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5日博城讀書會《合肥四姐妹》讀後感

博城讀書會五月讀的是《合肥四姐妹》，因爲仍然在疫情中，我們只好繼續以電郵交換讀後心得。這本書作者是金安平著。凌雲風和楊早譯，2007年由三聯書店出版，2013年再版。書的封面是四姐張充和題的字，讓讀者見到她的書法。

龔則韞

此書内容豐實，巨細靡遺，以下有許多朋友給予詳細好評。我則是折服於許多佳句美文,舉例如下。

頁152：二姐允和堅持修完大學學位，是因爲不想讓父母失望，他父親張武齡認爲女性應該經濟獨立，而只有完善的教育，正確的職業，才能保證做到這一點。（家父也是這樣的主張，堅持我走上理科道路，有一份理想的職業與事業。）

頁237：沈從文給兆和的信：三三（兆和的小名），一個人一生最美麗的日子，十五歲到二十歲。。。但一個人心中倘若有個愛人，心中暖得很，全身就凍得結冰也不礙事的。

頁240：沈從文給兆和的信：三三，你若今夜或每夜看到天上那顆大星子，我們就可以從這一刻星子的微光上，仿佛更近了一些。因爲每夜這一粒星子，必有一時同你眼睛一樣，被我瞧著不旁瞬的，三三，在你那方面，這星子也將成爲我的眼睛的。

頁245：兆和的保姆朱扞杆教導她節儉是一種美德。（這個三姐樸素無華，不穿華服高跟鞋燙頭髮。）

頁246：沈從文給兆和的信：你認爲平靜是對你的疏忽，全不料到平靜等於我的休息，可以準備精力做一點永久的事業。

頁249-250：四弟給三姐寫的信（1938年4月13日沅陵）：......每個女子就是一個大海，深度寬汎，無邊無岸。

頁258：張兆和說直到她在戰時入校從教，才贏得丈夫的充分尊敬。但是沈一看到妻的眼光，就顯得慌張而滿心戒備，同樣的目光，在他們的兒子看來，確是充滿愛意和溫暖的。

頁262：沈從文給兆和的信：小媽媽，生命本身就是一種奇跡......我近來更幸福的是從你臉上看到了真正開心的笑，對我完全理解的一致。（此時的沈從文有了自信，不再質疑兆和對他的眼光。）

頁270-279：沈從文罹患憂鬱症，治療恢復很慢，其中還貿然自殺，音樂成爲他的伴侶，特別是普契尼（PUCCINI）、威爾第（VERDI）成了他的醫生，他跟妻說：書本上的真理，和一切充滿明知和善意的語言，總不容易直接進入我的頭腦中，而壓迫和冷漠也不能壓倒他。治愈後的他感覺寫作充滿危險，他的妻是墨玉烏金之寶，卻成爲《人民文學》的編輯。沈不喜歡青島的人民生活方式，不能及其他寫作的欲望，素材沒有了。他不給外人寫作，只給他的妻一人書信寫作，不管她是否理解或共鳴或同情。他完成一本《中國服飾史》。他們二人下放五七幹校多年，龍龍虎虎因爲父母背景不好都不能上大學。在1988年沈去世後，虎虎在母親的幫助下，負責編輯父親的作品。沈的小説和散文都是他沉思的產物。他的妻子後悔為何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發掘他，理解他，從各方面去幫助他，反而有很多矛盾得不到解決。

頁316 -317：四姐充和在耶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中國書法多年，用她手中的毛筆出入於虛無飄渺之境。她從來沒有放棄爲自己營造一個世界的想法，就在她北港住宅的後院一片小園地，一側中了牡丹和玫瑰，在平臺四周中了長葱、葫蘆、黃瓜，葱旁種了一棵梨樹。她在後邊種了一片竹林，遠離汽車的喧囂，在那裏放了一張長木椅，對她的私人天地，她寫道：

