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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5/16 09:58:55瀏覽1349｜回應4｜推薦18 | |
| 媒體報導：長久中立的瑞典與芬蘭，業已決定加入北約。有人彈冠相慶，我卻有些深深的杞憂。
1940年5月13日，面臨納粹德國侵略的狂潮，在接任首相後的第三天，邱吉爾發表了他著名的「血、淚、汗」的演說： 「你們若問甚麼是我們的政策？我將會回答說：那就是戰爭，我們要使用上帝給予我們的一切力量，在海上、陸上，和空中進行戰爭。我們要打倒這個在人類罪行史中尚無前例的暴政。這就是我們的政策。你們要問甚麼是我們的目標？我可以一言以蔽之地回答：那就是勝利！不惜一切成本的勝利，不顧一切恐怖的勝利！……」 不惜一切代價，不顧一切恐怖，放棄價值信仰，只為打倒現在看來最可怕的大魔王的勝利，這，其實就是後來拖長了無謂的戰爭，要求德、日等軸心國「無條件投降」的張本。 打倒魔王希特勒與東條之後呢？ 蘇聯或是「斯拉夫狂潮」席捲世界，在歐洲，整個東中歐被關進鐵幕；在亞洲，從中國開始，朝鮮半島、中南半島等，造成數千萬人喪生的共產革命，把世界拖入半個世紀的冷戰。 但我們要認清並時時銘記在心的是：在戰爭中，勝利只不過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對於一個真正的政治家而言，戰爭的目的，不是勝利，而是和平。 1947年邱吉爾在他《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的自序中，寫下以下的文字，算是為他八年之前的狂言懺悔： 「不惜一切成本的勝利，已經造就了一個瘋狂的世界……千百萬人的努力與犧牲，換來了正義的勝利，但事實上我們仍然找不到和平與安全。」 而弔詭的是：很多時候，符合「民意」「人民要求」「大多數人贊成」的作法，不是正確的，是短視而有害的。 P.F. Drucker在《工業人的前途》中說： 「在我們這個時代裡，最大的騙局莫過於『人民』的神話，它使無定型的、無社會組織的烏合之眾，變得具有崇高神聖的意義……他們總是願意接受一種無理性的號召，或者像一個武斷的暴君屈服，只要他提出改革的諾言即可……換言之，群眾是很容易受到陰謀家與暴君的利用，後者卻是為了權力而追求權力的。」 而一手造就了德意志統一的大宰相俾斯麥，看得更是洞明。在1871年的普法戰爭大勝利後，他反對報復法國，反對讓法國割讓領土─但在「人民」強烈主張之下他沒有堅持，果然亞爾薩斯與洛林二省變成日後二國世仇的核心爭議。當人民抗議他禮遇被俘的法國拿破崙三世皇帝時，他不無諷刺地說： 「人民的感情，公眾的意見，往往都採取那種路線 (按：強硬衝動的路線)。人民總是會堅決地主張，在國家間的衝突中，征服者應該以法官的身分來審判被征服者，並根據道德律，已對後者治以應得之罪。……這完全是一種不合理的要求。懲罰與報仇都是與政策毫無關係的。政策不應與因果報的觀念混為一談……」 芬蘭、瑞典加入北約，使俄國在地緣上陷入重重包圍。第二大城，俄羅斯「西化」的標竿城市，芬蘭灣口的聖彼得堡，直接暴露在敵對武力的槍口下。 一個徹底被打垮的俄國，只會造成歐亞大陸中部，巨大的權力真空。它會讓共產中國的勢力西擴，會讓中亞的權力均衡混亂，成為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沃土。 一個受辱的俄國，會讓她一億五千萬人民，陷入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人民一樣的「被背叛」的情緒─他們會憤憤不平，會仇視讓「俄羅斯母親」蒙塵的西方，會抵制自由民主的概念，讓「和平」變成只是「到下一次戰爭之前」的休戰，並為下一個普丁般的陰謀家與暴君，鋪平權力之路。 該怎麼樣向人民解釋─特別是向烏克蘭的人民解釋：戰爭的勝利，有時不是福報而是詛咒？ 領導者有時就該像寂寞的先知─我想起南非的曼德拉。在摩根‧費里曼與麥特‧迪蒙主演的《打不倒的勇者》電影裡，有如下這段戲劇性的一幕。 當知道南非國家運動委員會的投票結果─作為「轉型正義」的一部分，政府要更改南非白人熱愛的橄欖球隊「跳羚隊」，其隊名、隊徽、隊服時，曼德拉一個人提出強烈抗議，並要求大會撤回決議。他的政治顧問質疑： 「我強烈反對您這樣做─尤其是您還孤軍奮戰！您的內閣與黨派可能會疏遠您！」 為什麼地位崇高，萬人景仰的曼德拉要做的事，還會四面楚歌？因為「人民」： 「馬迪巴(南非人隊曼德拉的敬稱)，是人民想要這樣做，人民討厭跳羚隊，他們不想讓一個曾被他們喝倒采的球隊代表他們。」 曼德拉不為所動：「是的，我知道。但是在這件事情上，他們錯了。做為他們所選出的領袖，我有責任指出這一點。」 「您在拿您的政治生命冒險！您在用您以後的政治前途冒險！」 「哪天如果我不再這麼做了，那就表示從那一天起我不適合再領導人民了！」 最後，他對著代表們誠摯地說：「你們選了我當你們的領袖，現在，讓我領導你們吧。」 人民有時是錯的─特別是那些偏狹的種族主義民粹的聲音。而領導者的使命，不是迎合而是戰鬥；不是隨波逐流而是逆流奮鬥。 我期待看到所謂「領袖」的風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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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國際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