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博城讀書會 - 《愛與黑暗的故事》讀後感（二）

繼續這本書的分享，會員鄧家齊先生的讀後心得很長，所以單獨上載。

鄧家齊

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在2002年发表的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以一种独特的叙事方法，通过一个家族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百余年来犹太民族从被流散，被驱赶，被屠杀到以色列艰难复国的充满矛盾、悲怆、幻灭和荣辱的历史进程。

“希伯来”是犹太民族的最早称谓，它在两河文明进入高潮的时候走进了古代中东历史。在最初的2000年，希伯来民族由于人数少，力量弱，从来未能称霸一方。不仅如此，除了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曾经建立过自己的家园，享受过主权民族的生活之外，它一直是其他民族凌辱和迫害的对象。

大约公元前1800年，希伯来人在族长亚伯拉罕的带领下，离开两河流域，前往被视为上帝“应许之地”的古迦南地。即今天通称的巴勒斯坦地区（“巴勒斯坦”称谓最早由希腊罗马人使用，犹太民族传统上称之为“以色列地”）。在生活了三代之后，由于饥荒，希伯来人不得不寄居邻近的古埃及。希伯来人最初受到埃及法老的善待，他们在埃及生活了约400年。但在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约公元前1304年—公元前1237年），希伯来人开始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并沦为奴隶。埃及统治者采取的民族排斥和迫害政策，使得希伯来人面临民族灭亡的危险。在一个叫摩西（Moses）的希伯来伟人的带领下，希伯来人逃离埃及，在西奈半岛游荡了近40年之后，最后返回古迦南这个“应许之地”。游荡期间，希伯来人接受了“十诫”在内的“摩西律法”，秉尊“耶和华戒律”，犹太教成为世上最早的一神教。这就是我们许多人所熟知的故事“出埃及记”。

希伯来人返回古迦南地，标志着希伯来民族历史的新阶段。期间经历了希伯来民族分为12个支派的“士师时代”到希伯来民族建立统一的君主制王国以及最终完成对异族的征战，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统一王国的希伯来历史的最辉煌时代。公元前956年左右，在希伯来所罗门王的主持下，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兴建了犹太教的圣殿，作为希伯来统一王国京城的耶路撒冷自此成为希伯来民族的宗教中心，“圣城”的地位从此确立，锡安山也因之成为犹太民族的“圣山”。从圣殿的建成到它被毁灭，在希伯来民族历史上称为“第一圣殿时期”。

公元前928年，所罗门王去世，希伯来内部对权力的争夺使统一王国一分为二。由12个支派中的10个组成了北方王国，史称“以色列王国”，定都撒马利亚，其余2个支派组成南方王国，史称“犹大王国”，仍以耶路撒冷为都。公元前722年，近东崛起的亚述帝国挥戈南下，一举消灭了北方的以色列王国。由于亚述统治者执行一种将被征服民族分散到该民族居住地以外的政策，组成以色列王国10个支派的希伯来人在亡国后被分散流放到亚述各地，久而久之被当地人同化，从此不知去向，成为犹太民族历史上著名的“丢失的10个支派”之谜。犹大王国由于国小地偏，侥幸躲过了亚述人的洗劫。

公元前597年，当地崛起的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率军攻破耶路撒冷，虏走犹大王，面对犹大王国的反抗，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再次率军征讨，犹大王国遭受灭顶之灾，京城耶路撒冷连同圣殿一起被毁，失国的犹大王连同上万名犹太上层人士和学者被掳至千里之外的巴比伦，过着囚虏般的生活，犹太民族历史上的“第一圣殿时期”就此结束。

公元前538年，西亚地区崛起的波斯帝国征服了新巴比伦，获胜的波斯王居鲁士大帝以宽容的政策善待在巴比伦过着屈辱生活的犹太人，不仅允许他们重返自己的家园，而且同意他们重建圣殿。在公元前516年圣殿建成后，犹太民族的历史进入了“第二圣殿时期”。在随后的近200年，在波斯人的宽容下，犹太人过着平静稳定的生活。

