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紫氣東來網友的“回复市长与碧潭留言，再谈“1949”的哲学含义”一文下，與紫氣東來兄討論歷史的偶然性。玆錄如下：

      1、您覺得，我的説法没有“充分合理”的论述与证据。我也有同感。但，我必須先講一下我考慮這個問題的方式。也許把這個講明白之後，我的論述會變得合理一些。
      歷史的結局只有一個（中共暴力革命成功），我們討論這個結局的地位（它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的時候，已經無力改變歷史。那我們只能做些假想試驗，假定歷史上的勢力按照我們設想的程序進行，看看會出現什麽樣的結局。如果是同樣的結局，那就只能說是必然；如果可能出現其他的結局，那就不能說是必然的。所以，我希望仁兄看待我回帖中的種種假想時，先不把它們看成是美好的願望，而是把它們當成一些試驗程序。仁兄替愚弟想想，這些試驗程序有無可能性。如果確實不可能了，再把它們看作美好的願望。這也是我對您的”要有基本的客观基础“的回應。
      2、關於官僚資本的命題。這個命題我沒有什麽把握，所以遭到了攻擊。其實我還是本著作試驗的態度，並沒有把話説死。儘管受到攻擊，但目前我並沒有完全放棄這個試驗。官僚資本是個什麽東西，我一直都沒有真正了解。印度獨立前也有官僚資本，可見，有官僚資本不必然導致亡國，有官僚資本也不意味著必定無法民族獨立。說句繞口的話：我對這個命題沒把握，是因爲我還不能真正懂得官僚資本的内涵；同時，我不放棄這個命題，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
      3、關於土地贖買。以中共當時的財力，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沒有二戰，以國民政府的財力，卻有可能做到。當然，繞不開的一個問題就是，國府大概是官僚資本的代言人，肯不肯走這一步。這裡，咱們也許就會有分歧了。按照以前所學的，官僚資本跟封建地主利益一致，一損俱損，必不能完成這一使命。但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哪有不觸動既得利益者的。明治維新，天皇讓出了自己的很多權利。不丹更是搞笑，“备受爱戴的国王由上而下发动了废除自己权力的运动。民主是国王强行送给人民的礼物，人民想不要都不行。”退一步講，官僚資本當然沒有那麽高的覺悟，但在丟失政權的壓力面前，他做出“土地改革”這樣的犧牲，我想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當然，我剛才的設想裏有“沒有二戰”這個前提，二戰後，由於戰爭的消耗，國民政府應該是沒有這個財力了，否則也不會有那麽大規模的劫收和金元券。這下是不是理就全在共產黨一邊了呢？也不是，抗戰結束，滿目瘡痍，最理想的情形是休養生息。沒有外患的壓力，土地改革縱然重要，按理，也不需要這麽急迫地採用強佔的方式。中共採用這種方式，當然是爲了武力對付國民政府。因爲對日作戰後，中共雖然勢力成長，但若只論軍備的話，還是遠遜于國民黨。所以，内戰的責任不能完全推給國民黨。既然内戰爆發了，國府自然不可能搞土地改革了。
      我心中的一大疑問是：抗戰八年，國民治黨太失敗了，以至於一到戰後便瘋狂斂財享樂。他們在抗戰之中如何計劃光復之後的歲月的？又採取過哪些手段保證光復之後，保證黨的戰鬥力？該黨顯然是沒有準備好。爲什麽沒準備好呢？我是不願意用階級成分來作終極解釋的。因爲，丟失政權就意味著喪失一切（他們不可能預知第七艦隊會進駐臺灣海峽），即令官僚資產階級再貪婪，他們也必須為這最後陣地打算。所以，我寧願用人性的弱點（自私、短視），用領導集團的失職作爲答案。人性的弱點是可以克服的，領導集團的失職也是偶然的（可換另一批素質好一點的）。這些都是偶然的，不能保證結局（暴力革命成功）的必然性。
      4、我不反對暴力革命。我認爲中共暴力推翻國民政府功大於過。但我反對把暴力革命看作是實現現代中國自主獨立乃至民族富強的不可避免的一步。是各種機緣，導致了我們最終以這樣的方式收場。這些機緣包括日本侵華（日本雖然覬覦中國，但如果日本軍國勢力沒有掌控日本政局，就未必有全面侵華。最終，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們其實做了一次錯誤的選擇。而且，照我的擔心，如果沒有全面侵華，滿洲國可能就既成事實了。），還包括毛和蔣的個人才智，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