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石濤的台灣文學作家之路 - 邱燁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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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石濤的台灣文學作家之路

2008/12/17 17:39:24瀏覽2708｜回應14｜推薦145

葉石濤的台灣文學作家之路

「自己像是一隻吃夢維生的夢獸，白天努力工作賺取麵包，晚上則持續地吃夢維生並吐夢為文。」在戒嚴時代，頂著「叛亂犯」的身份，葉石濤完成了《台灣文學史綱》，這，實在需要過人的勇氣與使命感。

文‧圖／邱麗文

夢想，可以讓人們的生活變得很不一樣；變得可以苦中作樂、變得可以將「吃苦當成吃補」、變得不管在任何絕望的時刻都充滿著希望。曾經，台灣因為多重文化的洗禮，展現出獨一無二的文化面貌，並在常民的食衣住行及思考中，成就獨特的台灣文化。可惜，連續橫生的外來政權，加上強迫改變的行為、思考習慣，讓處在「動輒改朝換代」的台灣島子民，變得惶惶不可終日，甚至連面對自身的文化都缺乏自信。

葉石濤，是橫跨日據時期與戰後世代的重要作家，在小說創作、文學評論、文學史建構與文學翻譯方面均卓有成就。可是，生在這個政治動亂的時代，他卻無法享有作家「與世無爭」的生活，不但創作路走來充滿傷痕，還深感「作家是受到天譴的工作」。

浸淫在文學浩瀚中的「文藝青年」

1925年出生於台南府城的葉石濤，由於是地主之子、世家子弟，所以過著養尊處優的日子；經常帶著滿滿荷包的零用錢到處買書，浸淫在文學的浩瀚與夢想中，成為典型的「文藝青年」。「記得小時候帶出門買書的錢，往往是普通人家一個月的生活費，父母也從來不管制我買書的錢，總是我要多少、就給多少。」可是，隨著「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台施行，讓他成為沒有土地可以繼承的地主之子，家道也逐漸中落。「雖然家中的榮景不在，父母仍然讓我隨心所欲地閱讀任何喜歡的課外讀物。」

由於成長於日據時期，讓葉石濤有許多機會接觸日本文學，本著強烈的求知欲與好奇心，加上興趣的廣泛無邊無際，他不但讀遍了日本文學史上最主要的著作，還將閱讀的觸角伸向法國文學、舊俄文學、美英文學，以及弱小國家的民族文學，於是對整個世界文學的主潮流有了系統性的清晰概念。「十六歲，我發表了第一篇日文小說《征台譚》，從此對創作有了信心。」除了文學，葉石濤也迷戀考古學的神秘與人類學的無邊文化，並立志要成為「考古人類學家」，總喜歡隨著日籍老師到處挖掘先民遺跡，同時每週都進行田野調查。

可是，葉石濤並沒有真正踏上考古人類學的人生。台南二中畢業後，他本來計畫直接到日本就讀考古人類學，不料船出了基隆港就被美軍潛艇擊中，讓他與一群同學泡在水裡半天才被救起。因為這場突如其來的「意外」，讓葉石濤打消了到日本求學的念頭，於是決定專心投入文學的創作，並在很短的時間就在文壇綻露頭角，還受邀到台北擔任「文藝台灣社」的助理編輯；那年，他只有十八歲。

「左派思想」，引動了後半生的苦難

在西川滿的有心培養下，葉石濤在「文藝台灣社」不但可以有計畫地閱讀各國文學，還學習到生活的品味及吃東西的藝術。「每個月，西川滿都會帶我到餐廳吃西餐，一來犒賞我的辛勞、一來教我種種的西餐禮節。」由於西川滿特別喜歡描寫台灣的異國情趣，「這樣將台灣文學視為日本文學一支的態度，讓我覺得厭惡至極，於是就決定離開雜誌社，回故鄉台南當小學老師，隨後徵召入伍直到戰爭結束。」

雖然與西川滿的文學態度不同，葉石濤卻從恩師身上體會到，「作家要認真生活、刻苦過日，要孜孜不倦地寫到死；而且，奉獻和獻身是作家的唯一報酬。」雖然他察覺自己對於台灣文學的信仰，與恩師西川滿根本背道而馳，卻仍然認同恩師的生活態度，並將這樣的「作家精神」，視為日後生活奉行不渝的信念。

