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預計做為今年年中出書中的一章

  原本在工廠當作業員的張先生，八年前寶貝女兒開始出現精神異常症狀，他當時只好將工作辭掉，留在家中照顧女兒。因為長期照顧女兒，並長期擔心女兒的精神病會再度發作，張先生遂在五年前開始出現失眠症狀，近幾年張先生的失眠症狀加劇，精神狀況更加不好，幾次差一點發生意外。

生理上的疲累也就罷了，張先生最不能忍受的，是社會上由於對精神疾病患者的不了解、將精神疾病患者視為危險人物的眼光，周遭人士的歧視及外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行為舉止，往往讓張先生感到難堪難受，張先生更怕的是，女兒的心理會因此受到傷害，甚至讓症狀加劇。社會大眾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視態度，張先生至今仍不知該如何面對。

張先生的例子不是特殊個案。家有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屬，往往身心煎熬，痛苦無處申訴。照顧精神疾病患者所需付出的心力，更往往讓患者家屬耗盡家庭資源。

幾年前放映的一部電影「美麗境界」，電影的內容是描述受困於精神分裂症狀的約翰‧納許﹝John Nash﹞的一生。納許是20世紀中傑出的數學天才，求學期間便對博奕理論有重大貢獻，晚年並因他對博奕理論的貢獻而獲頒諾貝爾奬。

電影中，納許接受的治療讓他失去處理數學的能力，他終究選擇放棄治療，而學著接受自己擁有幻想症狀的事實。他無法不看到幻象，但他學會如何處理「看到幻象」這件事，這種處理能力，終究讓他回到他所鍾愛的學術領域，也讓他最後能站在台上領取諾貝爾獎。整部電影中最讓人動容的情節，是回到學校的納許，雖然舉止怪異，但最終仍被學生及同僚所接受。

有人說「天才與瘋子只在一線之間」，或許約翰‧納許的一生可以為這樣的說法做了見證。

近年來精神病患弒母的社會新聞時有所聞，但多數悲劇發生的原因，反而是因為母親捨不得將罹病的孩子送入精神病院，希望將他們留在身邊，以求方便照顧，結果反而讓自己犧牲了生命。

這些零星發生、精神異常者的暴力行為，藉著新聞媒體的反覆播報，深入一般民眾的心中，增加了我們對於精神異常者的畏懼。

從小到大，我們都或多或少都曾接觸過狀似精神異常的人士，他們或者在街頭巷尾中晃盪，或者喃喃自語、比手畫腳，或者言語舉止突兀，當遇見這樣具有異常舉止的人士時，我們多半會閃避、甚至視而不見。彷彿只要看不到他們，他們就不存在。

人類社會幾千年來，精神異常者就一直存在於我們之中，但我們總假裝他們不存在。他們，遂成為這個社會中不存在的幽靈。

我們為什麼會不敢面對這些精神異常者？是因為怕麻煩？還是有時我們會在他們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因而心生畏懼，生怕自己有一天會變成他們？

位於吳興街底改建的六合市場，市府原預定於6樓及7樓設置「社區復健中心」，該中心設置的目的是「提供已接受治療、有病識感之穩定精神病患，在出院後回到社區仍可持續接受復健訓練」，並計劃提供心理諮商門診，為一般大眾服務。

這樣具有良善意圖的復健中心卻受到周遭民眾的強力反對，最終仍不得設置。

其實，復健中心並不是精神異常者收容的療養院，復健中心的求診者，已是經治療後能回到社會中正常生活的常人。

連設置一個讓被治癒的人回診的地方，都不能被周遭社區居民所接受，比較起來，因身體受傷而被治癒的人，所受到的對待就好得多了。

而整件事中最奇怪的部份，反而是政府的態度。

政府面對周遭民眾強力反對時，似乎並不願意為被視為毒蛇猛獸的精神疾病患者辯護，政府官員似乎吝於向社會大眾解釋，精神異常者只是精神上生病了，並非罪犯，更非殺人犯。

連主管精神衛生政策的衛生局，都不願出面為精神異常者背書努力，我們又怎麼能夠奢望，一般市民在看到媒體渲染精神病患造成的社會案件時，能夠了解並體諒精神病患者可能出現在他所居住的社區中呢？

從周遭居民的強力反彈，及政府官員不願為精神異常者辯護，精神異常者所承擔的污名之重，由此可見。

數年前，台北市衛生局曾想替精神異常者正名，於是透過票選，為他們取了一個新的名字：「奇夢子」。「奇夢子」這個名字是有些意思的，中古世紀前，人們總以為精神異常者或許是某種神秘力量的代言人，那些令人聽不懂的話語是否有些意在言外的意義，「奇夢子」這種稱呼，具象化了這種傳統上對精神異常者的觀點。

