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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3/22 19:39:25瀏覽2143｜回應0｜推薦16 | |
| 科技的進步總是早於社會與法律，而人類的心智與組織總是比資訊科技慢半拍。當鋪天蓋地的監控網路已然成型，我們卻還在斤斤計較於「健保與海關不得連線」、「我不同意臉書使用我的照片」等枝微末節上面。
十九世紀初的英國人第一次看到火車時也是如此：他們害怕這個風馳電掣的怪物會造成人或牲畜的死傷─雖然當時火車的時速只有20英哩。於是他們規定：在火車頭之前，必須有一個人拿著紅旗騎著馬，以警告群眾盡快躲避。 現在那些還在爭論「我們應當停止監控」或「監控是否道德」的人們，就像是二百年前堅持著火車速度必須慢於馬匹的古典派浪漫者。我們應該認清：除非「電磁」這個建構現代文明的物理現象徹底消失，不然人類終究無法逆反資訊怪獸的監控滋蔓。 史諾登就是如此認為。他「抱著這樣的信念孤注一擲：我難以相信任何人，只好相信所有人。」 為什麼「難以相信任何人」？ 因為關於「全民監控」這件事，不用幻想「這種濫權只會發生在專制國家吧」─因為這關乎權力的本質。肉食者總是擔心失去權力，總是嫉妒可能的代替者。大衛‧歐文的《疾病與權力》便說：「(當權者) 猜疑妄想開始時只是適當的政治反應；但經過變形扭曲，便遠遠大過了原有的用意......有猜疑妄想的領導人，無論是在專制國家或民主體制，都把自己視為中心，把一切事物都關連到自己身上。他會容易過度敏感，常常專注於自己而不管他人，還容易嫉妒。」 無論民主專制，村落酋邦，會社帝國，權力的本質是相通的。很少有當權者能自我收斂，體認到以下十八世紀中期，政治思想家愛德蒙‧柏克所說的危機：「……我對我們自己的力量以及企圖心感到不安，我對我們過度讓別人不安感到不安……我們宣稱我們不會濫用這駭人的、從所未聞的力量。但是其他每個國家都會認為我們會濫用。這是不可能避免的，或早或晚，當前的局勢一定會產生出一種組合來對抗我們，結局則是我們的毀滅。」像美國國家安全局這樣的機構，已經是結構性的失職了，已形成了一種意識形態……(體制內的) 反映或糾舉管道只會變成陷阱而已，用來抓捕異端分子和對他們不利的人。 所以「只好相信所有人」就成了唯一的選項。寄希望於民主，寄希望於「所有人」能在了解濫權的危險之後，發揮最後一道安全閥的作用。 所以體制外的制衡力量無比珍貴─自由的媒體，開放的言論場，特別是他這樣的「吹哨者」。史諾登在《永久記錄》中分析這個詞的涵義： …………在歐洲語言當中，同樣的詞通常隨著歷史背景的不同，有著不同的令人擔憂的政治含義。 在20世紀時，法文大多使用dénonciateur (告發者) 這個詞，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詞被用來指稱替德國工作的告發者 (denouncer)、情報「提供者」(informant)，因此改為使用 lanceur d'alerte (發出警報的人) 。德文則一直糾結於其文化中曾出現納粹和斯塔西 (Stasi,國家安全機構) 的歷史，從原本的 Denunziant (告密) 和Informant (情報群組) 進化到不夠令人滿意的 Hinweisgeber (給予來表示的人)，Enthueller (揭發者)、Skandalaufdecker (揭露醜聞的人)，甚至是明顯政治化的 ethische Dissidenten (有道德的異議者)。然而德國人在網路上不常使用這些詞彙，說到網路方面的揭露，他們就直接使用 Whistleblower (吹哨者) 和動詞 leaken (洩露 )。像俄羅斯，他們的語言會採用含有貶義的 snitch (告密) 和 traitor (背叛者)。在這樣的社會中，必須要有強有力的自由媒體，才能使用帶有更多正面意義的詞，或創造出不將揭發形容成背叛，而是形容成光榮義務的全新詞彙。 …………到頭來，每一種語言，包含英文在內，都藉由如何定義揭發這個字，來顯現它們的文化和權力的關係。即使是起源自海上的英文詞彙，看似中立無害，但從認為自己被誣陷的機構的角度來看，這項舉動也會被醜化成不是為了公眾的利益而為。當一個機構譴責洩密，就是在暗指洩密者傷害或破壞了什麼。 ………….我可以說出我的不安，卻不能說出原因。直到死的那一天，我都會記得向我的同事解釋，我們的工作是怎樣違反當初宣誓的誓言的。然而他們毫不在乎地說：「那又能怎麼辦呢？」我討厭這個反詰，充滿無力與挫敗感，卻依然會強迫自己捫心自問：「對啊，我能怎麼辦？」 於是，他說：「當答案不言自明時，我決定成為吹哨者。」 要珍惜那些總是與當道不一致的聲音，特別是尖銳的、不悅耳的哨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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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