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結束廿天，感覺過了一個世紀，生活回到正軌，像是漣漪之後的平靜湖面，那些紛紛擾擾從來沒發生過。

距離去年八月長假，已經過了大半年，按照預定計畫，我再度拖著我的紅色SAMSONITE，一個人來到機場。

自去年開始，我已太熟悉這種獨自出國的情境，沒有嬉鬧拍照的激烈歡愉，沒有哭泣送行的沈重離情，在偌大的出境大廳和排隊人龍裡，我一身黑衣，像豔麗油畫上一個若有似無的墨點，不起眼卻引人好奇。

我太早到了。航空公司要兩小時前才開櫃，我只好笨重緩慢地踱到樓下的漢堡王打發時間。花了一百五十元，從自助櫃臺得到兩個宛如裹著塑料夾克的雞腿，一包可能剛掉到鹽桶的薯條。我相信這是全台灣品質最差的一家漢堡王，但沒有顧客抱怨，遠行的興奮讓人忽視桌上食物的可悲。

晚班飛機較少，貴賓室跟往常一樣冷清。剩下不到一小時休息時間，我想黏在網路，也想翻閱四月份BAZAAR，最後試圖兩者兼顧，忙得不可開交。我在貴賓室總是無法休息，這或許是某種性格缺陷，我停不下來，忙碌讓我安心。

但機艙內一切都是靜止的。光線不足，空氣不夠，再精力充沛的人也會像冬眠的熊般無精打采。我照例選擇了走道座位，一個幽閉空間裡相對自由的位置。

我小心翼翼地觀察鄰近的旅客，用一種空洞不經意而非探人隱私的掃視。飛往曼谷的台灣客、泰勞很多，靠窗的粗魯男人借過時弄壞了我的耳機，我一語不發但非常惱火，因為我認為重新使用一副耳機極不環保。

特別是在飛往羅馬的第二段航程中，機上恰巧播送了一段地球暖化的紀錄片，我更加耿耿於懷。

我覺得他謀殺了一隻北極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