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紫氣東來網友的“回复市长与碧潭留言,再谈“1949”的哲学含义”一文之下,與紫氣東來兄討論中共革命問題,玆錄于下: 兄之大作已然拜讀,頗受教益。文中論中共革命之合理性,論土地革命之必要性,愚弟慼慼有同感。兄弟鬩墻,外禦其侮。同為大陸人,這裡提點意見,希望能是建設性的。
辯論之道,無非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兄之論1949,條分縷析,理非不善也,然情不能動人。細為兄析之。
一,文中所用的理論方法跟中共的教科書一樣,都是經濟基礎、上層建築之類的東西。這套我們當然很熟。但對岸民衆可能不理會這一套。所以,用這套理論跟臺灣人辯論,不是上上之選。另外,中共教科書的主旨之一就是論證中共掌權的合法性。中共作爲勝利者,作爲一個時代的開創者,這樣做,自然合理合法。但歷史教科書的取材常有“為我所用”的嫌疑,臺灣民衆早就厭惡這一套了,恨烏及屋。所以,這樣論證,很難動之以情。
二,文中的論證方式是抽取精要,不及其他,專就當時的核心矛盾立論。這是思辯常用的方法,類似于物理學的理想試驗。這種理想試驗剝離了歷史豐富的一面,可能會顯得不真實。比如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國際合作乃是常態,當今大陸也是打開大門作生意,遇到領土問題,也常說“擱置爭議”,這跟民國政府有何不同?再如土地改革,方式可以有很多種,中共這種強行佔有的方式當然便捷,但真的是最合理的手段嗎?如果只講大勢所趨,只講核心矛盾,而不解釋諸如此類的問題,他人難以信服。
三,革命的合理性、複雜性和破壞性。這跟第二點有關。革命是否合理?抽取精要,我們可以看到它合理的一面。但歷史是充滿各種可能性的。很多臺灣人有疑問,難道只有中共的暴力革命能救中國嗎?要知道一戰至抗日戰爭這一短暫的時期内,國民經濟的運行情況良好(咱們的教科書名之為“短暫的春天”),這説明國民政府是有管理經濟的能力的。而且民國時代,教育的成就卓著,出現了很多的大師。中共執政六十年,才出了幾個大師?基於此,一個自然的想法便是:如果中共不搗亂,國民政府也能把中國建設好。這樣,革命的合理性便消失了。革命的複雜性是指革命者的動機。為中國富強之外呢?沒有自己的私欲麽?當然,仁兄文章已經申明,這一討論與宏旨無關。但這一申明本身的合理性,愚弟還是有所懷疑。擧例子,外蒙分離,國人憤怒,然而當時的中共,居然有高層寫文章支持,證明爲什麽分裂是合理的。如果中共對蘇聯的退讓與國民政府無異,那他替代國民政府又有多少合理性呢?至於破壞性,單看傷亡數字已足以震撼人心。另外,經濟損失等等,注定了暴力革命應該是社會變革的最後一個選項,是萬不得已的選擇,只能證明當時的中國人沒有足夠的智慧處理好這個問題,只能用最笨的方式解決問題。因此,並沒有什麽好誇耀的。再加上暴力革命跟馬克思主義綁定,繼而跟蘇聯模式綁定,以至於建國後,推行了很多割裂文化傳統的政策。這是中共革命帶來的幾乎不可避免的後果。所以這也應當是討論1949内涵的題中之義。
歷史的主體是人。撇開人的欲望、情感而談哲學内涵,很難生動,也就不容易以情動人。情理相依。情,從某個側面說,也就是另一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