：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和發展：1945～1950》、《美國戰後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里根》、《二十世紀的美國》、《財富的歸宿──美國現代公益基金會述評》、《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斗室中的天下》、《資中筠自選集》（五卷）等著作。譯作有巴爾札克的《公務員》、《浪蕩王孫》、《農民》；英美作品《廊橋遺夢》、《啊，拓荒者》、《哲學的慰藉》等。
目錄
自序
第一章 美利堅合眾國之由來 獨立戰爭讓美國脫離英國而獨立，但脫離英國之後並不等於有了一個國家，美國原來的十三個州還是分散治理、各自為政。直至一七八七年各州代表舉行了「聯邦制憲會議」催生憲法後，才有了一個凌駕於各州之上的國家。
第二章 精神資源
第三章 進步主義改革
第四章 小羅斯福「新政」及群眾運動
第五章 緩解社會矛盾的重要因素
第六章 私人基金會的理念與管理
第七章 外交思想與世界霸權的確立
第八章 冷戰與後冷戰時期
第九章 回顧與展望
第十章 美國與中國
序 自序
視頻講座雖然每次都有一個中心，並有所準備，但只憑腹稿，完全沒有書面稿。錄成文字後，感到比較粗糙；不但有即席講話常有的語病和段落不順、重複、脫漏等弊病，而且或因臨時語病，或因記憶有誤，對個別史實與年代的敍述發生錯誤，感到十分遺憾。視頻不同於文字，事後修改在技術上比較複雜。除設法爭取改正彌補外，更感到有必要留一份比較完整的書面稿，以此為準。事實上，在整理過程中做了較多的補充，比原來的內容豐富了許多。
需要說明的是，這不是美國通史，也不是學術著作，是作者多年觀察美國的心得，盡量用淺顯的「大白話」講出來。作為通俗讀本，主要對象是國際研究專業以外對美國有一定興趣的人士，大、中學生均可作為課外閱讀材料。這些個人心得卻也不是一時心血來潮，而是經過反覆思考、探索的結果。
美國雖然立國只有二百多年，但經歷十分豐富，在紛紜繁複的現象中找出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洵非易事。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以及可以預見的將來，美國始終是國人關注的重點。隨著資訊的傳播，過去的專業知識，已成為眾所周知的常識。但是或者受片面宣傳的影響，或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還是會有許多誤區。這十章對時間段和材料的取捨，只是本人的一孔之見、一得之愚，不可能面面俱到，在史實方面也難以求全。一般說來，已經廣為人知的不再詳述，而有一些不大為人所注意且我認為很有意義的情節則特別列入。許多重點闡述的內容大都有針對性，是針對在國人中流行的成見，包括自己過去曾有過的一知半解的看法，同時也澄清一些以訛傳訛的事實。其中有些內容和觀點，我過去在不同場合和不同著述中曾反覆闡明，有些則近年來有所發展。
對這樣一個大國，見仁見智，不可能有統一的看法。作者主觀上希望在簡明扼要的敍述中，力求言之有據、深入淺出，避免淺嘗輒止、以偏概全、片面武斷。是否能夠做到，有待讀者明鑒。
作者識於二○一三年三月
內容連載 頁數 1/4 第一章 美利堅合眾國之由來
那些當地人，本來自己就是從英國去的，覺得也未嘗不可，總要有一個類似政府的行政管理機構，也就服從了。然後英國就開始向那個地方徵稅。這些在美洲的人要生存下去，就要和歐洲人做生意。一部分南方的人和法國做生意，另一部分和英國做生意，這種來回的貿易慢慢就發展起來了。美國最開始的管理觀念，都是源自英國。他們按照這種模式慢慢組織起來做一些事情。可是發展到一定的程度，英國還要提高徵稅，其中主要一項是對茶葉交易徵稅，在美洲的那些人覺得不合理，就要反抗，所以美國獨立實際上是從抗稅開始的。有所謂「茶黨」（Tea Party，其實更確切應該譯成「茶會」，還不是一個政黨〉，Tea 一語雙關，既指茶葉稅，又是「tax enough already」的縮寫，就是「稅已經夠多了」，不能夠再增加稅了。他們提出的口號是「沒有代表就不納稅」。這句口號意思是說：在英國議會裡沒有我們的代表，又要我們交稅，我們也沒有參與討論稅率應該多少，也沒有參與討論這些錢多少是用在我們身上的，所以我們必須要選出代表參加英國的議會，或者自己成立議會，決定納多少稅。但是英國不允許。他們就開始鬧，拒絕交稅，英國於是派人鎮壓，這樣就開始有了武裝衝突，打起來了。他們最開始是抗稅，爭取與英國本土的英國人有同樣的權利，並不是要獨立。