但今日，「奇夢子」這個名字已經完全銷聲匿跡，不被任何人提及了。

原因是因為對於推動精神異常者正名這件事，台北市政府其實並不積極。

除了2003年及2004年，市府曾舉辦過幾次活動推銷「奇夢子」這個名稱，所花經費不過數萬元，到了2005年，市府就已完全放棄任何針對「奇夢子」的宣導活動。「奇夢子」這個美麗的名字，從此就被束諸高閣，沒有面世的機會了。

其實，真正重要的，不是他們被稱做什麼，是神經病、瘋子，還是「奇夢子」，而是周遭的人們如何看待他們。正名不過是起步，目的是將過去名稱的負面印象藉著新的稱呼予以洗刷，市府對「奇夢子」名字的推動不力，其實也反應了社會上對精神異常者拒絕接受的嚴重程度。

直到現在，沒有改變的是，民眾對精神異常者的畏懼及歧視。這種排斥，其實反應的是社會對於異於自己的「他者」的敵視態度。

有趣的是，對於同樣身為「身心障礙者」的智力障礙者，社會接受的程度已經頗高，「喜憨兒」已成為這些人的新名稱，許多民眾甚至會心甘情願的為這些智力不足常人的喜憨兒多做一些事，如到標榜由喜憨兒製作的糕點門市去購買等等。相似的待遇從來不曾發生在精神異常者身上。整個社會對精神異常者的態度似乎是：只要讓他們消失就好。消失的意思就是予以監禁隔離，將之排除在正常社會之外。

但，許多精神異常者在給予適當藥物治療後，是可以回到社會中過正常的生活。醫學文獻也指出，屬於長期病的精神疾病，治療過程較長，大部分病患只須在精神科進行門診治療，毋需住院，只有當病患病情加重，對自己或他人可能做出傷害時，病患才會需要入院。不論青紅皂白，凡是精神異常的人都將之隔離，只會使得輕度患者脫離現實生活，結果可能會更難痊癒。

可是，正常與異常的界線真的那麼清楚明白嗎？

資本主義社會競爭所產生的壓力，不是正逼著人們躁鬱憂鬱嗎？許多社會名流，也陸續承認曾經有輕微精神疾病症狀，報章雜誌上也愈來愈頻繁地討論許多因壓力而造成的精神疾病，這些逐漸浮出枱面的現象，不正是宣告精神異常與我們的距離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遙遠。

我們真的能確認我們的精神狀態絕對不會出現問題嗎？

如何面對社會中的精神異常者，愈來愈不是「他們」的問題，而成為「我們」的問題。

面對這日漸嚴重的問題，我們準備好了嗎？

先看看目前台北市的狀況。

目前由台北市政府列管的精神疾病患者總計有一萬三千多人，這其中的一萬一千多人已經鑑定並領有精神疾病障礙手冊。列管所代表的不僅只是精神疾病嚴重的程度，也代表著這些患者可能會對社會造成威脅，所以需要進行列管。

需列管但不住在醫院的患者，只能透過地區衛生機關─行政區中的健康服務中心﹝前衛生所﹞─來進行，但各中心負責追蹤照護服務的公共衛生護士總共只有182人，要追蹤列管的精神病患一萬三千多人，每一位公共護士需要負責接近一百位患者的追踨，負擔可謂極不合理。

以2005年度各區健康服務中心對列管的精神病患訪視次數來看，有些行政區患者一年被訪視不到兩次，以全台北市來算，被列管的患者一年平均也只被訪視2.5次，這樣的訪視頻率將很難掌控患者的狀況。

但健康服務中心內的公共衛生護士，除了要負責被列管的精神疾病患者外，還需負責各種公共衛生政策宣導及老人照護服務等業務，本已負擔極重，根本無力對列管患者做詳實的追蹤。

而精神患者的列管追蹤是否成功，往往繫於負責追蹤的人，是否能與患者及其家屬建立起長期信賴的關係，當有狀況發生時，負責追蹤的人才會得到第一手來自患者家庭的協助。但要建立這種與患者間的互信關係，以現有的人力，根本不可能做到。

無法進行有效列管，罹患精神疾病的患者就必需完全依靠家屬來承擔照護的責任，若家屬無能承擔者，就成為整個社會潛藏的引爆燀。不知什麼時候，會莫名其妙的在某一處引爆，造成整個社會的傷害，這種可能性﹝而且事實上也曾發生﹞遂成為整個社會揮之不去的陰影。