｢遊倦仍歸天一方，

坐枝松鼠點頭忙。

送球滿地任君取，

但借清蔭一霎涼。｣

四姐無遺憾只有小天地，她寫道：

｢當年選勝到山涯，

今日隨緣遣歲華。

雅俗但求生意足，

鄰翁來賞隔籬瓜。｣

在北港，四姐仍然有著歸鄉之夢，離開故國三十年後，1979年返回故里前夕，她又躊躇起來，寫道：

｢愁路遠，記當初。

眼前事事縂模糊。

年年歸夢扶清影，

及到歸時夢清影。｣

此後，據説她終老北港，再無回返中國，瀟灑豁達，這輝映她的個性。

羅正瑜

五月读的书是金安平所著的《合肥四姐妹》- 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乱世佳人’。她们出生成长在合肥的名门望族张家，从小衣食无忧，天真烂漫，思想开明。可惜生逢乱世，四姐妹和她们各自的家庭因为战乱和政治运动经历了各种颠沛流离，生离死别，令人慨叹。

这四位才女在那个时代文才出众并且自由恋爱，分别嫁给了昆曲演员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作家沈从文和汉学家傅汉思。 其中沈从文和兆和的故事最为曲折动人。兆和最初对沈从文的追求不以为意，甚至连师长相劝也一并拒绝。然而沈从文并不放弃，不停地用文字优美的情书遥寄情思，在两三年后终于打动了兆和，结为伉俪。

有意思的是四姐妹的名字里都有两条腿‘儿’，据说是父母希望女儿们能走出家庭的限制，出去看看广阔的天地。从这点来说，四姐妹做到了。她们童年早早受到自由的教育外加昆曲的艺术熏陶，家庭的庇护和支持给了她们自由选择人生道路的基础。

引用网友的说法，‘所有的人，本来聚在一起，然后分别，然后数十年后重聚，把酒言欢几轮，又各奔前程，或者就此天南地北、生离死别。’这正是书中大家庭的经历，也是令人伤感的现实。

四姐妹中充和最为潇洒，以她的词诠释那个动荡年代她的人生态度：‘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吳怡芳

《合肥四姐妹》金安平著。凌雲風和楊早譯

以前常由報章上看到有関合肥四姊妹的零星介紹，看了這本書才較深入的瞭解這張家四姊妹的生平。以下幾點是此書給我最難忘的幾點印象：

1. 作者金安平幼年來美，她是以英文寫作此書，但她本身對中國歷史和文化有高度學養，才能將這些生於清末民初，生活在富戶兼文人的大家庭中的人物作出非常詳實又生動地描繪。她除了由對四姊妹的採訪或憑她們的口述來蒐集資料外，還作了令人歎為觀止的詳盡研究和文獻考據，才能如此把這四姊妹從她們曾祖父以來的家族歷史和背景呈現出來，讓作為讀者的我如同走入了那個時代和那個環境之中。

2. 而兩位譯者也是功力深厚，能把書中引用的無數古人古文古詩詞還原成我們熟悉的中文典故、人物或史蹟，確實令人佩服！

3. 讀了此書才對清朝後半葉許多官場上人物有了更多認識，以前上學時讀有関台灣的歷史時，那裏會想到我們耳熟能詳的劉銘傳是如何出身的？

4. 此書主角的四姊妹有幸生在一個極富裕的家庭，父親是嗜書如命卻有極端開明思想的人，大家閨秀的母親又堅持女兒亦得受教育，才能使她們自幼獲得和百年前男兒一般的極傳統的中國古典教育，加上父親為使她們遠離賭博，即使只是過年時偶一為之，而鼓勵她們去學唱和表演具高度文學價值的崑曲，竟然因此成為她們和之後幾個弟弟的終身嗜好，甚至因此為鑽研崑曲這門藝術而各自作出了無比貢獻！

5. 四個姊妹在長大離家和婚後的境遇各有不同，最吸引我的一篇自然是有関「三姊」張兆和與沈從文的婚姻。作者大量引用了多年來沈寫給「好不容易追來的」愛妻的書信，和兆和偶然的冷靜回信。兩人截然相反的個性在來往信件中充分顕露。但即使讀沈從文這少許被片段摘錄出來的信件，對我就是一種「享受」! 大作家的才華在他的尋常家信中隨處可見，但是對當時身處其中的當事人，尤其是沈從文，他寫某些信時正是處於最真實的心靈考驗之中，甚至正在忍受殘酷的憂鬱症的煎熬啊！

