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歲的安妮亞住在瑞士德語區。2020年12月13日，她有個機會和朋友們見面。依照當時的規定，室內不可以有超過5人的聚會。那天的聚會除了安妮亞之外，還有她的男友、維琪、蘇西和她的先生，剛好5個人。
3天後，維琪知會安妮亞，她自己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第二天，安妮亞立刻到藥房快篩，結果是陰性。她安心了些，不料當晚卻開始乾咳。只是因為狀況不嚴重，她也就不在意。再過了兩天，平時不常頭痛的安妮亞卻嚴重頭疼，且疼痛給人的感覺不同於一般。雖然當天是星期日，她仍打電話到邦立醫院掛號。第二天，她接受了核酸檢測，才知道自己確實已被傳染。先前在藥房的快篩結果是錯誤的。
安妮亞的頭痛症狀不久後即消失，也沒發燒，卻失去味覺，嗅覺也受到影響。很快地，她接到有關單位的限時信，要她立即在家自我隔離10天，要有自己的房間，和同住者保持應有的距離……等等，所有必須注意的事項以及必要的聯絡方式，全包括在滿滿5頁的信函裡。此外，她還必須上網填寫接觸史，這是義務！和安妮亞同住的男友知道她確診後立刻自我隔離，卻已太遲。男友的症狀和安妮亞的並不相同，他發燒10天，特別是在夜裡，並大量出汗；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明顯的症狀。
隔離期間，邦政府發出書面隔離證明，讓確診者能夠呈給工作地方的主管。隔離的最後一天會接到邦政府的電話，如果一切妥當，即可解除隔離。令安妮亞不解的是，為什麼一開始只有她受到維琪的感染？除了男友被她傳染之外，為什麼同處一室的蘇西和她先生完全沒事？
事發至今已半年，男友完全恢復正常，安妮亞的嗅覺仍然些微受損。臉書上有個long covid support的團體，成員是得了新冠後卻無法完全康復、更要為後遺症奮戰的人。他們往往為頭痛、肌肉痠痛、失去嗅覺味覺、昏眩、憂鬱、焦慮、注意力不能集中、胸痛、呼吸急促等，雖不致命卻嚴重影響生活品質的症狀所苦。
不同背景下的不同策略
瑞士不普篩。有症狀去檢測時免費，為了上飛機或自己想篩檢則自費。自2021年4月初開始，民眾可以購買篩檢劑在家自行測試，但準確度比不上PCR。專家認為，如果12或15個月前（當時每天確診5千人以上）能夠自我檢測，較有意義，現在不見得需要。
5月底瑞士大幅解封，一週後，也就是6月的第一個週末，每天仍有大約500人確診。瑞士人口約860萬，至今確診人數大約70萬人，最糟時每天可以高達1萬人確診。今年6月初，約22%的人口打完兩劑疫苗，15.5%施打了第一劑。由於接近四分之一人口已接種疫苗，原先搶著要接種的熱絡景況已不復見。
從台灣的角度看，人口比台灣少的瑞士，竟然在每天仍有500人確診的情況下大幅解封，令人匪夷所思！從瑞士的角度看，人口近乎瑞士3倍的台灣，每天只有200、300人確診，竟然需要三級警戒，真是小題大作！
正如人與人之間不能橫向比較那般，國與國之間也不能如此。除了地理環境（瑞士和鄰國無縫接壤，且有許多移工、合法或非法的移民）、社會習慣、民族性格均有差距之外，比較的前提更需要有相似的文化和時空背景，以及相近的思想體系與社會潛能，否則任何比較都不具意義。不論瑞士或台灣，眼前政府部門對疫情的措施都是和自身縱向比較的結果。從1萬降至500的每日案例，當然可以謹慎解封，但不代表可從此高枕無憂。從數月無一例確診變成一日數百案例，怎麼加緊防範都不為過。
檢測發明人對新冠病毒有什麼看法？
德國病毒學家Christian Drosten是找出2003年SARS病毒的關鍵人物，也是第一位研發出COVID-19檢測的人。瑞士的網路雜誌Republik訪談他時，觸及了SARS-CoV-2（引起當今新冠肺炎的病毒名稱，以下簡為SARS-2）起源的議題。
研究冠狀病毒17年的Drosten非常了解改變病毒基因序列的技術。他說，把SARS-1（2003年的SARS病毒）轉變成SARS-2（目前的病毒）的工作複雜而繁瑣，而且沒有必要。若真要做，首先要複製SARS-1（需要2至3年的時間），然後在弗林蛋白酶分裂的切位點（furin cleavage site）上做出改變，也許可以知道病毒是否有更高的傳播性。但是，SARS-2和SARS-1非常不同。Drosten舉例，如果要知道新買的汽車音響是否更好，只需要拿走舊音響即可，不需要新造一部車來測試，而SARS-2正好就是那部新造的車！SARS-1和SARS-2雖都屬於冠狀病毒，卻不可能因在實驗室做研究時「意外」產生，因其變異太過複雜而無法意外。
Republik繼續提問有關群體免疫的議題。Drosten解釋，群體免疫並不是指70%（或多於70%）的人染疫後產生抗體，而讓病毒不再傳播或只能有限傳播。「群體免疫」是來自獸醫學界的概念，例如，豢養在固定區域內的家畜在疫病流行時（例如牛瘟），必須給多少動物注射疫苗，才能阻止疫情傳播。據此，群體免疫並不適用於這次的SARS-2擴散事件，因為人群的移動不受控制。
Drosten認為，原則上，覆蓋全球的大流行病不容易產生。但在這次疫情肆虐的情況下，不注射疫苗者便會受感染，可是遭到感染的人不一定會發病，也或許只是像一般感冒那樣的輕症。大多數身上已有抗體的人，即使感染了也不致於病重；此外，即使病毒變異，人體的T細胞仍能辨識出來。根據Drosten的說法，以原始病毒基因序列發展出來的疫苗，應該能有效遏阻英國、印度、巴西等國的病毒變異體。
Drosten畢竟是病毒學家而非政治人物，他只提到一般冠狀病毒變異的速度和強度比不上流感病毒，但他也許不曾想過，刻意改造過的病毒可能產生的後果。功能增益研究（gain-of-function research）正是透過對蛋白酶的基因改造，以增加病毒的活性、傳染性及趨向性，既可用於研發疫苗，也可用於研發生化武器。由於這類研究的潛在危險性太高，美國已在2014年終止計劃。因著這次疫情而倍受關注的武漢P4病毒所是否繼續功能增益研究，以及美國過敏與傳染性疾病研究所（NIAID,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負責人Anthony Fauci是否間接資助武漢的這項研究，目前正由美國國會聽證調查。
由澳洲打響第一炮後，近日來各國追索病毒起源的議題成了國際焦點，現在就等美國國防情報局（DIA,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對於約3個月前從中國叛逃美國高級別知情者的偵訊結果，也許可以對這膠著了一年半的重大國際事件帶來突破。
對於疫情的發展，Drosten有何看法？他認為，施打疫苗加上直到目前的一貫措施（口罩、洗手、距離），特別是進入溫度較高的夏季，疫情有希望逐漸消退，甚至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