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晴朗的初春早晨。風還有些冷，走在路上的行人依然穿著大衣。那是沒有任何不同的早晨。看不出分界線的，人生中的一天......直到五個變過裝的男人，用磨尖的傘尖，將裝有奇怪液體的塑膠袋刺破為止......”這是村上春樹在《地下鐵事件》一書中交代的東京地鐵沙林事件發生的背景 —對於 一個普通的市民來說一切全無征兆，如果要找出什麼線索，大概能讓人著手的就是都市繁華圖上那如飛蛾般掠過的非主流的一小撮影子和它們並不嘹亮的叫囂聲。然而人們各司其事，這樣的細節極易被忽視，也沒有理由受到重視。但正是這些看似微弱的社會群體，使東京這個城市的某些運作環節幾乎癱瘓，直接或間接的受害人要化相當大的努力才能擺脫陰影。對於很多目擊者來說，那簡直是人間地獄一樣的情景，一個城市是這樣容易從通常那種平靜從容的運作狀態中滑離，墮入深淵中去，死亡，混亂，痛苦近在咫尺，的確可怖。

 村上的《地下鐵事件》寫成於一九九七年，是一部紀實報導文學，走入了受奧姆真理教毒氣事件侵害的六十二位証人的生活，揭露城市生活脆弱的本質，對於如何復原的種種可能性和以及經歷的一系列困惑娓娓道來。對於村上來說，這是他的新嘗試，抱著對社會的某種責任心，站在受害人的立場，覺得有一些真相應當通過文字這個媒體讓普羅大眾知道，然后人們才可以可以對事件本身有一些正確的了解。他為這本書付出了很多心血，經歷了調查尋找証人，採訪錄音，整理修訂等等各種各樣的困難。作者的文字一如既往，有一種透徹的敏感和非常強烈的感染力，象他追求的那樣，將“每一位被害者的容貌細部都盡可能更明確真實地浮現出來。”

對於城市災難事件我一直報著同情的態度，但是村上的這本書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激起我閱讀的興趣，到后來能靜心將這本書讀完，其中有我本身某種意識形態的轉變。最初，也許是因為東京的沙林事件在時間上逐漸遙遠，地理上也有一段相當的距離，個人情感上也象大多數遠距離的觀眾一樣，將它當作是個別事件，沒有想研究其中更甚遠的意義，最多隻是想，真是不幸，怎麼會這樣，萬幸不是發生在我們周圍，然后就把它當作一件歷史事件沉入記憶深處。但是歷史循序漸進，有時不斷重復類似的錯誤，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紐約世貿大廈受到攻擊，毀於一旦，我親眼目睹了事件始末，然后在后面的日子與許多人一樣企望這個城市不要在重創中倒下去。那的確是嚴重的創傷，無數無辜的人被牽涉其中。那時的第一個反應也是，怎麼會這樣，讓生命這樣輕易煙消雲散完全沒有任何可能成立的理由。縱使人們有堅強的意志要這個城市盡量運作一如往日，城市的局部癱瘓還是無法避免地持續了幾個星期，然后才逐漸地恢復正常。

事件之后，村上在當時也在紐約時報上應邀發表了文章，以調查奧姆真理教襲擊事件的經驗為借鑒，表達了他對恐怖主義活動動機的個人觀點，於是我又想起《地下鐵事件》這本書來，覺得應該可以在書中得到一些啟示，但是某種害怕接觸悲劇性事件再體驗的情緒使我又推遲了閱讀此書的時間，而當時心情上的某種躁動不安也無法讓我心情氣和地走入書中六十二位証人的生活中去看清其中較為本質的東西。后來，大家都開始說，生活繼續，被寫的歷史已無法更改，縱使不能忘記， 努力地創造未來 ，向前看是必要的。城市曾經受創的各種系統也被逐漸修復，理清脈絡。在這樣的時候，我感覺到看這本書仿佛變成了一門必修課，可以在對另一個類似事件的比較中對身邊的事件有一個比較中肯的回顧。

紐約的事件與東京沙林事件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受害人的世界與事件發起人所追求的目的或者精神境界沒有直接的瓜葛和矛盾 ；他們不幸受到牽連，正常的生活環境和秩序被嚴重打亂，包含著某種偶然的成份，因為都是“碰巧”出現在事發地點而已。事前普通市民生活的那種井然，與事后那種生活被強行顛造成的對比往往充滿震撼力，有助於讀者了解類似事件造成的傷害。基於這樣的原因，村上採訪時首先提出的問題，都是關於被訪者的個人背景，諸如出生地，成長的過程，興趣愛好，職業，家庭成員之類。村上可謂下了一翻苦功，因為他明確地說，“我（村上）不想讓每個活生生在那裡的肉身的人，隻成為沒有臉的許多被害者中的一個而敷衍了事。”