公元前333年左右，随着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犹太人的平静生活终于被打破，犹太人的家园成为希腊帝国的一部分。席卷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化运动不断冲击犹太人的民族文化并引起相互之间的严重冲突。当罗马帝国取代希腊成为世界霸主之后，罗马当局的暴虐和对犹太教的亵渎最终导致了史称“第一次犹太战争”的犹太民族起义。公元70年，犹太人的政治中心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攻破，犹太人的第二圣殿被焚毁，犹太民族的“第二圣殿时期”随之结束。虽然有近千名犹太将士及其家人在耶路撒冷失陷后，退守死海西岸的马萨达要塞，在那里坚守了三年，最后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集体自杀，成为犹太民族历史上少有的“宁死不愿成为奴隶”的英雄气概象征，但犹太民族的反抗最终以失败告终。公元135年，在镇压了犹太人第二次反对罗马人统治的起义之后，罗马统治者宣布禁止犹太人在圣地圣城居住，犹太人失去了在自己家园生活的权利，逐渐被迫向外流散，犹太民族从此进入了一个长达1800年的“大流散时期”。

在古代中东的舞台上，许多民族在那里创造过辉煌的历史，但无一例外都成为匆匆的过客，唯有希伯来这样一个长期遭受屈辱欺凌的弱小民族，以它独特的文化和信仰一直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世纪之初，它孕育出了基督教；在中世纪，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它的一神思想传至整个欧洲；在14、15世纪，它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出现起到了中介作用；当近代来临之际，它又为资本主义的到来，特别是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犹太文明的核心是被称为“犹太教”的部分。对于犹太民族而言，犹太教更是一种对上帝的信仰，是一整套伦理道德规范，是一种希伯来人自古以来的生活方式。同其他民族相比，犹太人的最大特点是具有顽强的民族自尊心，即便对征服他们的战胜者，他们仍然保持了唯我独尊的信仰。在被掳至巴比伦期间，犹太人发展出一些以后成为犹太教特征的事物。由于圣殿被毁，他们创建了犹太人公会，安息日，割礼作为犹太人的标志被高度重视，与异族人通婚被禁止，同时还产生了律法，所有这些，为维护犹太民族的统一起到重要作用。犹太教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基本信仰，明确教义，拥有宗教典籍和有组织形态并以一神论，契约观，末世论为基本思想，并为在大流散期间各地犹太人所共同尊奉的宗教。

大流散后，仍然留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十字军东征之后几乎被屠杀殆尽，而坚持一神教信仰的犹太人在新的流散地往往同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发生冲突，从而经常成为被杀戮和驱赶的对象。基督教兴起后，由于基督教信徒认为耶稣是因为遭犹大出卖而受难，犹太人根本不配为上帝的选民，犹太人的处境更加显得艰难。

到19世纪中叶，欧洲各国民族主义逐渐觉醒，伴之而来的是种族主义和反犹浪潮，这种情况在沙俄帝国和东欧各国尤其严重，沙俄帝国甚至多次对境内仍然坚持犹太教信仰的犹太居民进行残酷的屠杀。欧洲种族主义和反犹浪潮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登峰造极的是希特勒纳粹党人对600万犹太人的血腥屠戮。

随着19世纪近代民族主义浪潮席卷欧洲，作为一枝漂泊离散民族且亡国近2000年的犹太人，也开始思索自身民族的定位，犹太复国主义因此逐渐成型。

犹太民族运动最初是由知识分子推动复兴犹太历史文化而发端，继而以“犹太启蒙运动”的形式逐步波及至广大的犹太人社区。从18世纪末开始，原本已成死亡语言的希伯来语（Hebrew）被深入研究，除被用作犹太会堂的礼拜用语外，犹太学者更将其用于文学创作中，期盼使之重新成为犹太人的语言沟通工具，从而唤醒犹太民族对昔日希伯来王国盛世的缅怀。