6. 四姊張充和自幼被養祖母抱回合肥單獨撫養，但也接受了最好的私塾式教育，中囯古文底子比三個姊姊更加出類拔萃，也因此考北京大學時數學考出零分仍被錄取成為佳話！ 她婚後隨夫來美，一直做中文、書法和崑曲的教育工作有成，近年常在中文報上看到介紹她的文章，知道生前她的中外學生都尊稱她為「先生」！也看到她的一筆好字，正如此書封面上她為書名的題字，那少少數字就令人眼光不能離開！

那個時代過去了，這種真正有如此才華和學識的中囯大家閨秀現在已不再見了！

董汝瑰

正瑜和怡芳寫得真好，涵蓋得很全面。我也同怡芳一樣，讚嘆作者將资料收集並综合得詳盡，這該歸功於多年來姊妹們發表的文章、姊弟们的曰記、及作者對她们的訪問。以下是我的一些讀後淺見:

四姊妹生於1907 - 1914，一個安徽合肥的名門之家，從小受了良好的教育，四女六男都讀了大學。四妹充和自幼被过继给叔祖母，她的文學造詣最高，才華橫溢，所寫的詩詞令人欣赏，也是最受命運之神的眷顧的一位。她的叔祖母慈靄能幹，傾全力教育培养她成為一位优秀的女性。1949年，她與外籍夫婿來到美國加州，後來定居康州；大姊夫婦則來到台灣，他們因此没有受到共產集杈的迫害，比其他二姊妹及六兄弟要幸運些。充和在美生活了大半亇世紀，作者雖然與充和有私交，但卻只提及充和的學術成就，並末對她的家庭及個人感觸著墨太多，這是美中不足之處。大姊元和的女兒被好友拿走，她卻不積極要回，令人费解！這兩姊妹都是謎樣的女人，予人有距離感。

二姊允和的個性剛強，曾為了被継母(在父親成立的樂易女子高中当校長)拒予上大學的机會而在女校门口舉牌抗訍，終於如願得以就讀並完成大學，也為弟妹開了先河。她所發表的「允和的曰記」及「最後的閨秀」都為本書增色不少。但抗曰逃難時失去了女兒，文革時所受的屈辱，都是她生命中的遗憾！

三姊兆和是我最欣賞的一位，她聰慧溫和、樸实無華、且独立堅強。她能洞悉夫婿沈從文的長處及缺點，並勇於直言，曾建議他如何正確使用自己的長才，及寫作時保持自己的樸真面貌，不戴任何「面具」。走過戦亂離徙，政黨輪替，夫婦俩的命運也因性格而各異了： 從文的思想被批評後，因沮喪而停筆，甚至一度自殺未遂。他的抑鬱症恢復後，也只寫些研究古代文物的著作。兆和積極迎向新中國，並同步改變自己，但文革時仍被下放。此期間的文人學者，才華被浪費、被侮辱、子女不准深造，實在是令人惋惜的措施！

鄧家齊

《合肥四姐妹》是一本非常精彩的家族历史小传，它描述了清末、民国到现代整个历史阶段张家姐妹成长的过程。作者文笔细腻，取材详实，读来令人感到是一种享受。

合肥四姐妹的曾祖父张树声是李鸿章淮军的一名将领，在平定太平天国动乱中立下战功，其后成为清皇朝的一方大员。张树声虽然来自行伍，但出身读书世家，他在为自己、为邻里、为整个清皇朝的存亡而作战的过程中，“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清楚这个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作者评价）。在向皇帝呈奏的许多奏折中，我们可以看到张树声对当时中外实力对比，教育知识差距，应该采取的对应策略等等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主张，他重视教育，力推西式教育，并在广东筹建了一所新的西式学堂。张树声对教育的重视，还有他由于战功得到赏赐和长期任职期间积累的巨额财富，为张家族人及合肥四姐妹的优渥生活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合肥四姐妹的父母张武龄和陆英十分重视儿女们的教育培养。父亲张武龄虽然继承了其祖父张树声传下的万贯家财，但他既无意从军，也无心从政，曾经想过经营实业，也很快失败。此后，他毕生致力于一个理想：兴办一所自己的学校，让条件优秀的年轻女性能够免费接受到广博良好的教育。由此，他创办了自己用张家财富经营的乐益女校，乐益女校的教师阵容都是当年的一时之选，他们当中有张闻天、柳亚子、叶圣陶、匡亚明····这些名字每个都直接影响过中国历史。

