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亂法，墨家犯禁。所以在中國古代人的思維中「法和禁」是同一個意思，法可以單純解讀為法律，禁則可以解釋為帝王頒發的禁令。兩者都可以合併解讀成規定國家的各種法令，在當代社會就是我們生活中的各項法律。俠以武犯禁的本意便是俠士憑藉自身的武力和才智作出違反國家法律的事情，這和一般的偷雞摸狗的違法犯罪不同，俠的違法屬於「高智商犯罪」。而且韓非子認為俠以武犯禁是有意的。是罔顧國家律法的突出行為，理論上是不能接受的。

魯迅說:「孔子之徒為儒，墨子之徒為俠。」墨家作為俠的代表是合理的。墨家的核心思想是以犧牲自我而拯救天下的大博愛精神。所以墨家也是「犯禁」最常見的一批人，而且為了犯禁可以無所不用其極，乃至犧牲生命都是可以的。然而「犯禁」一詞除了違反律法和禁令外，還有另外一層意思那就是「禁忌」。便是人們道德、倫理方面根深蒂固的不可觸犯的「天條」。而俠士瀟灑自如，律法要犯得，那麼這些「天條」自然也犯得。正是因為如此，中國古代的歷朝統治者在對待俠士的態度上兩極端化，對願意歸順自己的重金恩寵，而對於那些不順從自己的想盡辦法剿滅。

古代的俠犯禁靠的是暴力手段，到了文明社會打打殺殺的已經不可能。所有的「犯禁」只能通過「非暴力」。從近代社會開始中國接受西方啟蒙思想的影響下誕生了怎麼一批人，這批人擁有十分淵博的學識和不同平民的思維，總是能突發奇想。用帶有很強哲學性和理論性的文章來教化大眾，這種知識份子也擁有「俠」的精神。也宣導「以武犯禁」。早年民國時期受到西方共產主義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知識份子「以武犯禁」的手法十分激烈。他們認為當時的法律是壓迫大眾的，執政者是暴君，應該被推翻。所有頒發的律法和條令統統不接受，不作統治階級的爪牙和奴才。而到了「新自由主義時代」這樣的思想在中國知識份子中就更加強。一些知識份子通過寫文章和演講的方式，使用語言文字來宣導他們的「以武犯禁」思想，力圖通過這樣的方法來推翻不好的政府。

到了1949年隨著中國政權的更迭，國家重新歸於集權的時候，「以武犯禁」的知識份子在短暫的時期內消沉了。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當更新更完善的西方思潮的衝擊下，「以武犯禁」的知識份子又重新在中國的土地上孕育而生。

中國是一個主張集權的國家，主張政令的統一，「天無二日」，權力只有一個中心，當然不能容許俠客形成威權，形成另立于王權的重要力量。任由俠客行事，勢必對皇權王道形成侵犯。果如李白所說，「府縣盡為門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禮制秩序、封建等級觀念一概打破，對就是對，錯就是錯，帝王將相與販夫走卒一樣，都是普通的生命，一命抵一命，這樣平等的追求不是對既有秩序的挑戰嗎？所以，中國歷代帝王只要政權穩定了，就會騰出手來打擊削弱江湖勢力，這在武俠小說中多有體現。

所以無論是古代俠還是當代俠，如果要冒天下之大不諱，膽敢以身試法結果都很悲慘。但仔細分析俠的意涵不難發現，俠犯禁的目的是什麼？是為了犯禁而犯禁還是其他什麼？俠要犯禁為的是打破律法對人性的束縛，這和湯瑪斯傑佛遜所提出的觀點十分類似，可見中國才是「無政府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鼻祖。假如俠打破了現有的體制和所謂綁縛人性的律法之後呢？這是個十分有趣的問題，歷代俠也從未考慮過這個問題。當年劉伯溫助朱元璋推翻元朝統治也算的上是犯禁「犯上作亂」。可等到朱元璋做了皇帝，劉伯溫也感歎不還是老樣子嗎？於是乎又要有俠出來推翻朱元璋，來犯朱元璋的禁。

從犯禁者到被犯禁者。這是俠尤其是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這種俠精神所必須考慮的一個問題。對於現狀的不滿而謀求推翻之後該怎麼辦？再破除了那些律法禁令後社會的管制又怎麼辦？如果俠認為律法是不好的，是要被推翻的。那麼在沒有律法管制的社會，一切社會所造成的混亂由誰負責。人是群體生物，任何群體勢必要聯合組建起來。就好像家庭必須要有個家長，公司必須要有個董事會，國家必須要有一個管理機構。當不遵守這個管理機構所制定的條例而且要推翻這個機構的俠出現後，會有什麼結果，無非兩種，一是推翻現有的俠自己成為新的機構，二是俠「功成身退」然後由其他人來重新組建。但無論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舊的被推翻，新的再誕生然後新的還是要被新的俠給推翻。因為俠永遠要「犯禁」。不「犯禁」的俠就會被說成走狗，奴才，御用打手。六四風波平息後臺灣著名學者龔忠武也提出過類似的觀點，即當時如果學生們的目的達到了之後怎麼辦？犯禁者是否有能力接管這麼偌大的中國？如何控制軍隊？如何控制十多億人民？如何保障國家的利益不被國外佔便宜？如何維繫整個社會的整體運作？顯然，俠只考慮到了犯禁的本身，對犯禁所帶來的後果大多置若罔聞。