犹太民族运动有不同的路线和流派。在俄国，一些被称为“漂泊离散民族主义”的团体追求犹太民族获得俄帝国境内少数民族地位为宗旨，欧洲另一些被称为“领域民族主义”的团体则力求取得一片供犹太民族落脚和繁衍生息的土地为归宿，而以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为代表的团体则提出了以犹太民族重回巴勒斯坦并建立一个独立犹太国家为目标的政治诉求。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与“漂泊离散民族主义”及“领域民族主义”两流派的长期竞争中，随着犹太民族在全欧，尤其在东欧遭受迫害的加剧而逐步取得犹太民族运动的主导地位。从19世纪末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欧洲反犹浪潮的不断加剧，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主导下，离散在欧洲的犹太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回归移民”巴勒斯坦的行动。

犹太人“回归移民”巴勒斯坦，引起了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不满。就阿拉伯人的立场而言，犹太复国主义者以重回“以色列之地”为号召而大举迁入并企图建国于巴勒斯坦的行动，无异是对当地阿拉伯人生存领域权的侵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认为巴勒斯坦是其先祖之地，数世纪乃至十数世纪以来他们皆生活于斯土。犹太人以其祖先在差不多2000 年前曾立国于此而宣称拥有重回及重新建国于巴勒斯坦的权利，是无法成立的 ，因为即使在上古时期有犹太人曾立国巴勒斯坦的史实，经过历史的不断演变，巴勒斯坦作为阿拉伯人游牧地区及其原乡所在，是早已历经2000多年且是存续至今的事实，如果犹太人以历史权利而要求重返甚至重建国度于巴勒斯坦，则置阿拉伯人从未中断的生存领域权于何在？无可避免的，犹太复国运动同阿拉伯民族的民族利益产生剧烈的矛盾与冲突。

在欧洲，所有墙壁爬满涂鸦：“犹太佬，滚回你的巴勒斯坦！”在巴勒斯坦，整个世界都在叫喊：“犹太佬。滚出巴勒斯坦！”犹太复国运动面对着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尴尬。

阿摩司·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展开的。小说采用自传体的形式，它没有悬念百出、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代之的是从“我”——阿摩司·克劳斯纳从小到大大半生的回忆以及亲友的叙述，并杂以大量的心理活动描写，组成这部史诗般的小说。

經過近2000年的离散，在欧洲和非洲各国民族主义泛滥下的反犹浪潮中重回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注定是有着各种各样的背景和生活习惯，以及不同的教育程度和经济状况。而推动犹太复国运动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也是由抱有不同政治理念的群体组成，他们当中既有主张致力于复兴希伯来语文为主体的犹太文化，并促使其与世界文明接轨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有主张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建立社会主义模式犹太国的前东欧马克思主义信徒，也有秉持民族主义、中产阶级及反社会主义立场的犹太复国主义急进派（修正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此外，还有不属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极右的尊奉正统犹太教训喻的基本教义派以及立场极左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1947年11月联合国表决“巴以分治”之前，巴勒斯坦是由英国托管。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人统治下的耶路撒冷是一座迷人的文化城市，在绿荫葱茏的热哈维亚，那里花团锦簇，琴声悠扬，追求文化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与富有教养的英国人举止得体，共进晚餐。而在山的那一边，在巴勒斯坦遥远的地方，在基布兹和农业合作社，以色列建国前期犹太复国主义先驱们所标榜的希伯来新型的犹太英雄正在涌现，这些青年拓荒者皮肤黝黑，坚忍顽强，沉默寡言，英勇无畏。虽然阿摩司·克劳斯纳的父母景仰热哈维亚的生活，但却只能居住在远离它的凯里姆亚伯拉罕区，一个同图书管理员、教师、职员和装订工人混居在一起的小区。

阿摩司·克劳斯纳的爷爷亚历山大·克劳斯纳是乌克兰敖德萨的一名小商人，而亚历山大的兄长，阿摩司的伯祖约瑟夫·克劳斯纳却是一位敖德萨大学的教授。在欧洲逐渐增长的反犹浪潮下，1919年约瑟夫和夫人琪波拉带上年迈的母亲，回到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约瑟夫最初在希伯来语言委员会做秘书，1925年希伯来大学建立后，他被任命为希伯来文学系主任。尽管亚历山大也是热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却仍然视巴勒斯坦的生活条件非常亚洲化，因此只搬去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纳（Vilnius，今译维尔纽斯）。在那里，亚历山大的长子、阿摩司的伯伯大卫·克劳斯纳和亚历山大的幼子、阿摩司的父亲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继续接受教育，大卫最终在大学里成为比较文学教授，而胡耶达·阿里耶也取得了波兰文学和世界文学学士学位。

