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數據，施政還有質化價值論

最近最熱門的政治人物，就是經建會主委管中閔，主計總處再度下修今年全年經濟成長率，從八月下修過的百分之二點三一，再降至百分之一點七四。而經濟成長率（GDP）今年無法保2，立委諸公們群起要求經建會主委管中閔對之前過度樂觀的預測負責，並刪除管中閔年終獎金。管中閔則是不甘示弱說：「我做爺們的，怎麼會在乎這些錢！」「我連下台都敢了，怎會在乎這個，年終獎金全砍掉，一點問題也沒有！」

筆者早上都會開車載女兒上課，途中順便聽聽廣播，蔻蔻早餐主持人周玉蔻數度批判管中閔幾次的發言不當，當然，意思就是希望他知所進退，否則馬政府的聲望又會繼續下跌。

一個學計量預測的學者，怎麼會栽在自己最熟悉的預測數據裡，是有點令人感到納悶，ＧＤＰ的預測模型是哪個環節出了錯？這不是專業領域無政治干預的事項嗎？

行政院主計長石素梅則說，下滑原因主要是出口不好，智慧手機、平板電腦都因為國際競爭力下滑，影響到出口，她點名宏達電全球市占率緊縮很多，再加上台商在中國建立產業供應鏈在地化，以及產能過剩，都造成台灣出口衰退。

王雪紅則跳出來信心喊話，宏達電是國內唯一的手機廠，只要大家支持，未來出口緊縮會恢復起來。

數據治國無誤 也是世界潮流 

有人批評馬政府喜歡用數據看施政，如果去看看過去呂秀蓮當副總統時，她的演講或選舉辯論裡，就有很多數據資料佐證，筆者還曾經記錄這些數據資料，有助於理解施政發展的現況與趨勢。

因此，善用數據具有科學的思維與態度，但預測數據失策，或是掌握不到數據的變化，或是數據影響了決策，甚至數據說謊，反而，讓『數據』治國的負面批評聲四起。

但『數據』真的是可以良性治國的。

民主國家現在不再談選舉權了，要談『知情權』，所有政府施政的透明化數據，必須公開接受監督，2009年1月17日，新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了首份總統備忘案《透明和開放的政府》。四個月後，Data.gov網站發佈，全面開放美國聯邦政府擁有的數據。

台灣好像也有個data.gov.tw，進入網站目前看到的是公開測試版，是研考會設立的公開資訊平台，資料開放的類型以便利及提升民眾生活品質為優先，例如食、醫、住、行、育樂、就業、文化、經濟發展和生活品質等等，目前看到的有77個中央機關與六個地方機關提供的909筆資料，許多人可能不清楚有這樣的官方網站，但卻是民主國家施政透明度與電子化政府必須走的路。

最近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看見台灣』所凸顯的國土復育及各種地理及水文等資料，應該也可以在公開平台裡看到目前及未來的相關資料，監督政府如果懂得用數據的力量，不見得比媒體批判的力量小。

民眾生活裡最感到困擾的，就是道路常常動不動就挖掘，透過公開的即時資料，也可以查詢到道路開挖的路段、時間、聯絡電話等，雖然只是生活上的小事，但就是要有公開的資訊可以查詢。

今年有幾本跟數據有關的書出版，例如大數據（Big Data）中英文版、大數據的力量等，都在論述大數據（巨量資料分析）的重要性，我們如果已經跳脫胡適形容的『差不多先生』，進行精確管理的施政年代，就不能忽略數字代表的意義，但『數字年代』也同時意謂著去中心主義的時代已經來臨，當民眾可以了解政府的精確透明施政的同時，政府的即時回應、變革與官僚體系的科層體系，也必須朝多中心及網狀結構分權，如此，才能讓信息社會與數據政府密切結合。

