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清楚香港七一遊行的背後實質，為何香港只有在七一這一天舉行大規模遊行活動，若香港真的和大陸離心離德，對中共政權厭惡至極，那類似這樣的遊行應該是很常見的，而且是不斷的。而偏偏每年都選在七一這一天，那只能說明這些都是蓄意安排的。因為對港人來說七一這一天是最特殊敏感和重要的一天。這一天非比尋常，所以只有在這一天「演戲」才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是誰要「演戲」呢？自然是香港政治的兩大派系「北京派」和「泛民主派」。

「北京派」在這一天要演的是國家認同，慶祝回歸。「泛民主派」演的是「訴求民主，爭取政權」的戲碼。所以每到七一香港總顯的格外熱鬧，同一條大街之上，兩派不同的人馬舉行著截然不同的活動，一邊是羅鍋喧天，紅旗飄揚，歌唱社會主義祖國好，歌唱「一國兩制」好。一邊則是旗海牌雲，聲嘶力竭的吼叫著「還政於民，共產黨下臺」等口號。

兩派每到七一這一天都會極力演出，而人數上也總有落差。那麼決定人數落差的基礎是什麼呢？對於香港這樣一個特殊的地區來說，經濟就是它的命脈，所以決定七一大遊行的就是經濟。

以2003年及2004年兩次大遊行為例(人數分別超過46萬及19萬)，各項政經指標都顯示當時的董建華政府已經到了神憎鬼厭、政治破產的邊緣：董特首當時的民望直插穀底、港人對他的反對率遠超於支持率，市民對政府的不滿度及不信任度也持續高企，民眾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現狀的不滿度更創下歷史新高。在民怨沸騰的情況下，2003年及2004年兩次七一大遊行都聲勢浩大，直接為董建華的政治生命劃上句號，又豈是偶然？

2005年後，由於「董落曾上」的政治效應及經濟環境的好轉，民眾與特區政府的關係大為緩和。曾蔭權的民望持續高企、市民對政府的滿意度及信任度亦維持於高水準，加上港人大抵滿意當時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現狀，令過去4年七一遊行的人數都大為減少。

到了2009年，由於金融海嘯的衝擊對香港經濟造成嚴重衝擊，加之兩岸「三通」後，之前作為兩岸中轉站的香港地位日趨邊緣化，原本通過兩岸中轉的利潤隨著兩岸之間緊密的金貿合作和衰落。加上今年恰逢「六四」二十周年，「泛民主派」借著六四的余溫在七一繼續大搞一場也是必然，相對與2003年和2004年幾十萬人的大遊行，今年的人數也不算多，可見在金融海嘯後，大陸對香港經濟的補益依然發揮著效果，也說明曾蔭權特首目前的聲望和執政能力還沒有降落到當年董建華的水準，在剩下的三年任期內，曾蔭權依然有機會。

香港人不同與大陸人和臺灣人，這一點我深有感受。除了極少數意識形態份子外，香港人並沒有特別強的意識形態，這也是香港並不太喜歡臺灣的「民主政治」。在香港人看來錢就是一切，有錢賺有錢花生活的美滿便是最好，所以當2005到2007年，香港與大陸的貿易額持續擴大，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日漸穩固，在那段事件內發生在香港內的遊行示威的活動規模都很小，參與的也是那些極少數的意識形態份子，很多港人並沒有參加。

決定香港生態的是經濟，所以當經濟不好的時候，港人會走上街頭。因為香港是多元化的社會，並不要因為香港回歸中國就把香港看成和大陸一樣，發生在香港的事情就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如今我們已經很習以為常的看待臺灣島內的每一次遊行示威抗議，我們不會為之所動，臺灣人自己也習慣了，至於對遊行示威的批判與褒獎也是言論自由的範圍內。那麼為什麼就一定要另眼相看香港和大陸呢？

今天所發生的這些事情正說明香港是個多元化社會，也證明了當初北京政府的「一國兩制」政策並沒有食言。香港人應該感謝北京政府給了他們如此大的權力，在港督時期又怎能允許這樣的活動，是香港人被英國人殖民慣了嗎？如果我們能心平氣和冷眼旁觀的看待臺灣島內的一切活動，那麼也請用同樣的標準來看待香港，不要無風不起浪說的危言聳聽。