村上這種忠於事實本身，著眼於“每個人具體的存在方式”的做法，的確有異於通常的“綜合性的，概念性”的報導，有種直面人生的味道。書的內容非常忠實於採訪錄音，字裡行間經常可以看見極微小的生活細節，幾乎讓人忘記悲劇而會心地笑出來，比如覺得“一個人獨居太寂寞了，實在受不了”的和泉清佳；打高爾夫球時免不了要問旁人“哇，這麼多球杆。真傷腦筋，該用哪一根才好”的園秀樹；明石達夫一家，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全家一起吃飯，一面還談到“象這樣真的就叫做幸福啊”。 他們本來平凡，普通，不過是許許多多“微小而幸福”的個人和家庭中的一員，即使有煩惱，也都無關大局，是個人的瑣碎小事。但是一場飛來橫禍攪亂了他們的生活，都市裡的災難有讓人預想不到的殺傷力，蔓延覆蓋面積往往超出想象。受害者剩下的隻有靜靜忍受后果，等待生理和心理上傷痛的過去。而紐約的事件也留下了幾千個破碎的家庭，留下生者對悲痛的忍耐。

如果要問有沒有理由讓這些本來“微小而幸福”的所謂平民喪失原先的生活軌跡，要忍耐本來有心理准備的巨大苦痛，答案是沒有，這本來就不是他們應當承受的義務，所以很多人在事件之后的第一反應就是迷惑，問，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原因可以追朔到佔社會極少數部分的原教主義者與主流社會發生沖 突，單方面無法妥協，也不願與正常社會嘗試溝通或交流，於是作出非常理可喻的示威行動，以此引起主流社會的注意，不惜以生命做為代價，而這些受害者不幸成了犧牲品。正如村上曾經指出過的那樣，好象一種“人性的缺陷”被“封閉在一個封鎖回路中”，如同被封入了致命魔法的魔瓶，最終被貼上所謂“宗教”的標簽，“並將那封閉的體系”作為“商品，傳播到世間”， 那被封閉的體系中的力量，無法與正常的社會體系妥協，把一起毀滅當成了最后的出口。而這樣的毀滅性的災難到底有沒有被控制的可能性呢。

社會的這些暗流在所謂普通老百姓的日常作息中簡直無跡可尋，很多人會將諸如此類的警覺歸納為國家這個機器或者社會安全系統的責任。而在和平的年代，太平盛世之中，此類的打破壞仿若存在於想象之外，受到致命的忽略。但它象火山一樣在人們毫無防備的時候悄悄地預示，然后突然爆發，而現代社會在分工越來越精細，產業文明高度發展的階段，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就會使得相關部位的運作停頓，所以對於大規模的破壞，雖然有應變能力，但是往往都有一個階段毫無辦法的情況下眼睜睜地看著災難擴大，然后再出現補救的手段。

這也是現代城市的一個弱點，龐大然而脆弱，而都市的居民也不可能受到過類似緊急事件處理的訓練，使突發事件的傷害力在短實踐內極難控制。比如《地下鐵事件》中，就有關於起初的幾個小時，人們如何應對沙林事件的描述。和泉清佳小姐說，“我第一眼看見時，發現竟然沒有一個人在那裡冷靜處理事情。”有馬光男則發出這樣的疑問，“就這樣象在看秀一樣隻當一個旁觀者妥當嗎？”沙林事件中出現的混亂包括，沒有人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情況的嚴峻，救護車的延誤，事發當日不是所有醫院具備搶救治療能力等等。而在紐約的事件當中，雖然人們沒有出現劇烈的恐慌局面，事發之后也都以冷靜的態度步行離開華爾街金融區，但是由於水電供應問題，地鐵的中斷，紐約下城還是局部癱瘓了幾個星期， 這一個城市的氣氛自車如流水馬如龍那樣的繁華熱鬧中驟然冷卻，為哀傷容罩。各種修整工作縱使悄然迅速地進行，但是讓一切出現真正有恢復的跡象是月余后的事。

個人與城市的緊密相連 ，城市一點一滴地積累人們的創造，然后將一個生存的空間貢獻出來，人們可以沉思獨處，也可歌可舞。城市的崩潰會直接導致城市居民生活架框的搖搖欲墜，反過來，一個城市要順利正常地運作，基礎在於個人，所以對災難的控制有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個人的自律和社會共同認可的一些規則。同在一個城市生活的人有時看似互不相干，但是某一些生活的規律其實都是由城市這個機器作保障，所以還是有割不斷的聯系的，城市這個機器的某個零件一旦脫落，個人的生活也就變得零亂不堪了，引發事件也從本來的非主流性問題變成了“壓倒性暴力事件”。如果將我們意義上的正常世界稱作“此岸”，那麼這些深具破壞性的暴力就是來自“彼岸”了。矛盾就來自“彼岸“和“此岸”的無法共容妥協的規則。

看村上的書，看他用筆記敘，一個城市，幾盞燈下，“此岸”的小人物經歷大事件的困惑和痛苦，有的經歷清醒，仿佛對生命有所頓悟，而“彼岸”的肇事者在村上筆下，被形容成想象中，地下鐵的“黑鬼”，或許在什麼時候“黑鬼”會成群結隊從黑暗中紛紛擁出來襲擊我們”－－那是村上的想象，也不是我們希望發生的。一個城市畢竟在一定的秩序中才能正常運作，否則城市也有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