列管的狀況如此，嚴重到必需住院的患者情況更糟。

按行政院衛生署於1993年核定的「精神疾病防治工作計畫」推估，台北市需住院的精神異常患者竟高達二千餘人。號稱全台灣醫療資源最豐沛的台北市，雖然各醫院為病情緊急所準備的急性床位是足夠的，但24小時靜養照料的慢性復健病床卻嚴重短缺，短缺約三分之二。應住院卻無法進入醫院獲得治療的慢性病患，最後只能由家屬自行帶回照料，若家屬無法或沒有能力予以照料，患者就會面臨自生自滅的處境。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的松德院區﹝前台北市立療養院﹞，是台北市政府整個醫療體系中針對精神疾病進行醫療的主要院區，但該院區中各種病房都還有數十位病患排隊等待住院，連要進入急性病房也需等待至少一週才能入院，整個台北市面對精神疾病患者所整備的醫療資源，正面臨極度匱乏的處境。

國外是怎麼做的？我不禁好奇著。

我手上剛好有一些加拿大溫哥華市處理精神病患的方式，或許可以做為參考。

自1973年開始，溫哥華市政府即在治療與人權的考量下，推行溫哥華式的精神衛生照護模式，有效針對精神病患規劃其終身照護。在兼顧人權與社區安全的考量下，讓精神病患在社區環境中復健，重新學習工作與社交等技能。

溫哥華市政府的主要做法是：當精神分裂症或躁鬱症病人第一次發病住院時，患者戶籍所在地的心理衛生中心，即分案派出個案管理員，該個案管理員立即成為該患者的「終身精神醫療照護」人員，個案管理員遂前往醫院協助病人辦理相關手續並準備患者的「終身復健計畫」，自此個案管理員將負責每個月提醒並全程陪同患者看診。

患者所就診的醫院中，也將針對患者指派一個終生固定的精神科醫師，若患者無故未按時就診，醫院將啟動家庭訪問與居家照護系統，前往了解患者未就醫的原因。

患者所居住的社區中，備有處理緊急精神病患事件的專車，專車中配有護士、警察及電腦系統等，只需於電腦系統中輸入患者姓名，就可以查到患者的個案管理員與精神科醫師，並可由這些熟悉患者的人身上尋得協助。

雖然對溫哥華相關制度並未完全掌握，也並不清楚要建立起這樣的終身照護制度，整個社會需要投注什麼程度的資源，但這樣的設計看來的確能夠處理前述的諸多問題，不僅患者能被有效照顧，社區居民也可減低恐慌，患者更有機會重新做人。這樣的制度，我們為什麼做不到？

當現代社會的生活壓力越來越重，患有精神疾病、憂鬱症、或具自殺傾向的病患都將越來越多，而我們對精神治療、精神衛生、心理衛生等相關的醫療課題是否已經投入更多的人力與資源？我們準備好了嗎？我不禁問著自己。

六合市場中原訂作為「社區復健中心」的地點，在未經政府機關完善的規劃下，無法得到附近居民的支持也是可以預期的。

沒有社區居民的支持，大談溫哥華模式的終身照護，也將終究只會是幻影一場，永遠不會成真。

如何讓精神疾病的相關知識更為普及，如何讓患者可以去污名化，如何讓容納出院的精神疾病患者的社區感到安全，這些都是互相關聯的，都需要整體的設計規劃，我們整個社會顯然對這些思考太少，連理應帶領議題的政治人物，都忙於做秀而疏於處理真正需要解決改善的問題。

其實，這種缺乏整體設計規劃的情況，不只是發生在精神疾病患者這個對象身上，許多針對社會中處於邊緣、特別需要照護的對象所設計的制度，也都問題叢生，難以調整。如針對各種弱勢對象的庇護制度，或學校的中輟生等等，制度中的缺陷幾乎讓人慘不忍睹。

長久以來抱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態度看問題的政府官員，不願在問題發生前就先動手防治，因為這種預防問題的努力，往往得不到什麼好的回報。

當有一天，因為這種忽視而造成嚴重災難發生時，針對制度的檢討與調整才可能會發生吧！

但，也許，媒體及政治人物仍然會合謀找個倒楣的替死鬼來為整件事負責，然後，日子可以繼續過下去，什麼都不需要改變。

或許，真正沉疴難治的，是我們不求甚解的媒體與對民眾苦痛無動於衷的政治體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