张武龄对子女的培育可以说是苦心经营。在张家姐妹还是幼年的时候，就为她们每人都配置一位保姆；稍大，就请来昆曲老师教授她们昆曲，从而使得她们一生都与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女儿们逐渐长大的过程中，张武龄夫妇除了经常带她们看戏之外，还聘请昆曲专业老师为她们授业。张武龄主张女儿们受到的教育是全方位的，在不违背其母亲不送女儿入学堂读书的约束条件下，他让女儿们在家里接受教育。他请来三位学养颇深的先生，教女儿们历史、文学、古文与白话文、地理、数学、科学常识、体育、舞蹈等等，使她们得到全面的学识涵养。而在对儿女们的事业发展和婚姻选择方面，张武龄则采取开明平易的态度，尊重儿女们自己的选择，不加干预。

合肥四姐妹中的小妹充和自小过继给属于张家族人另一支脉的养祖母识修。在对充和的教育问题上，识修非常谨慎。她为养孙女四处寻访良师，一旦发现他们不称职就会马上辞退。充和在养祖母的教养下度过了十年之久，并因此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不但比她的三位姐姐好，而且在她报考北京大学时，在数学考试得零分的情况下，还被破格录取。

张家四姐妹出类拔萃，以至于曾经在乐益女校教书的叶圣陶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后来，四姐妹的四位夫婿，果然都各有不凡，成就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佳话。

张家大姐张元和自小受祖母的宠爱，常常得到其他妹妹们所没有的待遇。她迷恋昆曲，自幼喜欢登台演出。上学之后也常常在学校演出中担任主角。毕业后曾经到海门工作过一段时间，几年后选择留在苏州，向昆曲前辈周传瑛先生学习，并在一场义演中碰上了未来的丈夫顾传玠，从此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顾传玠是二十年代上海著名的昆曲头牌演员，元和在上海读大学期间，几乎每个周六和周日都去游乐场观看顾传玠的演出。作为一个演员，顾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三十年代初，顾传玠退出演艺界，寻求其他方面的发展。元和与顾传玠相爱的时候，顾已经退出专业演出多年，但一九三八年元和与顾传玠结婚的消息，仍然令当时社会大为震惊。上海小报以“张元和下嫁顾传玠”为题对此大肆渲染。婚后的顾传玠并没有在事业上取得太大的成功，他最清醒的举动是一九四九年初，在去海门调查地产状况期间了解了共产党军队的纪律以及那个政权的规范和理论之后，决定全家必须去台湾，他告诉元和，哪怕她不去，他也要一个人走。元和避走台湾，再后来定居美国，从而避免了遭遇到像她妹妹允和在四九年之后那样的生活。

二妹张允和的夫婿是中国的著名学者，后来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允和自幼觉得自己同关公有相似之处，生性暴烈，她和老师顶嘴，欺负妹妹，为所欲为，从不忏悔，甚至在老师评卷没有给她一百分时，她可以当着老师的面把卷子撕得粉碎。长辈和老师们理性冷静地对待她的冲动，以柔克刚，没有伤害她的自尊心。允和长大之后才明白个中道理，深深为长辈老师们的付出感到折服。允和的大胆也为她在人生认知方面开启一方天地，她在读中学时就擅长在公开场合演讲，在几百人面前与对手比拼，她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往往也为她带来人生道路值得回味的回忆。她在姐姐元和读大夏大学二年级将被继母以学费太贵的理由而停学时，站在她继母当校长的乐益女中门口，鼓动学生罢课，最终争得长辈们筹集资金，让元和顺利完成学业，也使得他们姐弟们都可以顺利完成大学学业，不再受到资金危机的影响。一九四六年，允和为了帮助被黑老大团伙成员遗弃的朋友争取权益，登门拜访上海黑帮老大，提出一连串要求，最终机智地为被欺负的朋友争取到她自己应得的权利。文化大革命中，允和同样以这样的理念和辩才，应付了种种几乎令她陷入绝境的遭遇。