维尔纳激烈的反犹主义从未间断，而且越演越烈。1933年，在万般无奈中，亚历山大偕同夫人施罗密特和幼子阿里耶移民巴勒斯坦，阿里耶在希伯来大学注册读硕士，但亚历山大的长子大卫却认为，欧洲文学对他来说是一个精神家园，他坚守岗位，继续挥动进步、文化、艺术和未开拓领域的精神旗帜，直到1940年纳粹来到维尔纳，把他们全家杀害。

阿摩司的外公赫尔茨·穆斯曼早年生活在乌克兰的罗夫诺，很小就被迫独立谋生，最后成为一位生意不错的磨坊主。阿摩司的母亲范妮娅最初在当时被波兰控制的罗夫诺由犹太教育组织塔勒布特开设的一所希伯来语学校就学，后来被送到一所签署大学入学资格证书的波兰私立学校学习一年，这使得她能够在布拉格查尔斯大学学习历史和哲学，因为在20年代反犹的波兰，几乎任何犹太人都得不到进大学的许可。

赫尔茨·穆斯曼在1933年抵达巴勒斯坦时几乎身无分文。最初设法在面包店找了一份工作，快五十岁时买了一匹马，一辆马车，在海法港运输建筑材料，聊以度日。范妮娅在1934年也来到这里，并在希伯来大学注册，继续学习历史和哲学。

阿摩司的父母阿里耶和范妮娅在1938年初结婚。用他们后来的儿子阿摩司的话说：“我不知道父母是怎样亲近起来，我不知道在我认识他们之前，他们之间是否还有爱”。几个月之后，母亲怀孕，再之后，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的主人公，“我”——阿摩司·克劳斯纳来到人间。

阿摩司的父亲阿里耶·克劳斯纳此时已经成为一位知识渊博，记忆力超群，能够读十六七种文字，说十一种自由语言的世界文学和希伯来文学专家。他知道赋予他需要承担的责任是什么，他希望能够追随伯父约瑟夫·克劳斯纳和哥哥大卫的足迹，最终成为守望山上希伯来大学的一位教授。但在当时的耶路撒冷，到处是波兰和俄国移民，以及从希特勒魔爪下逃脱出来的难民，其中不乏著名大学的杰出泰斗，教师和学者的数量比学生还多。更糟糕的是，许多任课老师拥有真正的学位，即从著名的德国大学获得金灿灿的文凭，而不是像阿里耶那样拿的是波兰人/耶路撒冷人的蹩脚文凭。最终阿里耶只能在耶路撒冷的国家图书馆报刊部谋到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小职位。50年代末，阿里耶从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但还是未能在希伯来大学文学系谋得特聘教师的职位。当时在希伯来大学文学系执掌的是阿里耶的亲伯伯约瑟夫·克劳斯纳，约瑟夫担心聘用了自己的侄子，别人会说三道四，而约瑟夫的继任者、诗人西蒙·赫尔金则试图通过根除克劳斯纳的文学遗产、教学方法乃至其风气的方式另起炉灶，当然也不会聘用约瑟夫的侄子。许多年之后，阿摩司曾经这样评价他的父亲：“父亲去世十六年后，我自己成了外聘教授，一两年后成为全职教授，最后被任命为阿格农研究中心主任。在这当中，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大学均向我发出聘我作全职文学教授的慷慨邀请。我，既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也不是移山者，未曾有过做研究的天赋，一看到脚注脑子里就一头雾水。爸爸的一根小指头就比我这样的空头教授专业十几倍”。