那時亞洲、非洲還都是殖民地，不在它的視野之內。當時最新的一派人就是有這樣的一種思想，而這些人都是從英國去的，原來也是英國人。當時的英國態度又非常強硬，拒絕他們的要求，並派兵鎮壓。於是要求獨立的思想逐漸占上風，他們最後在華盛頓的領導下，打敗了英國。他們就真的獨立了，脫離了英國。
所以我才說美國這個國家本身是談出來的，不是打出來的。打，只是把英國打跑，不承認它的總督，不給英國納稅。收稅是一個國家一個政府治權最重要的標誌；而納稅，是公民和政府之間最重要的紐帶。不納稅，脫離英國，只是第一步，而制憲會議決定的是，在這塊北美大陸上將存在十幾個國家，還是一個統一的聯邦共和國的問題。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serialtext/?item=0010679958&pag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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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緣與八月桂花香：
首先，我們來談何謂唐德剛先生所言之：【兼採中西之長的『社會國家相互平衡』(a balance between state ＆ society)的『後現代的新建制』(a post-Modern structure) 】？(詳：http://blog.udn.com/9dfb99f0/118248788)
與如何達到唐德剛先生所言之：【兼採中西之長的『社會國家相互平衡』(a balance between state ＆ society)的『後現代的新建制』(a post-Modern structure) 】？(詳：http://blog.udn.com/9dfb99f0/118248788)
鄭永年先生說：『中國社會正面臨失序的風險……………保衛社會、重建中國社會秩序是唯一的選擇。除此之外，別無選擇。總體上看，在經濟、政治和社會領域之間建立邊界最為重要。儘管這些領域互相關聯，但必須確立一定的邊界。…..』，
曹鳴先生說：『那麼以穩定、漸進、有序改良來建構社會制度、組織與共識的“英國模式”，則有益於為中國的社會進步提供一個更平穩的制度參照。…………………………中國應向英國借鑒培育社會組織的歷史經驗。1949年後的中國革命以及建政過程中，初建了高度的計劃經濟與社會控制，但對中國社會組織及其傳統的破壞極為深重，有機的社會體系快速瓦解，階級鬥爭導致階級間的對立與衝突。當下，中國的社會組織正在緩慢而艱難地恢復中。沒有完善的社會機構，社會就千瘡百孔。眼下，中國社會轉型所面臨的最大制度挑戰，即是如何憑藉不完善的體制和失信的公權力，走出改良之新路。』
十年砍柴先生說：『……………這種實質上的分級授權，其效能還不如郡縣制的直接授權。………今日之市、縣委書記的權力遠遠大於古代的知府、知縣。………除了人事權，今天的市、縣委書記對社會活動尤其是經濟活動的幹預力度也遠勝於古代知府、知縣。…….. 現在的市委書記、縣委書記在其轄區，可謂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還要管空氣。”…現在我們如果往前走一步，由選票來選拔市、縣一級的行政首長，自然就有民意機構對他們實行全天候監督，他們即使貪瀆，也很容易暴露在陽光下。要麼我們退一步，回到明清時代那種，府、縣主官都由中央委派、考核、調任，也能一定程度避免現在的市委書記、縣委書記權力失控的現象。問題是我們既不敢往前進，又不能往後退，正處在兩頭不靠的中間狀態。市、縣委書記只要搞定一兩個關鍵人物，貪瀆的風險就很小，這樣下去，一些市、縣委書記就很容易變成當地為所欲為的“土司”。制度不改革，僅僅靠“權為民所用”這類道德說教是起不了真正作用的。……………那麼，出路在哪里？其實每個對世界潮流有所體察的人，都不難知曉答案，在此就沒必要贅述了。 ……….』