允和与周有光在读大学时期相识、相恋并最后结婚。结婚前不久，周有光写信给允和，告诉她自己的担忧。他害怕的是：“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允和回了一封十页的长信，只表达了一个意思：“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他们的幸福，日后还需要经过种种的磨难。最初是一九三七年日军进攻中国开始的逃难，周有光和银行的同事转移到重庆，刚刚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合肥的允和需要到四川与丈夫会合，到战争结束，他们经过“十次大搬家，二十次小搬家”，并且失去了一个女儿。一九四九年新的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在抗战中有大约两年时间允和收过老家的地租，因此在五二年被评定为“地主”成分，旋即被迫离开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从此失去工作，只能以一个“家庭妇女”的身份依靠丈夫的收入生活。一九六七年文革开始，张允和烧毁了她所有的信件、文凭、照片、日记和她写的散文、诗歌等私人文件，避免了在运动中遭受进一步的迫害。一九六九年周有光下放到宁夏，在邻近内蒙古的一个小村中接受劳动改造，两年四个月之后才回到张允和身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活秩序逐渐恢复正常，允和得以再次见到在美国定居的元和及小妹充和。她在加利福尼亚元和家中住了几个星期，并与大姐元和一起拍下昆曲《游园》剧照。她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这戏我们姐妹六十年前合演过，那时不过十三五岁····”。

张兆和是四姐妹中的老三。看着兆和与沈从文之间的情书来往，感觉蛮有趣，一位是先生，一位是学生，一位顽固地追求，一位顽固地拒绝，他们之间隔着一位胡适。最后是由于沈从文“信写得好”，张兆和嫁给了沈从文。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沈从文已经是知名作家，他以记载湘西生活为蓝本的小说，在中国文坛上饱受讚誉。虽然他只有小学学历，但胡适还是聘请他为中国公学的中国文学讲师。兆和与沈从文即使婚后，两人之间仍然书信不断，原因是沈从文经常不在兆和身边。新婚四月，沈从文就一个人回湘西探亲，他在吸纳湘西人文风情带给他精神上的愉悦的同时，不断给兆和写信，没有多久他就发现，比起与他日夜厮守来，兆和更喜欢他从千里之外写给她的信。为此他曾经开玩笑地说，兆和应该“残忍”一些，“尽挤我写几年信”，然后再答应他的求婚。

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后，沈从文辗转到昆明西南联大任职，三八年底兆和从北京带着两个孩子到昆明与他会合。不久，为避日军轰炸，兆和把家安在昆明郊区小城呈贡。沈从文学历低，却在西南联大高就，因而遭到联合大学的一些教员的反对，颇有名气的刘文典教授就说过：“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个大洋月薪，我该拿四十个大洋，朱自清只值四个大洋，沈从文，四个大洋都多了。”

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了，沈从文在北平被聘为北京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张兆和随之也带着两个小孩回北平。不久，内战爆发。一九四八年三月，沈从文已经隐隐感觉到在未来社会里自己将有怎样的命运。在当年一月创刊的一份共产党刊物中，有两篇文章严厉批判了他，称他为“地主阶级的弄臣”，他的作品颓废色情，是”桃红色文艺”，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是资深的革命作家郭沫若。到一九四八年秋，国民党已经失去了东北和北方大部分省份，十二月，共产党包围了北平。沈从文明白，一旦围城结束，他的文学生命也将走到尽头。