阿摩司的母亲范妮娅能够看懂七八种文字，说四五种语言。她自小就有独立思考的习惯，19岁的时候，曾经从布拉格写过一封信给她17岁的妹妹索妮娅，信中写道：“······遗传，以及养育我们的环境，还有我们的社会阶层······这些就像做游戏前随意分给人的纸牌，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自由——世界给予，你只是拿上给予你的东西，没有机会选择。但是，问题是大家都在处理分给他的纸牌，有些人技高一筹打出分给他的一手坏牌，另一些人则截然相反，他们浪费一切，失去一切，即使拿着一手好牌。但是，就连出牌好坏时的自由，也富有讽刺地要依靠个人的运气，依靠耐心、智慧、直觉和冒险。······在没有其他办法之际，或许留给我们的只有自由地随意大笑或悲叹，参加游戏或者弃之而去，是清醒地度过这样的人生，或者麻木不仁地度过这样的人生”。可是，在希伯来大学完成学业之后，在耶路撒冷，在凯里姆亚伯罕，范妮娅除了从事给准备考试的学生上家教课，讲述历史和文学之外，大部分时间面对的是低矮阴暗的厨房和繁杂的日常家务。

按照阿里耶和范妮娅的价值标准，越西方的东西越被视为有文化。虽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贴近他们的俄国人心灵，但德国人——尽管有了希特勒——看来比俄国人和波兰人更文明，法国人比德国人文明，英国人在他们眼中占据了比法国人更高的地位。他们向往的地方，有钟楼，有用古石板铺设的广场，有电车轨道，有桥梁、教堂尖顶、矿泉疗养地、一片片的森林、恺恺白雪和牧场······。但他们已经回不去了，欧洲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片禁止入内的应许之地。在整个犹太人的罗夫诺，没有一个人活下来——除那些来得及移居圣地的人，少数逃到美国的人，以及不知道怎么在屠刀下生还的人。屠杀之后，剩下的都被德国人杀得精光。

他们年轻时经常在唱“那里，在我们祖先居住过的土地上。”当时，范妮娅在罗夫诺，阿里耶在敖德萨和维尔纳，像二十世纪初数十年间东欧数以千计的年轻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那里，在我们祖先居住过的土地上/我们所有希望将实现/那里我们生活我们创造/生活纯粹而自由。”但，“所有的希望”指的是什么？他们在这里寻找的是怎样一种“纯粹而自由”的生活？现实里，在祖先居住过的土地上，没有人需要他们，没有人需要阿里耶的学术成就，于是他只得靠在国家图书馆报刊部做管理员来维持可怜的生计，而范妮娅在地下室的一套住房里，做饭，洗衣服，清洁，烘烤，照看一个病恹恹的孩子，只要有机会，就教点家教课。

阿摩司是他们的独子，他们两人把自己所有失望的负荷都放到了儿子幼小的双肩上。

他们希望儿子没到上学年龄就学会读书写字。阿摩司五岁刚开始读书，他们就急不可待地向他提供既有品位又有养分的读物。妈妈范妮娅向他讲巫师、小精灵、食尸鬼、森林深处魔法小屋的故事，同时也认真地向他讲述犯罪、各种各样的情感、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的人生和痛苦、精神病以及动物的内心世界。父亲向他介绍神秘的太阳系、血液循环、英国人的白皮书、进化、西奥多·赫茨尔及其惊人的人生经历、堂吉诃德的冒险、书写和印刷史、犹太复国主义准则。他们惊异和欣慰于儿子说出的每一句与年龄不相称的话。他们非常严格，只教阿摩司希伯来语。他们不想让儿子懂任何欧洲语言，他们害怕，即使儿子只懂一门欧洲语言，一旦长大成人，欧洲致命的吸引力会诱惑他，使他如中花衣笛手的魔法那样前往欧洲，在那里遭欧洲人杀害。

阿里耶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可以成为耶路撒冷一位富有独创性的学者，是约瑟夫·克劳斯纳教授当之无愧的继承人。而他的儿子，是唯一能够继承这个衣钵的人。

阿摩司在父母自幼的陶冶和启迪下，打下了成为未来作家的基础。但在整个童年时代，对阿摩司具有诱惑力的却是“农舍”、“牧场”、“养鹅女”，是山那边生活在加利利、沙龙平原和山谷的拓荒者，他们英勇无畏，粗犷强健，坦率自律，勤学好问，他们看起来什么都懂，什么都理解。在那里，土地正在开垦，世界正在改革，那里正在建造着一个新型的社会。阿摩司梦想着他们有朝一日把他一起带走，从而也能够铸造成为一个战斗国民。