如果說俠犯禁的第一層意思還有點道理，畢竟有時有些律法的確是不好的。那麼「犯禁」的第二層意思又該如何理解。這我們可以從兩部電影中解讀出。中國歷朝歷代怎麼多俠，包括今天的那些知識份子俠們，都十分反對統治階級，所以和統治階級做對也是俠所必須兼備的一門功課。而這其中最著名的「俠老大」當屬荊軻。荊軻是一個刺客。而在《史記》中對俠的介紹也是在《刺客列傳》中，所以在中國人看來，俠其實有很強的「刺客性」。刺客，平時隱於人間從不被人發現，在背地裏和不被人所知的地點和時間作出石破天驚的事情。這也就是俠，你平日裏無法知道和理解他內心想些什麼？但是在他的心裏一顆「犯禁」的種子早已種下並且生長，待到時機成熟時便要犯禁。

荊軻刺秦王的故事婦孺皆知。最初人們對這個故事的理解認為荊軻敢於刺殺暴虐的秦始皇是為天下蒼生計，是十分偉大的事情。荊軻是一擁有大無畏精神，以犧牲個人來換取天下平安的偉人，但刺殺失敗是運氣不好。但近些年來許多學者都提出了反對觀點，並且這種觀點慢慢的在群眾中得到認可。即荊軻當時是真的刺殺失敗還是有意不殺秦王。這個觀點在張藝謀的《英雄》中得到了很好的解釋，《英雄》裏，無名和殘劍都是要刺殺秦皇的人，可他們都在最後要得手的時候放棄了。為什麼？大家心知肚明。此為天下而秦皇不可殺。

不錯，秦始皇暴虐成性，殺伐屠戮。在秦始皇統一六國的過程中不知有多少人死了。真是「一帝成名萬萬骨枯」。然而刺客的使命是要刺殺掉這個「大魔頭」為了拯救天下蒼生。但為何刺客要在最後時機放棄。因為不殺秦皇才是為天下，殺了秦皇反到是害天下。秦始皇之前春秋500年時間內整個中國處在諸侯交戰的的混亂。那時又有多少人因戰禍死去。到了七國征戰還是依舊。而秦始皇正是結束戰亂統一天下的偉人，只有有能力的人統一了天下，那麼無盡的征戰才能停歇。假如當初刺秦成功又如何？只能保證一時的和平。待到這一輩人都死去後，新的秦始皇還是要誕生，殺戮還是要重開。待到那時又要有俠去刺X。然後再和平，再戰亂，再刺X。

所以俠的犯禁往往是出於對現實社會的一種不安分，俠是最難不住寂寞。他們和道儒法不同。在《墨攻》中對這一點也有十分詳盡的展示。革離是墨家的代表也是俠的代表。他一個人獨自來到梁城來幫助梁城抵擋趙軍。憑藉高超的指揮藝術打退了十幾倍於自己的敵人。然而最後的結局卻是如此可悲。革離身上和無名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天下」和「自我」的選擇。顯然無名要比革離領悟的更深，今天即便革離一時抵擋了趙軍又能如何，危如累卵的梁國始終還是要在那戰火紛飛弱肉強食的年代被大國所吞併。革離能夠抵擋住一時卻不能擋一世。當然也有人提出相反觀點，認為寧死不屈是精神體現。

寧死不屈是要看實際情況的，比如抗日戰爭時期，我們用能力和毅力戰勝日本，即便日本全面佔領中國亦可通過不停之抗爭達到民族解放的目的，這是一個很難討論的問題，到底是識時務還是寧死不屈。不能一概而論，要根據當時情況具體判斷和處理。但這也體現了俠的另一個特殊對於現實的盲目自我主義，即我認為如何便是如何。有點自我正確意思在內。即我認為能夠守住梁城就能守住。即我認為殺了秦皇天下就會太平，我認為推翻了現在的執政者人民就一定會幸福是一樣的道理。

而具體到當代知識份子俠們的就更加能體現出「犯禁」的意味。大陸有位十分著名的學者叫沙葉新，和另一位同樣知名學者余秋雨本是摯友聽說現在卻是死對頭。他便是十分有名的「以武犯禁」的知識份子俠。沙葉新有一個十分有趣的理論叫「不接聖旨」。何謂「不接聖旨」即認為執政者所頒發的法規條令和命令就像古代帝王的「聖旨」。作為一個擁有俠義情懷的知識份子是不能接的，接了便是奴才，而遵守了這些「聖旨」法律就是違心的，所以自然要「違反」。而沙葉新為此也貼了「異議人士」的標籤。

首先為何要將今天的法律和古代的聖旨相比，聖旨是獨裁統治者自我意識的產物，而法律則是群體商討後根據現實情況所制定的規程。即便對法律有任何的不滿和異議也應該通過正常手段來提議和修改，可見當代知識份子俠們有一種「心證」。那便是一開始就已經給要犯禁物件設定好侵犯的理由和藉口。把現代法律說成「聖旨」。那再犯禁就是犯封建主義了，是可行的，是會得到人們支持的。如果首先就以違反的精神來「犯禁」那麼就會造成一個可怕概念即「俠大於法」。從法律的角度說，法的秩序就是禁令，社會按法令行止。而俠無需經過法的繁瑣程式，在違法行為發生之當場自行施救，只講實體正義，輕易侵害到他人利益，即便對他人造成傷害也不作為「犯禁」處理，是以私權力侵害公權力。當俠勝過了法，天下就亂了。那麼法的公信力也就不存在了。只要俠認為不對的法，不對的事，不對的人就可以自我處理。那麼到底是法大於俠，而是俠大於法？理論上俠也是人，和普通人一樣，那又為何這些人可以擁有挑戰法的權力呢？

這也是為什麼歷代統治者對於俠這一特殊群體的特殊感情。俠有他的正面意義那就是當不公平的事情發生時，俠敢於不同常人的站出來。但俠卻也必須遵循一點就是在不違背多數人價值觀的前提下行動。否則單憑自己一腔熱血即便做主觀上再正義，但客觀上依然能給你以外的群體和事物帶來傷害。而且這種正義似乎只屬於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