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出版流通第四十八期）

　　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台灣Ａ出版公司與著作權仲介業者Ｂ公司簽定一份中文出版合約，Ｂ公司代理英國Ｃ出版公司，將E.M.GOMBRICH 所著：THE STORY OF ART-15TH ED.(藝術的故事)的全球獨家中文版授權Ａ公司。在合約書第一條第二項明定：「本代理為原著作權及無違反著作出版法令事宜負全責。」Ａ公司經Ｂ公司代理授權後，乃出版該書。自簽約時起迄民國八十三年止，Ａ公司共付Ｂ公司約新台幣(下同)三十萬元左右的版稅。然而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英國Ｃ公司委託律師致函Ｂ公司，要求Ｂ公司提出有經Ｃ公司授權之文件。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六日，Ｃ公司向Ｂ公司提出抗議，並發函要求Ａ公司銷毀所有存書，承認該書為非法侵權。同年二月十一日Ａ公司向Ｃ公司說明已和Ｂ公司簽約，並向Ｂ公司支付版稅。其後ＡＢＣ三方透過傳真及面談洽商和解事宜。八十四年六月一日，Ｂ公司致函Ａ公司：有關「藝術的故事」一書中譯本事宜，Ａ公司確實與Ｂ公司之間訂有授權合約，於此引起之有關版權爭議，Ｂ公司將與Ｃ公司解決。而Ｃ公司堅持Ａ公司收回書籍並銷毀製版，三方談不攏，於是Ｃ公司向台北地檢署提出告訴，告Ａ公司及其發行人、總編輯、Ｂ公司及其董事長、執行副董事長違反著作權法。

　　本件台北地檢署開庭時，Ｃ公司主張「藝術的故事」一書從未授權Ｂ公司代理，Ｂ公司竟將全球獨家中文版授權Ａ公司，而Ａ公司竟未詳察Ｂ公司是否有授權權源，竟與Ｂ公司簽約，顯然ＡＢ兩家公司有犯意連絡，共同侵害Ｃ公司的著作權。

　　Ａ公司則主張：刑法第一條規定：「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足見刑法是處罰「行為人」之「行為」。如果不是實際犯罪的行為人，縱然掛名為著作的發行人，仍然不負責任。本件Ａ公司發行人只是掛名的負責人，一切接洽授權業務，都是由總編輯負責，所以發行人不負責。至於總編輯部分，Ａ公司主張Ａ公司既透過Ｂ公司此一國際版權授權處理之專業經紀代理公司而取得Ｃ就系爭著作中文版之授權，且確實依約履行支付版稅之義務，足見Ａ公司有尊重他人著作權之誠意，出版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書籍絕非Ａ公司所欲為。Ａ公司信任Ｂ公司之授權而出版系爭著作，又誠實依約支付版稅，Ａ公司及其總編輯於本案中實為一無辜之被害人，對於Ｂ公司與Ｃ公司間究有何糾紛毫無所悉，Ａ公司及其總編輯等並無犯罪故意，因此不構成犯罪。

　　Ｂ公司則主張，在民國七十九年授權當時，Ｂ公司確實與Ｃ公司連絡過，Ｃ公司負責人在函中承諾可授權給Ａ公司，只是後來Ｃ公司改組，新的負責人不認帳，未正式簽定書面契約而已。Ｂ公司代Ｃ公司保留版稅，並沒有犯罪意圖。

　　Ｃ公司則主張，Ｃ公司前負責人當時承諾可以授權Ａ公司，是附有條件的，Ｂ公司沒有履行這些條件，承諾不算有效。況且Ｃ公司沒有收到任何版稅，Ｂ公司「保留」Ｃ公司版稅，竟可「保留」三、四年，而說沒有犯罪意圖，誠屬不可思議。

　　本件在第一審中，Ｂ公司對Ａ公司及Ｃ公司作了賠償，由Ｃ公司撤回告訴，而告定案。

　　本案對出版界有幾項啟示：

　　一、未來出版業會邁向國際化的時代，單純仰賴版權仲介公司，並不保証一定安全，最好公司有直接接洽外國權利人的能力，當外國權利人要求找特定仲介公司時，這時回頭找仲介公司會比較安全，比較可以保証仲介公司有代理權。

　　二、簽國際授權合約，最好直接和外國權利人簽，如果只和國內仲介業者簽中文合約，最好要求仲介業者提供國外權利人的授權証明。

　　三、不管是否和外國直接簽約，如果是由仲介業者代收版稅，最好將仲介業者的收款收據，寄一份給國外權利人，並附一張短函，說明簽約履行狀況，這樣會比較保險些。

（轉載自蕭雄淋著，著作權法時論集（一），頁198~200，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