2003年的50萬人上街頭被許多境外媒體報導的有聲有色，說什麼「香港人覺醒了，香港要革命了，回歸中國的弊端終於暴露」了等等。可事實上呢，距離2003年已經六年時間了，香港的主權依然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港人的權力不減反增。而港人對「中國人」的認同感也歷年創新高。這難道不能說明一些問題嗎？

所有「真正」的遊行訴求都是理性的，目的是也是合理的正常的，是「民主訴求」還是「蓄意反共」人人心中一把尺，知道遊行隊伍中那些是人那些是鬼。有人對遊行隊伍中打出「青天白日旗」歡呼雀躍。可千萬別忘記「愛國同心會」和「中華統一促進黨」在臺灣高舉五星旗的時候，所以這一切都在社會多元的民主現象內，這說明香港在社會形態上和臺灣是一樣的。

臺灣517大遊行結束後，網上批判的要比讚揚的多，這是為何？民進黨的訴求算不算民主範圍內，自然算。可為什麼還有怎麼網友對其進行批判呢？是因為更多的人看出這場遊行示威抗議活動不過是一場「民粹暴力」是一場「民主獨裁」，所以才會不齒。

香港的如何，不敢妄言。不過相比之下香港人的素質還行，不管多大規模的遊行抗議都不太會鬧出事情來，都能很理性平靜的收場。

七一遊行的主要訴求從一開始的「經濟改革」再到「還政於民」，凸顯了香港在回歸中國後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對於政治民主的需要，這也是教科書上說的，不意外，可問題是在合理正常的民主訴求中卻摻雜了許多不同聲音。

一直以來，中央都擔心回歸後香港會失控、甚至成為西方的「反華根據地」。整個特區的政制設計及政治佈局，都處處反映北京「嚴防民主派坐大、力求穩住政權」的防衛心態：堅持「行政主導」體制，將管治權力集中于行政機關，好能透過特首這位政治代理人，間接掌控香港大局；利用《基本法》第74條及「分組點票」的緊箍咒，限制立法會權力，避免民主派透過議會衝擊政府施政；實行「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及廢除兩個巿政局，以壓縮民主派的生存空間。

香港的政局發展至今，對北京、特區政府、民主派及香港人來說，都變成了「眾人皆輸」的局面：中央與民主派嚴重對立，政改就難以達成共識，香港的管治也無法好轉，長期的政治內耗更加令社會發展停滯不前，最終只會令香港這顆「東方之珠」日漸褪色。

89年的六四事件，令香港的民主運動走上「民主抗共」的道路，導致了民主派與中央決裂，也加深了北京的防衛心態，決意組建以左派及工商界為核心的統一戰線，以抗衡民主派勢力。但時移勢易，港人對中央的信任大增，北京也逐步掌控了香港的經濟命脈，就連主流民主派亦默默地接受了在中央的框架下爭取普選。在這樣形勢下，北京是否還要擔心香港失控？是否還要堅持排斥民主派的高壓政策？是否還要以統戰鬥爭的思維處理香港問題？要突破當前困局，關鍵就在於北京會否調整其防衛心態，與主流民主派實現和解，積極回應及疏導港人的民主訴求，否則反建制力量只會越演越烈。

所以要改變問題的方法是三方都要改變，北京應該清醒的認識到香港無論怎麼飛也飛不出如來佛的五指山，所以不應該去刻意打壓孫猴，讓香港自身發展反到能成為日後北京政改的試驗田，而港政府則也應該放下「公務員治港」的殖民思維，回到香港的「府會共治」的憲制倫理。遵循《基本法》中「立法制衡」的重要精神。而對於「泛民主派」來說一定要撇清自身與「法輪功，民運」等「反共勢力」的關係。否則為了遊行效果而和這些人搭上關係，那只能加深自我與北京的矛盾。對於北京來說他們只看的到「反共」而看不到「訴求」。「泛民主派」應該捫心自問，自己的訴求到底是為港人造福追求港人利益，還是要「反共港獨」。如果是後者我無話可說，那就等駐港部隊的武力鎮壓，如果是前者那就必須厘清自己的隊伍。就好像民進党如果只是單一追求遊行效果而不厘清隊伍中的激進份子，最終只能禍害自身成為眾矢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