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綜合大樓這面壁記前，很難不聯想起章孝慈故校長。建物的壁記通常都用來說明籌建的經過和用途等，多由機構的領導人物落款，在學校通常就是董事長和校長，東吳兩個校園中的建築物壁記每多如此，也只有綜合大樓這一面用籌建委員會名義，而非章故校長落款。當年正在解嚴前後，社會力釋放，學生們很熱中反權威等政治性高的活動，章故校長在這樣的壓力氛圍下，沒有循慣例為大樓壁記落款。在台灣凡政治性高的物件，每每不以歷史的角度看待，而是陷於政治的爭鬥中。大學校園本來不應該有政治的聯想，奈何章故校長有著蔣姓血緣的身份，恐也難逃尋釁，這樣落款也好，落得清淨。

章故校長當教務長和校長期間，我只是個年輕的教師，相處的機會不多。記得曾陪同訪問其他私立大學，瞭解他校的經營，同時參與當時發展制度的規劃。當年「教授治校」風潮正起，配合解嚴和民主的選舉，我和當時年輕教師一樣，都認為教授該參與學校的治理，建議在最高決策的校務會議底下設立多個校務會議代表所組成的委員會，研議學校內各項發展事務。我當時同時建議在校長底下設置常規的幕僚組織，聚集全校的意志，協助校長擘劃各項發展計畫，可惜章故校長並未採納，把這些業務直接放在校務會議底下的委員會中。這些委員會都是由各單位選舉的代表組成，成員經常性更換，成員也不見得能夠掌握校內外動脈。現在回頭看，確實如此，太看重這些普選產生的委員會組織，就如同立法院委員會負責行政院的業務一樣，當年對校園「民主」有著太浪漫的憧憬了。

章故校長布達時公開的談話中，我清楚記得的兩項內容是：1.辦一所「中國人的大學」，2.推動教師考核。我不看好，但期待，大學的經營就應該富有理想。以當時校園民主治理的方式，要由教師組成的委員會制訂「考核」自己的辦法，要給自己鋪出顛跛難行的道路、影響到自己的就業權利，那真有點違反「人性」，教授亦常人也。辦一所「中國人的大學」，以當時的社會氛圍，絲毫沒有扞格。在蘇州的東吳大學，原是美國教會所創辦的博雅教育大學，典雅的蘇州原校園就跟美國有歷史的學院相似，淪陷後大陸就拆解了這所教會大學。「轉進」來台的東吳校友，群策群力，在台北復辦，教會雖有支持，但是基本都由大陸來台的校友們為主，現在看到校園中佈滿青苔的擋土牆，都是當時用人手將鵝卵石一塊一塊地砌起來的，如軌道鐘、惜字爐等殘存的景物都說明當時興學的艱苦，有如武訓興學的故事。當時的主事者，莫不是擔心文化花果飄零，堅持為往聖繼絕學之心，以校為家，這不都契合原有的中國文化傳承。看東吳的校訓「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不因為時局的艱難，而有損堂堂氣魄！

章故校長所稱「中國人的大學」，當然是指文化層面的「中國」，和現實的政治無關，當年無需辯證。台灣的大學校院的校名，如：「中國文化大學」、「中國科技大學」、「華夏科技大學」、「中華科技大學」、「銘傳大學」、「逢甲大學」、「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中華大學」、「東華大學」、「南華大學」、「中正大學」不都和中國/中國文化相關，其他如清華、交大、中央、中山、政治、暨南等大學，也都有著大陸的淵源。不過，現在的大學校長們，恐怕會明哲保身，不會做如此坦率的明示，說到辦學宗旨，也難有這樣的文化傳承目標了。

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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