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陸雇員殺老闆的事情經常發生，2005年9月甘肅省一農家子弟-王斌餘因無法忍受包工頭及其手下管理人員的淩辱，決定離開他幹活的工地，在討要自己的工資時，又被打罵，於是，一怒之下，殺死了四人，重傷一人。被寧夏石嘴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死刑。

2006年寬甸滿族自治縣一家廢品回收站工作的徐岩辭為了討要1000多元的工資不成而將老闆顧士民殺害。

2007年4月長春市南關區幸福一家高速公路幹工程的郭長財因為向包工頭討要薪水未果，半夜用斧子將包工頭及一名無辜工友殺害，後將屍體拖至野外火化，犯案後一星期被警方抓獲。

類似這樣的事情在大陸還有很多，只是今天被殺害的是台商所以才會引起怎麼大的反響與轟動，然而在這一件又一件的血案發生後在譴責兇手的同時我們難道不應該反省一下發生血案更深層的原因，這讓我想起了去年在大陸十分轟動的楊佳殺警案，一個徒手殺害六名員警，然而事後卻發生了社會激烈討論，居然有人高聲讚揚楊佳的行為，認為他是「英雄」。之所以在社會有如此大落差的回應有人說這突顯了大陸警民關係的高度緊張，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有員警被殺時，一部分人覺得這是出了口「鳥氣」。因為在大陸有一些員警經常欺壓良善利用職權作威作福，警民矛盾十分突出。如果說楊佳殺警案是突顯警民矛盾的話，那麼雇員殺雇主案那突顯的便是勞資矛盾。這種矛盾在大陸更加突出，不論是國營還是私營的，也不論開廠的是大陸人，臺灣人還是外國人。

在共產主義興起的那個年代，他們的首要敵人便是掌握大部分生產資料但自己卻不生產的資本家，所以在那個年代對付資本家是天經地義的，資本家死是死不足惜。這樣的風氣幾乎席捲全球，在世界各個地方任何一個國家勞動者一旦受到壓迫起來反抗就是正確的，反之那些壓迫勞動者的人就是萬惡的資本家。這些人就是死也沒什麼。這樣的風氣在社會主義中國經歷了很長時間導致了今天中國大陸普遍民眾的一種認知，既作為勞動者應該享受到應有的權益，他們可以反抗雇主，對於稍微接受過教育的他們會理性對待，而對於那些未接受過教化的農民工而言，感性和衝動的行為就會隨之發生。加上中國人講究豪氣沖雲天，殺出個清平盛世，認為暴力是解決問題的最快方法。

在歐洲這樣的事情幾乎不可能發生，一方面是因為歐洲人普遍接受過基礎教育和教化，知道為人的道理。另一方面歐洲國家有完善的法律體制，政府能夠保障雇傭雙方的共同利益，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雇主會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來幫助雇員，以達到理想的解決方法，一旦出現分歧後，他們可以利用協調，法律等手段來解決並且堅決遵守，絕對不會上升到暴力層面。事實上能夠達到這樣良好的勞資局面很重要的是雇傭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作為員工努力工作即可得到應有的保障，在保障方面作為企業是不會有任何苛責的。雙方即便有矛盾有是額外問題，基礎面雙方都不會去碰。

而在中國恰恰相反，作為企業為了謀求最大利益一定要損害到員工的利益，這已經成了潛規則。2005年發生在大陸蘇州的「華碩事件」就很能說明問題。作為企業應該十分清楚員工們的想法，所謂「君愛民，民擁君」。大陸的許多勞動力其實頭腦都很簡單，只要正常的薪資能夠得到他們便可滿足很少會像歐洲那些工人漫天的要求加薪，不給就罷工，上街頭。相比之下大陸的勞動力反而是最安分的，他們不會鬧，不會吵，更不會有突發其想。對他們來說一天辛苦工作按月結算工資便是所有，作為企業只要能夠滿足他們這一點要求便就萬事大吉。

然而人就是如此，喜歡把內向當成軟弱，把順受當成可欺。如此就大錯特錯，表面看上去平靜的往往其爆發起來的後果不敢想像。我查閱了大量的資料發現所有犯案的人多數都是沒有接受過教育的農民工，且生活條件都十分艱苦。而他們之所以殺人的原因也很簡單，因為自己沒的活，所以也不讓老闆活，否則自己死了，老闆卻還在那裏享福不心甘。

劉漢黃也是出生貧農的公民工，對於一個壯年來說斷了一支手意味著他無法在繼續做工，沒有一個單位會要他，而他家裏還有一家人要養，弟弟還要上學。9萬塊恐怕對他自己日後治療也不夠，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如何能不萬念俱灰，又如何不產生衝動報復的行為。當然這裏我並非鼓勵這種行為，但客觀上說這他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對於像劉漢黃這樣的人來說這就是他的最高智慧。

事情一經爆發引發了大陸線民的極大反彈，但我卻發現叫好的大於譴責的，這說明什麼呢？如果說楊佳殺警有人稱讚為「英雄」是警民矛盾的突顯，那麼當有人把劉漢黃稱為「英雄」的時候這說明在大陸這樣緊張的勞資關係是普遍存在。這也使得人民在對待此事件上會有如此大的反差。

為了生存，為了改變自身困境，眾多的農民撇家舍業背井離鄉，到外地去尋求立足之地。他們出最多的力，幹最髒最累最差的工作卻拿最少的工資；艱苦的打工日子裏，他們不僅要承受雇主們的頤指氣使，還要忍辱負重，承受來自社會上的各種歧視。能夠拿到用自己的汗水賺來的薪金是他們的唯一願望，可現實情況卻是他們的這一正當願望難以順利實現。

匹夫之怒，血流五步。這讓我想到王斌餘案，當法院宣判他死刑時，他在法院上留下最後一句話「領導到下面來，只看表面大樓好著呢，我們在牆上施工，一不小心就摔死了，你知道修大樓多少民工死了？我知道有保護我們農民工的政策，但下面人不執行，我們的權利還是得不到保障。我的願望很簡單，讓我父親、爺爺、奶奶過得好一點，他們苦了一輩子。我希望周圍人都要有一顆善良的心，不要瞧不起我們農民工。我希望人和人之間都很友好，都能夠互幫互助。」

所以我們在譴責犯罪的同時更應該認清楚事情背後的責任，他是整個社會的而不是一個人兩個人。是你我共同的責任。「一夫向隅而責躬，萬方有犯而罪已。」《唐律疏議》中的這樣一句話告訴我們，作為一個公民、一個食「皇糧」者、一個有良心的人、社會的一分子，這個社會中的任何不公正，我們都有著一份責任。我們在看到他人犯罪後，不能僅有除之而後快的快感，而要反思他們為何會犯罪，我們該如何盡自己的微薄之力來防止這樣的犯罪發生。

「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農民工因勞資糾紛而殺人，預防這樣刑事犯罪的關鍵之道，在於社會政策的公平與正義，在於政府機關履行保護弱者的責任，在於雇主企業嚴格遵守保障雇員的合法權利，使得每個人能夠有尊嚴地生活在這世界，不至於因為歧視與不公正而鋌而走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