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陳前總統被訴機密外交侵占零用金案，前經臺灣高等法院判決無罪，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察官於本(2)月8日收受判決，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下稱特偵組)研究後認為原判決顯違背法令，經於本月15日擬具上訴意見書函請高檢署依法辦理，該署已於本月17日提起上訴。

上訴意見書認為：刑法上之侵占罪為即成犯，於持有他人之物，易持有為所有之時，犯罪即屬成立，其於事後之不法贓物處分、隱匿等行為，或為不罰之後行為，或為其他刑事處罰規定之評價對象，然均無解於已然構成之侵占犯罪事實。起訴書認被告有侵占美金33萬元外交零用金之事實，業經檢察官提出證人馬永成、林德訓、黃志芳、田弘茂、簡又新、吳子丹、林錦昌等人之證言，及相關支領單據等文書證據為佐證，已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負實質舉證責任，被告涉嫌侵占公款之犯行已然明瞭。至起訴書證據清單另所提列之陳鎮慧匯款予陳致中之匯款明細，僅在附帶說明被告侵占公款後之「贓款可能流向」，檢察官並無起訴被告有為自己洗錢之犯罪事實，則上開吳淑珍匯予陳致中之款項，是否確係來自被告支領之外交機密費、禮品交際費，自非檢察官所應負之舉證責任範圍，是原判決要求檢察官就此事後處分贓物之行為部分亦應負舉證責任，顯有判決不適用證據法則之違法。

檢察官上訴意見書認為:刑事被告固無為不利於己陳述之義務，亦不負舉證責任，但有提出證據及指出有利之證明方法以實施防禦之權利。被告對於構成要件該當性之抗辯，固不負終局之「說服責任」，但被告對於主張之利己事實，較他人知悉何處可取得相關證據者，例如主張犯罪構成事實之不存在，即應由被告負「提出證據責任」，此乃被告應就防禦事項負提出證據責任(刑事訴訟法第96條下段規定)，倘被告所提出證據之證明力達「有合理懷疑」程度，舉證責任即轉換為應由檢察官就抗辯事由不存在負舉證責任，並證明至「無合理懷疑」程度；若被告對其利己事由之抗辯未能舉證，或所舉事證未達「有合理懷疑」程度，即不能成為有效之抗辯，檢察官無證明該抗辯事實不存在之責任，法院就該爭點即難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上訴意見書並援引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39號判決，認為：在被動方面，事實審法院於被告陳明有利於己之事實，固應由其指出證明方法，俾能從事調查，被告不為指出，應命其指出證明方法，使被告有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在主動方面，貫徹當事人對等原則，賦予被告得就其被訴事實，主動向法院指出有利證明方法之權利，以維護被告之訴訟權益。原審對於本案證據雖已調查而其內容尚未明瞭之外交零用金美金33萬元是否如被告所辯，確係用於外交公務，既未命被告指出證明方法，即與未經調查無異，遽行判決，自屬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

另原判決認「外交機密費」、「禮品交際費」含有「特別費」之性質，檢察官認亦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經查，外交部「國際事務活動費」機密預算及「國際會議及交流」科目項下之禮品及交際費，其編列之目的係為繼續鞏固並加強我與邦交國家之友好關係；加強並提升我與無邦交國家間之實質關係；爭取與無邦交國家及新興獨立國家復交或建交；推動參與聯合國及加入WHO政府間國際組織等，而「外交機密費」之預算科目分類定義則為「凡因應外交業務實際需要，必須保守機密之費用屬之」，有外交部提供之「國際事務活動」計畫內容及行政院主計處編製之「用途別預算科目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可稽，此與為各機關、學校之首長、副首長等人員因公務所需，經核定有案之「特別費」預算，其編列目的、科目及定義均不相同，性質自亦全然不同；且審計部針對「特別費」與「機密費」之概念與區分，更於96年6月20日以台審部一字第0960004087號函同為如上之闡明，原判決將兩不相同之「外交機密費」與「特別費」之性質強加比附、涵攝，已非適法。

 檢察官對於原判決理由認起訴書所載陳致中赴美留學與陳鎮慧匯款，「在時間點上相距甚遠、顯不相符」云云，亦提出反駁理由，認被告侵占犯行之起迄時間為89年至95年8、9月間止，而被告之子陳致中卻始自93年間赴美求學迄95年間止，是被告侵占公款之不法所得，若欲充為陳致中求學之用，當亦係在陳致中赴美之後方可能開始提供，從而，起訴書證據清單提列陳鎮慧自93年5月7日至95年1月26日匯往陳致中帳戶之美元匯款明細，用於說明被告侵占後之贓款可能流向，自係合於時間序之通常社會觀念，原判決卻稱「在時間點上相距甚遠、顯不相符」云云，自有違論理法則。

 檢察官綜合以上理由，認為原判決有如違背法令之情形，業已依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375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上訴，將由最高法院續為審理。

資料來源：最高檢察署網站2011/2/18：有關陳前總統被訴機密外交侵占零用金案，本署上訴意見書。http://www.tps.moj.gov.tw/public/Data/121821452183.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