范疇先生說：『其實，我們完全可以訴諸人們的常識，就可知道在今天中國的複雜現實國情之下，從產權改革下錨，才能快刀斬亂麻。…………國家猶如人體，各個器官血脈相連，由病徵下手，不如由病理下手；所謂「治標不治本」，中國病之本，即在產權。……我們可以說，產權不清則萬事原地打轉，產權清則萬事興。…………然而弔詭的是，解決之道可能就在「承認既得利益、切斷未來利益」十二字上。….…但是一舉奠定了「過去什麼屬於我的，未來什麼不屬於我的」的產權界限，從此萬馬奔騰。……..』
嚴震生先生說：『………………所謂的共和主義，在今天就是代議政府。我們稱自己為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對岸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儘管政治制度不同，實踐共和程度有很大的距離，但都意味民國成立或是共產黨建政的開國元老，希望建立一個由政治菁英代表，或代替人民對相關政治事務做決定的制度。不過，傑佛遜卻對共和主義有不同詮釋。…………傑佛遜將「共和」定義為「一般公民能夠根據大多數人所訂下的規則，直接及親自參與的一個政府」…………………但卻忽略其最基本的原則，乃是「唯有展現人民的意志並付諸實踐到達相當比例時，才能算是共和政府」。…………直接民主是傑佛遜心目中最理想的共和主義形式，但他也知道這類型民主運作，僅適合在小鄉鎮舉行，而不可能在幅員廣大、人口快速成長的美國落實，因此最終代議政治有其必要。……若是一般大眾有能力做判斷的事，就應當由他們決定，但可將他們缺乏專業的問題，交由選出的管理代表（management representatives）處理。….』
資中筠先生(因德高望重被尊稱為「資先生」「資中筠先生」)說：『……還有另一方面，觀察他的民主可以看基層。總統不是直選的，但基層的官員，包括州長，都是直選的，還有州議會也是直選的。所以美國真正的民主不在華盛頓而在基層，越到基層越民主。……………所以美國真正的民主在基層，不管華盛頓發生什麼，包括尼克森水門事件、彈劾總統下台之類，和百姓的關係都不大，因為基礎是穩固的。有這個民主的基礎，不存在「維持穩定」的問題，社會是穩定的。………其實這絕對不會動搖它基礎的穩定。因此在這種國家，沒有「上訪」這一說。………但它的基層不會出問題。..』
NOOPY（廈門某大學研究生）曾說：『目前對農村進行管理的縣鄉一級政府，其管理者不是由農民選舉産生，而是由上級任命，其施政是對上不對下。同時縣鄉政府農村自治的狀況下，在整個行政命令體系中是最後一環，行政命令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中央到省再到縣鄉的命令體系反映的是整個國家、省一級的整體利益，不能完全反映由自治的農村組成的縣鄉的利益。』
寒竹先生曾說：『…………………怎樣把社會成員的衝突控制在盡可能小的程度和範圍內是政治現代化能否成功的關鍵之一。………………….』
吾人需思考，何謂唐德剛先生所言之：『社會國家相互平衡的『後現代的新建制』』？
何謂『社會國家相互平衡』？
其實上述鄭永年、曹鳴、十年砍柴、范疇、嚴震生、資中筠、NOOPY、寒竹等人之思路是相通的，只是沒找出一條理論與實務皆曰可行之路罷了！！！
好一個曹鳴所言： 『對正在崛起的中國來說，思想與思想的市場可能比黃金更重要。 中國需要思想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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