當台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對葉石濤的文學夢來說，就像是「喝醉了一般，感覺飄飄然、非常快樂。」為了可以更自由地創作，他開始努力學習中文，希望可以用自己的文字寫出自己國家的心聲。可是，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狂熱且單純的文學態度，竟為他帶來扭轉一生的大浩劫，成為「白色恐怖」下的受害者。「50年代的白色恐怖，對台灣前進的知識份子而言，是史無前例的一場大浩劫，至今歷史從來沒有還給這些人公道。」提及曾經的牢獄生涯，葉石濤雖然已經不以為意，卻仍揮不去心頭的陰霾，語調流露出深深的無奈與不甘。

1951年，二十六歲的葉石濤因「檢肅匪諜條例」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理由是「知情不報」；而所謂的「情」，就是他所讀的幾本「匪共」刊物。「從小，我就看遍了馬克思的書，怎知讀了幾本毛澤東的書就被捕入獄，整整關了三年才因減刑而獲釋。」葉石濤生來就有悲天憫人的個性，加上讀遍了世界各地的知名小說，讓他深感「左派思想」是所有小說創作的最好素材，於是特別喜歡研究底層生活的各種樣貌，不料卻為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苦難。

扛起台灣文學的十字架，復出文壇

自小到大，葉石濤都過著「公子哥兒」的生活，雖然他不時悲憫著常民的生活疾苦，筆下仍然充滿著浪漫的情懷，文風既感性又唯美。出獄後，這位一向無所畏懼且無憂無慮的文藝青年，不但要面對親友視為「瘟神」的眼光，還無法順利找到符合志趣的工作，甚至還要被迫遠離家鄉，到陌生的城市獨立生活……。

「出獄後，我經過好久才進入自來水公司當臨時工，每天不斷倒茶、掃地、跑郵局，感覺自己的身心隨時都在被人糟蹋著……。」漸漸，葉石濤筆下的浪漫主義，逐漸被生活耗蝕成寫實主義，讓他決心「重組戰後台灣知識份子的受難史」，並開始投入資料的尋覓與整理。

今年已七十六歲的「葉老」，說起當年的故事仍然生動傳神，不但中氣十足，連手勢、表情都宛如當年的場景重現，感覺他就像是個天生的小說家，隨時都能帶動人們的想像空間，讓一些原本單調、無奇的敘述，突然湧現了生動的活力，讓聽者可以開啟想像的閘門，進入跳脫時空的場域，與他描述的情節合而為一。

三年的牢獄與接下來漫漫無期的「白色恐怖」戒嚴，並沒有改變葉石濤對文學的熱情，卻徹底改造了他的思想體系及文學品味。在壓抑且缺乏民主、自由的社會氛圍中，他仍然持續閱讀與寫作，並決心扛起台灣文學的十字架，與台灣文學共度最低迷、晦暗的時光。

四十歲，葉石濤就像脫胎換骨的新生命，重新復出文壇。經過了連年的生活磨難，與心性煎熬，他不再是當年養尊處優的文藝青年、不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浪漫小說家，復出後的葉石濤，不但花費了數倍於小說創作的心力，以強壯的口氣及旺盛的企圖心，致力於文學評論與台灣文學史的建構，還完成了奠基文學史家地位的《台灣文學史綱》。「中斷近十五年的創作，讓我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學態度，也讓我建立了根深柢固的台灣意識，直到十二年後《台灣文學史綱》完成，我才又繼續寫最愛的小說。」

內容詳盡的《台灣文學史綱》

自嘲自己是「早上生的」，所以注定了一生的「勞碌命」。為了記錄從40年代到80年代的台灣文學，葉石濤每天白天工作，晚上則「加班」寫作，陸續將「台灣鄉土文學」的脈絡爬梳成具有史觀性的內容，並分類為「40年代的流淚撒種、歡呼收割」、「50年代挫折與頹廢的理想主義」、「60年代的無根與放逐」、「70年代的鄉土乎？人性乎？」、「80年代的自由、寬容與多元化……。」葉石濤深信，「如果沒有根深柢固的台灣意識，鄉土文學就會成為流亡文學，所以完成《台灣文學史綱》，就等於是對「台灣鄉土文學」研究論述的紮實回應。」

