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23年「新生活運動」，蔣介石將禮義廉恥立為日常生活之準則，並解釋禮為：「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抗戰時期，蔣又再解釋禮為：「嚴嚴整整的紀律」。

以蔣的文化水平，估計是沒有辦法談哲學思維層次的。極可能是文學侍從代筆，但經過他同意的。

我認為兩次都解釋得都很到位，按儒家本來就是強調禮的。論語：【「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儒家又被稱為禮教，而禮就是講規矩及紀律的。這個規矩及紀律，規範了下屬對上的態度。它的另一層隱含的意思就是忠，這才是歷朝歷代所以尊孔的道理之所在。宋朝朱熹的四書集注，被列為學子的國定科考標準本。就是帝王欲藉儒家科考來牢籠知識分子，以之效忠皇室。

總之，忠與禮(講規矩、講紀律)在中國傳統的政治哲學思維上是有密切聯結的。這樣就能了解何以歷朝都獨尊儒家，並以之為科考必考了。目下中國在維穩優先下，重新尊儒尊孔是事有必至，理有必然的。

然而深究儒家(或禮教)，何以到了宋朝，就無法再創新頁呢？其實國定本的"四書集注"一出，就看出儒家已走入死巷。從所謂「嫂溺不可援手」及「貞節牌坊」等吃人禮教的現象跑出來，就可以找到答案了。按大陸有些老舊縣城，現今仍可看到處處豎立的貞節牌坊。

究其實，在漢朝獨尊儒家後，思想即無法開展，在講無可講，且講過頭後，最後就發生了王莽篡漢，並因之產生了東漢光武的講究氣節。到最後，就產生了曹操的只問本事，不問品德的世代。也就是說，儒家有它的極限，有它的陰暗面，只是世人夢昧不察。

所謂陰暗面，並非全部儒學不好，而是不能講過頭。再偉大的思想，只要無限上綱，最後都要僵化的。東漢光武專講氣節，講到最後，就產生了曹操，就是過猶不及的結果。而曹操的無視節操，就產生了六朝的清談，主要就是道德崩解後所產生的虛無。

事實上，儒家的忠孝節義，本來都是不錯的，但在無限上綱後，就產生了後遺。

儒家無論如何，是開不出人權思想的。它的核心精神就是倫理與禮節。禮就是規矩與紀律，請問它如何從中開出天賦人權的思維呢？雖然儒家有天視自我民視的說法，但誰能代表天呢？

能代表天的，就是天子。在孔子時代，就是周天子。孔子的尊王攘夷，尊的就是周天子；若有不尊周天子者，就是亂臣賊子，這樣就很清楚了。這個政治體系，就是道統及法統。道統指義理，而法統則指帝王世系的傳承。法統必須基於道統，也就是得道者昌的意思。

西方的人權思維不同於中國，它主張人人有權，這個權是天賦的。不但用來對抗王權，且用來對付神權(就是教廷)。然而中國從來沒有神權，也沒有一神教。總之，東西雙方的政治思維背景完全不同，為何要盲從洋人呢？ 蓋人權講到頭，就一定發生質變。從目前的極端右翼已經開始盤旋在歐洲政治上方，就可以預判未來如何了。

我對不論東西方政治哲學及政治體制運作的看法是：每一個時期，每一個地方，都會有適應其文化的政治哲學及體制，只要這個體制能為多數人民帶來幸福、機會與希望，因而被多數人民接受，就是最合宜的政治體制，它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現行的西式民主體系，只有在投票的一瞬間，人民是有權的，其餘時間則是政客與財團聯手痛宰的羔羊。就像饅頭與麵包，青菜與蘿蔔，看適不適合當下的社會民情罷了，實在不必固著一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