1952年，在阿摩司仅有12岁的时候，他的母亲范妮娅服下大量安眠药自杀了，死时仅有38岁。

范妮娅的崩溃不是一朝一夕的。在耶路撒冷，她过着孤独的生活，多数时间把自己囚禁在家里。除了她的朋友、也曾在塔勒布特高级中学读过书的莉兰卡等两三位同学外，她在耶路撒冷没有找到任何意义和情趣。她时不时教些家教课，偶尔也会去做讲座或者去参加文学读书会，然而多数时间是呆在家里，默默劳作。她每天读书，忍受着失眠的痛苦。随着时间流逝，失眠越来越严重，直至各式各样的大夫都给她开大剂量的药片和安眠药水。在她去世前两年，在1949年和1950年之交的冬天，她开始经常头疼，也经常感冒，即便病好了，也去不掉偏头痛的毛病。她常常在窗口附近呆坐几个小时，逐渐的，不得不减少了家务。

阿里耶这时也开始到外面寻找精神籍慰。每次以“出去看一些人”的理由征求范妮娅同意时，范妮娅会对他说：“去吧，去吧，到外面玩一会儿吧。”“只是要多加小心，什么人都有，不是所有人都像你那样善良直率。”“我不介意。你愿意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

多年后，阿摩司回忆起母亲时这样写道：“在塔勒布特上完中学的十年或二十年后，我妈妈、莉兰卡、以及其他一些朋友在热浪袭人、贫穷、充满恶毒流言的耶路撒冷经历了一连串的生活打击，这些情感充沛的罗夫诺女学生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难以忍受的日常生活地段，那里有尿布、丈夫、偏头痛、排队、终日忍受卷心菜、洗衣房、煮鱼气味以及尿骚的侵袭，我妈妈开始枯萎。她或许能够咬紧牙关，忍受艰辛、失落、贫穷，或婚姻生活的残酷。但我觉得，她无法忍受庸俗。”

这正如范妮娅的朋友莉兰卡所说：“多年来一直梦想回到这片土地上，现在梦想化作了现实，但生活在此地就像一场噩梦。”

阿摩司当时没有能够理解母亲的痛苦、孤独，以及周围裹挟着她的窒息气氛和离开人世前那些夜晚的可怕绝望。正如范妮娅19岁时从布拉格写给她妹妹的信中所谈到的纸牌人生，“在没有其他办法之际······参加游戏或者弃之而去。”范妮娅最终选择的是弃之而去。

阿里耶在范妮娅去世一年之后再婚，又过一年带着他的新妻子到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阿摩司在妈妈弃世两年后，也来到他自幼憧憬的“应许之地”，胡尔达的基布兹。

阿摩司内心最大的伤痛，是同父母之间缺乏真正的心灵沟通。“在我童年时代，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一次也没有，一个字也没有。没有谈论过你们的过去，也没有谈论你们单恋欧洲而永远得不到回报的耻辱；没有谈论过你们的感情和我的感情、我对世界的感情，没有谈论过性、记忆和痛苦。我们在家里只谈论怎样看待巴尔干战争，或当前耶路撒冷的形势，或莎士比亚和荷马，或马克思和叔本华，或坏了的门把手、洗衣机和毛巾。”

阿摩司和他的父母，是犹太民族的两代人。阿里耶和范妮娅属于怀有强烈欧洲情结的大流散时期的“旧犹太人”，在新一代“希伯来人”的眼中，他们属于“苍白、文弱、怯懦、谦卑，”的人，而那些大屠杀幸存者更被视作没有脊梁、没有骨气的“人类尘埃”。而新“希伯来人”是以色列王子，是希伯来的第三圣殿，他们应该具有顽强的意志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英勇无畏，在战场上则勇敢抗敌，不怕牺牲，他们代表着国家的希望。