一九四九初，沈从文病了。用他儿子的话来说：“枪炮声日渐稀疏，爸爸心中逐渐陷进一种孤立下沉无可攀援的绝望境界，······他觉得受到监视，一张巨网正按计划收紧，逼他毁灭”。沈从文曾经试图寻求丁玲的帮助。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作家丁玲和她的情人胡也频与沈从文在北平同住，一九三一年胡也频被国民党枪杀后，沈从文在丁玲最孤单的时候陪伴和帮助过她，丁玲后来逃到延安。一九四九年，丁玲以身居高位的胜利者姿态回到北京。但当沈从文带着儿子拜访丁玲的时候，丁玲没有向沈从文提供任何帮助，只是如同一位被相识首长般冷漠客气的会见她的到访者。

回家不久，沈从文试图自杀了，他喝下煤油，割腕割喉，但最终被救了下来。秋季开学时，北京大学取消了他的课程，一九四九年冬，沈从文被安排到北京历史博物馆为文物贴标签。自此，沈从文中止了他的文学创作，但他没有完全停止他的写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他写了很多研究古代漆器、丝绸图案、唐宋铜镜和明代织锦的书，并完成了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服饰史。当他定准了自己的位置，找到恰当的题材，同时不受别的约束时，他还是跟以前一样写作。但在一九四九年之后，他只有一个写信对象，那就是兆和。

兆和四九年后进入华北大学进修，后来成为《人民文学》杂志编辑。文化大革命期间兆和与沈从文先后被下放到湖北乡下的“五七干校”劳动。一九七二年一起返回北京。因为父母的阶级背景，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失去了上大学深造的机会。

对于沈从文，张兆和觉得终其一生都没有很好的理解他。一九四九年之后，由于工作和际遇的不同，他们双方对许多事情的认知有很大差距。一九九五年，沈从文过世七年之后，兆和整理出版了他们的通信。在《后记》中，兆和写道：六十多年过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校阅后，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经历荒诞离奇，但又极为平实······。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合肥四姐妹中，充和是小妹。充和的养祖母对她溺爱有加。在充和的早期教育中，养祖母识修延请来的老师有不同的教学方法和兴趣，令充和得到深厚的国学涵养。中过举人的左先生喜欢诗词，他鼓励充和写诗并教她写作技巧。识修还花重金延请吴昌硕的高足，考古学家朱谟钦作塾师，他教充和的时间最长，充和从他那里得到的收益也最大。过去的老师教书时，几乎从来不提儒家之外的学说，朱先生却不理这一套，他自选教材，使充和对那些自己原本毫无兴趣的深奥内容大感兴味。随着充和年龄增长，朱先生又在教学中加入同音字和语法等内容，所有这些，在充和一九三四年参加北京大学入学考试时帮上大忙。那个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师济济，可惜三年级时充和患病，不得不退学，无缘得到北大的学位。康复后，她在《中央日报》当了一段时期的副刊编辑，抗战爆发，充和随同沈从文一家流寓西南。在昆明，沈从文帮她在教育部属下教科书编选委员会谋得一份工作，沈从文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张充和选散曲。一年后，教育部取消了这个项目。不久，充和又得到一份在教育部新建立的礼乐馆的工作，负责礼乐的改良。充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编选出二十四篇适合的乐章，并用毛笔精心誊写了两份，首次展现了她的书法艺术。在重庆期间，充和同许多文人名士都有交往。她与章士钊、沈尹默、卞之琳、刘文典都有来往。学者兼书法家沈尹默成为充和的老师。卞之琳则是充和一生的追求者和朋友。

同姐姐们一开始就有专业老师教导不同，充和是自己通过书本学习昆曲的。读大学期间以及离开北京大学之后，充和都没有放弃对昆曲的追求，并自此开始，成就了一生的对昆曲艺术的传承和传授。

一九四七年，充和在北京大学教授书法和昆曲。后来通过姐夫沈从文与后来成为耶鲁大学汉学教授的犹太裔美国人傅汉思相识，次年结婚，随后随夫赴美。五十多年来，她在哈佛、耶鲁等二十多所大学執教，传授书法和昆曲，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默默耕耘一生。对于充和来说，美国虽然是异乡，早年的生活也很艰苦，但到美国定居，是一个聪明的决定。

