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圖片是《愛像非洲一樣寬》（Melissa Fay Greene著，黃憲中譯，大塊出版）的封面，也是作者內文附上的照片。圖片上笑得燦爛的女孩叫做阿梅雷朱，她是個愛讀歷史書的孩子，手上拿著她與弟弟的合照。

Melissa這本書出版時，阿梅雷朱已經因愛滋所導致的併發症而死去。

愛像非洲一樣寬，斗大的封面，是一個死於愛滋的年輕美麗女孩。週日下午，在咖啡店的角落，我涕淚失控。在這個被富國、北半球遺棄的偌大地方，真的有愛？世界上的愛，真的有那樣寬？

談到愛滋，我以為只有台灣對愛滋的認識落後很多，讀過了Melissa的書，才知道，從美國、歐洲、到大家認為的禍源—非洲，都是一個樣：

我不是同性戀，我沒有縱慾，我沒有性濫交，我對情感忠貞，我沒有出軌。愛滋當然離我很遙遠。

HIV呈陰性反應的人，從來不會認為自己一輩子會和這個世紀的黑死病牽扯上。所以當美國在1981年獲得最早通報的愛滋病例，以及接下來的瑞典、日本等國，通報病例都是男同性戀時，宗教界說出了「愛滋是上帝的懲罰」；美國歷任總統都會有「同性戀是向大自然的挑戰，愛滋則是大自然的報應」的立場，小布希任內，也極力反對同性戀婚姻合法化。

有一次和朋友在msn聊天。她開玩笑告訴我，身體不舒服，腰酸背痛的，該不會是得了愛滋吧？（天曉得這姑娘，多年來維持單身生活，道德感極重）這種玩笑話，隨即被我在電腦這一端連珠砲似地反駁了回去。

到底是怎麼了？愛滋病怎麼還是這樣被人冷眼相待。甚至被當成玩笑揶揄。

不只在我生活裡充斥這種偏執的觀念，美國前總統雷根，也曾拿愛滋病說笑。1986年自由女神像慶祝一百週年落成典禮，雷根一家人與法國總統密特朗夫婦都在場。諧星鮑伯‧霍普（Bob Hope）說：「我聽說自由女神像得了愛滋，但她不知道自己是從哈德遜河口感染的呢，還是從史泰頓島碼頭得到的。」雷根一家人開口大笑，而密特朗夫婦則大驚失色。

Melissa在書裡提到，早期受到這病牽連的人都是邊緣族群，因此美國政府並不重視，撥了百萬美元調查兩千個病例，也算交代。後來是因為一名20個月大幼兒在接受多重輸血後死於愛滋病，愛滋的傳染問題，才獲得正視。

愛滋病的起源，到現在還是個謎，從動物傳染到陰謀論都有，而目前比較有力的研究是，愛滋病不是動物傳染病，1950年代在非洲發現的愛滋病毒和當時大量使用針頭注射盤尼西林疫苗的區域，幾乎重疊。這項調查顯示，愛滋的傳染與不潔針頭使用有關。

在未經消毒殺菌之下，六支針具每兩小時可以注射五百人，愛滋病毒就可能在重複使用之下，透過「繼代移種」（serial passage）過程傳播愛滋病毒，甚至「孕育」新的疾病。這過程在猴子身上得到證明，猿猴病毒只要經過三隻猴子的「繼代移種」，毒性便增強一千倍。

愛滋病毒的生成，是否因為不潔針具的繼代移種而形成，科學界尚未定論。但是，可以確定的是，愛滋的出現與大規模傳染，與性沒有直接關連。雖然愛滋會透過性行為傳染，但真正在非洲大規模的擴散，性，不是主要原因。

就在歐美國家開始惶恐並正視愛滋的問題之後十年，抗愛滋的藥物出現了。這些藥物確實讓北半球因愛滋死亡的機率大為減低，情況獲得改善。但同時也延伸出另一個問題：藥物在北半球，愛滋繼續肆虐南半球。藥商結合政治，背後龐大利益控制了國際政治舞台的角力。昂貴的藥價，非洲人根本負擔不起。 

1997年南非在總統曼德拉的簽署下，通過一項藥物法案，這項法案的目的是為了讓南非可以在市面上選購最廉價的仿製藥，而不用向昂貴的商標藥廠購買，如此一來，貧窮的非洲愛滋病患就有機會獲得治療。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與高爾始終站在藥商這一邊，當高爾代表民主黨出線與共和黨競逐總統時，就被抗議者指控是「貪婪殺人！」（也正是這樣的情景，讓我對於高爾最近戴上「綠色」光環的模樣，倍加反感：消費著環保口號，又是另一張虛偽的面具）。

每次提及愛滋，總讓我揪心：要到何時，要犧牲多少生命，才能讓大家用平常心（如同感冒一般）看待此一疾病？

今年四月份去歷史博物館看了「妮基的異想世界」，妮基在創作中後期，聘僱了患有愛滋的助理，合作十年後，助理病逝。妮基於是自行印製繪本介紹愛滋病，發放給法國小學生。她告訴孩子：

「愛滋病：握手不會令你染病。」

相形之下，我的好友所服務的北市某國中校園裡頭，則掛了一個大布條，上頭呼籲著：

「請遠離愛滋病！」

噙著淚水之際，面對愛滋這一疾病，我知道還有好長一段路得走。

相關連結： 《愛像非洲一樣寬》書摘、愛滋去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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