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學期修的其中一門課，是有關於法學方法的理論探討，為求與實務或時事結合，教授採取了較為彈性課程，但作業其實並不輕鬆。以最近一次上課為例，課堂上三小時觀賞了一部電影「Nuremberg」(譯名《軍事大對決》)，影片主要在敘述英美俄法列強於二戰後，決定以軍事法庭審理方式，對納粹德國主要戰犯進行審訊懲罰過程。

觀後，教授給了數份英文版法律文件，雖然號稱內容簡易，但心裡頭還是犯嘀咕，這看得完嗎？況且還得寫成報告？經過研讀之後，有比較安心一點，有些眉目頭緒，應該可以寫成一份報告了，在寫報告之前，先將幾項心得寫在這邊，就當作報告的架構綱要。

第一、自古「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囚)」，中外皆然，二戰戰勝國(同盟國)對於戰敗國(軸心國)主要戰犯的處理，初時意見分歧，惟因美國杜魯門總統力排眾議，決定採用法庭審理方式，乃有軍事法庭之誕生。對此，固然有諸多批評言之成理，然環顧當時國際局勢，如不採此處理模式，勢將由各國以私刑報復手段殃及無辜平民，更可能導致戰端再起。就結果論，此乃一可接受而成功之文明表徵，也催生歐洲軍事法院及國際法庭之設立。

第二、軍事法庭設立之依據，乃美英俄法四國政治協商後，簽署一份《 關於控訴和懲處歐洲軸心國主要戰犯的協定》，以及附件《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在國際強權政治之現實狀況下，軍事法庭之設立固然帶有濃厚應報色彩，但就人權保障精神而言，經過法庭審理而認定是否犯罪，較之各國以其本國刑事法率加處斷，仍然符合文明進程。

第三、就法學方法的運用來說，審理主要戰犯於戰爭期間所為各項行為是否犯罪，得要有法律依據，用以包攝(涵攝)事實及檢證構成要件是否該當、違法及有責。而且這法律必須已經存在，不能以事後制定之法律來處罰事前已發生之行為，否則就會產生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之問題。

第四、審理過程中，以被告戈林為首的22位納粹戰犯主張軍事法庭對其審訊乃非法手段，無非為報復戰爭所帶來人命及財產之損失，戰勝國基於私心私利，戰前以巴黎和約從德國搾取大量利益，戰後又妄圖瓜分德國。並對其被控罪行提出「軍人以服從為天職」、「公務員服從上級命令」，以及德國人天性服從權威領導等語，為其行為正當性之抗辯。

第五、被告於審理期間當庭提出服從上級指令之抗辯，係以德國為防止第三國際共產黨份子之滲透顛覆，及反抗猶太人壟斷經貿利益，於是解散國會，政治權力歸於領袖一身，上級指令一旦下達，就必須徹底遵行，惟其法律基礎。然以一人之意志所為之極權命令，取代主權在民、集思廣益之民主制度，對德國、歐陸乃至全世界之危險性自不待言，況命令如違背人性尊嚴之普世價值及基本精神，例如對於手無寸鐵之猶太種族平民，不視為人類而率予屠殺，其罪行即非以遵守上級指令等語所可輕易掩飾。

歷史沒有如果！但如果有，軸心國戰勝了同盟國，會在巴黎、倫敦或紐約進行大審嗎？恐怕很難。又全世界的猶太種族甚至其他非亞利安種族者的命運恐將萬劫不復，猶如六千五百萬年前的恐龍般消失滅絕。這也是為什麼德國境內對於納粹言論相當戒慎恐懼的原因，不想讓世人想起那段「一人意志凌駕眾人之上」的日子，何況那一人意志，是否屬精神正常狀態，也不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