谁能想到后来的七十年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文革”期间，充和的老师沈尹默将所有的作品撕毁了，把那些碎片浸泡在水里，等着，化为纸浆，最后倒进老鼠四窜，苍蝇乱飞的垃圾场。充和的二姐夫周有光在荒郊野岭，顶着风沙，在一片又滑又烂的小田埂上插秧，还要去撿骆驼粪和野驴粪。充和的三姐夫沈从文则是被逼到女厕所去打扫。他八十三岁提起这件事来，还嚎啕大哭，十分委屈。而充和的生活却不一样，她和汉思，过得甜蜜、温馨、安稳。

一九八一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部在即将落成的仿苏州“明轩”，举行盛大的《金瓶梅》唱曲会，邀请张充和根据古谱用笛子伴奏的南曲方式，演唱《金瓶梅》各回里的曲辞小令。一九八六年，北京举行纪念汤显祖逝世三百七十周年演出活动，她与大姐元和都被政府邀请。她与时年八十的元和大姐同演对手戏《游园惊梦》，还邀请诗人卞之琳观赏。俞平伯先生看了她的演出剧照，说这是“最蕴籍的一张”。她有四位高足，在促成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一事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零零四年金秋，张充和在北京举办旅美六十年来的第一次书画展。她那信手点染的仿古山水和自作诗，令人反复玩味；那隽秀的隶书对联，质朴中透出娴雅和大气；那昆曲工尺谱朱黑相间，饶有意趣；尤其是八十四岁高龄时临唐代书法家孙过庭的《书谱》第一百通长卷，形神兼备，令人叹为观止。

二零一五年六月，充和在美国纽黑文病逝，享年一百零一岁。充和的三位姐姐，已先于她分别在二零零二年到二零零三年间去世，至此，被称为最后的民国闺秀的合肥四姐妹画上了她们的句号。

王素楠

作者金安平，任教耶魯大學時，在聚會場所裡，注意到一位溫文儒雅，學識淵博的中國女士，那就是本書四個主角之一的四姐張充和，因為很崇拜她，經過多次的來往交談，才發現她身後有非常值得撰寫的家族史，經過不斷地收集大量的資料，有書籍，日記，信件，詩詞，照片和家庭刊物等等，並與書中的其他主角及他們的後代，互相證實，完成此有歷史價值的著作！

 四姊妹的曾祖父，在太平天國作亂時，平定有功，得到清庭大批土地兼金銀財寶的犒賞，又兼做地方巡撫，給家族帶來巨大的財富，以致下面祖輩，父輩都不必擔憂家庭經濟問題，四個女兒自小都由保姆帶大，其母另外還有有五個兒子。其母是典型的「靜女」，以「尊敬謙和，遵守禮節」，以「禮」為本的「婦學」，教導女兒繼承美德，但不幸於婚後十六年早逝，甚為遺憾！其父注重女學，創辦樂益中學，子女得到最好的教育，也同時學習崑曲，每個女兒都精通此國學，後對推動昆曲至聯合國非遺，很有貢獻！

 抗戰開始，全家分散各地，未來的命運，各自不同，大姐婚後與夫顧傳玠前往台灣，二姐與夫周有光搬家很多次，也經過改造，三姐夫沈從文更是隱姓埋名很久，幾乎喪命。四姐曾在重慶工作，後來遠嫁美國傅漢聲，來到耶魯大學執教。在重慶時，因為她對音樂藝術的造詣，曾經在蔣介石政府製作禮樂制度，很有成績，但是後來這些資料，不幸全部遺失，真是遺憾！

 書中有大量的史料記載，很多耳目一新，原來劉銘傳在安徽家鄉，因為仗義執行，曾經犯罪，後逃到台灣，在那裡勵精圖治，擊敗侵台的法國軍隊，有很多建樹，兼做台灣巡撫，成為很有貢獻的英雄.

 本書雖是 記載著張家的家族史，也真如中華文化史和社會史.使我們對19世紀一直到20世紀之間的社會變遷有很多了解，是很值得一讀的著作。

（2021年6月11日馬里蘭州珀多瑪克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