網路上搜尋發現，google幾位工程師曾經利用它的搜尋數據資料庫，在著名的《自然》科學期刊發表論文，「預測」美國在冬天即將爆發流感，還精準定位到是哪些州發生。

原因很簡單，谷歌每天會接收到超過三十億筆的搜尋，透過數學模型，找到流感搜尋字眼（有流感症狀的人搜尋網路的關鍵字眼），只要與疾管局的實際流感病例加以比較，就可以精準預測流感發生的地點與時間等資料。

還有另一個案例，也很有趣，美國國家天氣服務局設有推特（twitter)、臉書(facebook)等社交媒體，即時傳送訊息，也推出了一種『天氣收音機』的預警産品，如果氣象有預警，收音機會立刻變成鬧鐘，這是善用公開數據，與民眾生活密切結合在一起的案例。

量化思維。質化施政

政府運用數據能做的事，其實很多，但解讀數據時，只取中間值，也就是平均數的概念，卻常被詬病，也會與民眾感受產生落差，例如主計總處公佈的每人每月平均薪資或是失業率等等，或是其他隱含貧富落差的平均數，數字感覺良好，但卻是最高層與最低層平均後的數字，底層的聲音或美好數字背後的不美好，是數據治國必須省思的問題。

所以，量化思維的態度，當然是時代的潮流，但質化施政是一種柔性的治國方法，可以看見民眾真實的聲音，是補強數據治國的不足，現在學術界都在進行量化與質化的相互應証，採多元方法（triangulation)進行研究，而目前台灣的政府部門，還是以數據取信的方式，進行施政作為或外界溝通，所以，以前『冷衙門』的印象，真的應該變成『熱部會』，用更多質化研究後產生的施政小故事，與民眾溝通，久而久之，政府就會愈來愈有感，而不會僅落入數據保衛戰，甚至因數據不夠好，就要面對喊下台的局面。

質化施政也不是模糊不清僅憑直覺與經驗的決策與作為，它還是有方法找到民意所趨，也就是把解讀數據的一半時間，去尋找或研發可以直接讓人感受的文本，在學術或企業研究裡，例如，行銷學大師哈佛大學傑若德。查爾曼教授的隱喻抽取技術（ＺＭＥＴ）就是其中一種找到閱聽人思維的嚴謹方法，在尋找民意共識地圖上，也可能是一種新嘗試的方法。

另外，『方法-目的』理論（means-end theory)從屬性到價值的策略行銷中，1980年雷根總統曾透過幕僚團隊進行人民的『階梯探索』研究，結果他發現『為下一代創造安全的世界』是一種重要的價值，所以，他的競選訴求就是這個捍衛和平社會性價值，『一個總統最重要的就是要捍衛和平，不只是現在的和平，也包括了下一代活在和平的世界中，..........』

這是雷跟總統當年的質化研究，現在美國總統再談和平價值，可能不見得適用，但就是有方法，可以找到民意的取向。

當然，政治與民意不可分，是江院長所學，他應該也懂得這其中的巧妙連結處。

質化的施政，如果沒有透過特別的研究方法，它就會比較依賴『直覺』與『經驗』，而這種方式又會因人而異，因不同的文化認知，產生不一樣的施政主觀態度，許多研究科學的人，常常因直覺引導而找到答案，所以，政治人物相信『直覺』，『將心比心』，也就會找到政治良方。

『看見台灣』ＶＳ『遇上公僕』

『看見台灣』是一部紀錄片，『遇見公僕』也該是一部微電影，裏面的台詞對白，部會首長們就是監製，部會內公僕可以自己創造貼近民意的創意文本，這就是質化的概念，到底該怎麼廉潔？該如何苦民所苦？該如何同理心？該怎麼訴求幸福？該怎麼強化效率與服務？可以全寫進劇本裡，還要能透過音樂節奏或角色演繹出來，最後呈現給所有的人民觀看，最好能吸引人民主動付費入戲院欣賞，並給予掌聲與讚聲。

數據可以預測，民心很難推估，非常規決策會愈來愈多，數據不能解讀的事，也會愈來愈密集，考慮『直覺』與『經驗』等施政質化研究，才能真正化解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