回想埋首寫《台灣文學史綱》的日子，葉石濤覺得自己像是「一隻吃夢維生的夢獸，白天努力工作賺取麵包，晚上則持續地吃夢維生並吐夢為文。」在戒嚴時代，頂著「叛亂犯」的身份，寫下這本為台灣文學立傳的著作，是相當需要勇氣的，相信只要是生在那個年代的台灣人，無一不佩服他這股鋌而走險的信念與用心。

身為台灣作家，葉石濤始終堅持「台灣的鄉土文學應該以『台灣人的生活背景』為中心，否則只是某種外國文學罷了。」對他來說，創作的題材可以非常自由，但作品一定要禁得起時代的檢驗，這是他最重視且始終無法拋棄的社會責任，也是他認定的「作家的良心」。

一部活的台灣文學史

基於多年來的努力與耕耘，葉石濤已完成無可計數的台灣文學評論文章，不但為台灣文學奠定了紮實的根基，也見證了他一路與土地共存共榮的心情。這些年來，葉老陸續獲得了「巫永福評論獎」、「中國時報文化貢獻獎」、「台美人文科學獎」、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牛津獎」、成功大學「榮譽文學博士」、「行政院文化獎」及「國家文藝獎」等等的肯定，並受邀到成功大學的台灣文學研究所授課，面對遲來的成就與榮譽，早已看淡塵世浮華的他並沒有特別的喜悅，只略略地感歎「造化弄人」，並自嘲選擇當一個台灣文學的作家，是「遭天譴」的。

如今的葉石濤，仍然每天坐在小小的書桌前，繼續他的作家生涯，並與太太相伴相依。維持創作超過六十年，他體認最深的心情是，「台灣的作家都像野草，只能任其自生自滅」，語意中帶著難掩的滄桑與疼惜。投入小說創作、文學評論、文學史建構與文學翻譯，葉石濤無論在族群、性別、階級等議題上，都有獨到的思考與見解，加上他視文學為第一生命的信念，更讓他的作品成為大時代中良心的見證。誠如他所言，「我一向相信文學是地上之鹽，雖然微不足道卻是身體健康所不可或缺的。」

在高雄勝利路的二樓書房，孕育著葉石濤四十多年的文學夢，回首他的文學經歷，就等於是一部活的台灣文學史。他的遭遇不是大時代中的特例，而是典型，他所面對的痛苦與磨難，就等同於台灣人民生活的縮影。如今，當葉石濤走過飄搖的文學創作路，嘗盡了台灣人民的生活百態，更讓他無悔於「選擇成為作家」的職志，雖然他不斷自嘲「自己傻瓜的一生」，卻仍能從他慧黠的眼神中，感受到他始終不曾後悔的堅定。雖然一路引領後生晚輩奮力前行的葉老，對台灣文學的未來，仍有難掩的悲觀與憂心，卻仍然願意繼續扮演推動者的角色，畢竟一生顛沛流離的走來，只是更強化了他內在的骨氣與自尊、自信，就像其他曾經遭逢生命磨難的台灣人。（2001，源雜誌）

後記：（2008，十二月）

這幾年，陸續接觸一些備受敬重的前輩作家，發現他們都過著精神豐足卻生活清苦的日子；但，他們似乎都不太抱怨自己的日子苦，而是焦慮著土地與人民的安危。這樣充滿使命感的特質，深深地打動了我，也讓我身處於物慾橫流的八卦媒體時代，有了心靈追隨的目標與典範，不再感到寂寞。

2001年，採訪了書寫《台灣文學史綱》的葉石濤，2002年，接觸了書寫《中國人史綱》的柏楊；這兩位，都是飽經苦難卻始終在文壇認真耕耘的前輩，都是人權的鬥士，都是關懷底層文化且富有使命感的文化良心。與兩人相處，都聽不到議論時事的過激情緒，只有感受到化悲憤為書寫的生命韌性，還有寬厚的處世態度。

今年四月29日，柏老走了；十二月11日，葉老也走了。在此，對他們獻上無盡的祝福～。面對兩位書寫史綱的文壇前輩接連過世，讓曾經與他們互動過的我，感到今年過得格外冷寂。今天的新聞播出，2008年最具代表性的字是「亂」。我想，之所以會「亂」，就是關懷底層文化且富有使命感的文化良心太少、太少了。

圖文：
採訪結束後，葉老堅持要買麵包讓我帶走，濃濃的人情味，飄散在麵包香裡，進了口、入了心，久久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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