阿摩司最终以更改名字的方式告别了他的父亲和耶路撒冷，来到胡尔达，成为当地一个中等学校的寄宿生，完成学业后加入了基布兹。

基布兹在希伯来语中有“团结”“集聚”等含义，由一批来自欧洲的犹太移民最先在巴勒斯坦的加利利湖附近创建，是一种基于公有制的集体农业经济和社会组织。它的核心理念是分享、创造和效率，所有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归集体所有，从住房、食堂到教育、医疗的各种日常服务免费提供。它来去自由，如果认同基布兹的理念，你可以自由加入，如果需要退出，它有没有任何限制，甚至可以在退出时补偿你在基布兹劳动时的付出。

阿摩司·奥兹（改名后的阿摩司·克劳斯纳，“奥兹”在希伯来语意为“力量”）从1954年到1985年一直住在胡尔达。1961年服过兵役后，基布兹胡尔达委员会送他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习两年。阿摩司在胡尔达结婚生子，并创作了多部小说，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阿里耶每年都要从伦敦来胡尔达探望儿子。60年代初阿利耶携带妻子儿女回到耶路撒冷，再次到国家图书馆上班，直到1970年去世。

阿摩司和他的父母都经历了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目睹见证了杀戮和血腥。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巴以分治方案，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建国，阿以之间立即爆发大规模战争。阿拉伯联军攻克的所有犹太人定居点无一例外都被夷为平地，那里的犹太居民遭到杀戮、俘虏，四处逃亡。阿拉伯人在占领地实施比犹太人更为切底的“种族纯化”，在约旦和埃及统治的西岸或加沙地带，那里没有一个犹太人，定居点被消除，犹太会堂和墓地被夷为平地。这场战争最终以犹太新国家的胜利而结束，联合国分治方案提出的“阿拉伯国”土地被以色列、埃及、约旦瓜分。近百万阿拉伯人在战争中逃离在以色列的原来属于他们的家，战争结束后，犹太人也同样不允许这些难民重返他们的家园。

“欧洲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和镇压等手段伤害、羞辱、压迫阿拉伯人，也是同一个欧洲，欺压和迫害犹太人，最终听任甚至帮助德国人将犹太人从欧洲大陆的各个角落连根拔除。但是当阿拉伯人观察我们时，他们看到的不是一群近乎歇斯底里的幸存者，而是欧洲的又一新产物，拥有欧式殖民主义、尖端技术和剥削制度，此次披着犹太复国主义外衣，巧妙地回到中东——再次进行剥削、驱逐和压迫。而我们在观察他们时，看到的也不是休戚与共的受害者，共患难的兄弟，而是制造大屠杀的哥萨克，嗜血成性的反犹主义者，伪装起来的纳粹，仿佛欧洲迫害我们的人在以色列土地上再度出现，头戴阿拉伯头巾，蓄着胡子，可他们依旧是以前屠杀我们的人，只想掐断犹太人的喉咙。

巴勒斯坦问题不属于我们现在讨论的范围。掩卷之余，禁不住为阿摩司·奥兹《爱与黑暗的故事》笔下的犹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叹息。

土地，从来都是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是他们建立家园和繁衍生息的依托。在这里，我以电影《出埃及记》的主题曲《The Exodus Song》的歌词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

     This land is mine. God gave this land to me.

          This brave, this golden land to me.

          And when the morning sun reveals her hills and plains,

           I see a land where children can run free.

           So take my hand and walk this land with me.

           And walk this lovely (golden) land with me.

           Though I am just a man when you are by my side.

           Whit the help of god I know I can be strong.

     To make this land our home if I must fight.

           Ill fight to make this land our own.

           Until I die, this land is mine.

参考书目：

1.徐新 《西方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第二版。

2.（英）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西方哲学史》 耿丽编译 重庆出版社，2016年11月第三版。

3.杜子信、黄琬珺 《从漂泊民族到建国之路——犹太复国主义之形式及

演变》 台湾国际研究季刊第8卷 第 1期 2012年/春季号。

4.（美）雷蒙德·P.谢德（Raymond P. Scheindlin)《犹太人三千年》张鋆良译，宋立宏校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澎湃网）

5.黄民兴《试论作为民族主义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特征》《史学研究》       （开封）1996年02期。

6.张学谦《如何唤醒沉睡中的语言？希伯来语复振的经验》台湾国际研究       季刊第7卷第4期 2011年/冬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