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稿於2007.2.12，本文預定收於年中出版的新書中

         30歲前的我，從來不曾想過自己將來有一天會從事政治工作。

         大學時期之所以關心政治，其實反映的是自己平日著意隱藏的叛逆性格，關心政治其實是為了反抗當時飄浮在校園上空巨大的國民黨幽靈。連大四編《大學新聞》時，都有意無意地挑一些與國民黨政權對立的東西來做，如做殷海光、顧頡剛、費孝通等人的專輯，名義上是為了接續30年代在中國發展出的知識傳統，但事實上都是為了要將國民黨政權有意從歷史中抹殺的人物重新呼喚出，讓國民黨難堪。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校園內可關心的議題這麼多，我為什麼會專挑這些主題及人物來製作專輯，背後「想讓校外的黑手─國民黨不舒服」的動機其實是無從隱藏的。而當時這些行為的確也讓校外高度關注台大校園事務的有關當局不安，伴隨著大學論壇社比較上更激進的抗爭行為，遂蘊釀了之後學運的開展。

         這種「不爽當權者」的叛逆性格，只能將自己推到參與1984年5月向教育部請願、要求「校園自主」的行動中。

         這個學生自主性的行動是戒嚴時期的創舉，當時受到媒體的高度關注，但每一個參與的學生也因此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但嚴格說來，這個行動仍是單純要求晃蕩在台灣大學上空的政治關切力量能夠「放台大一馬」，基調上是乞求當權者放手，而不是為自己自由奮戰抗爭的行動，媒體只不過是被利用來突顯學生要求校園自主的理想性，降低參與學生被當局約談施壓的可能性，並希望藉此將學校上空幽靈的問題突顯，讓校外黑手未來能自我節制！這中間說穿了是沒有什麼特定政治意圖的，但因在當時戒嚴的時空環境下，敢與國民黨當局嗆聲的人極少，特別是受到多方監控的學生，所以讓這群到教育部請願的學生顯得特別突出。

         這種「不爽當權者」的態度，與反國民黨的「黨外」自然容易親近，但當時的我們卻抱持著「不願被政治人物利用」的單純想法，不願意輕易被外界貼上「政治學生」的標籤。所以當時心中雖然親黨外，但與黨外的互動則格外小心謹慎，連要邀請校友─當時的台北市議員謝長廷─來大學新聞社內演講，社長與我都考慮再三，低調行事。

         雖然陸續參與了些事，但自己都一直保持低調，不想曝光，因為認定自己未來會待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中，不會從事政治工作，所以從來不曾想過要將這些參與作為自己日後從事政治工作的資本。

         真正動了要從事政治工作的意念，反而是近十年後在美國工作的時候。

         當時身在美國中西部的電腦公司擔任資深軟體工程師，由於當地台灣人本來就少，無從形成華人生活圈，台灣的相關資訊也無從進行交換，許多台灣的資訊必須透過口耳相傳方能得知。加上當時的台灣網路並不發達，自台來美所辦報紙，雖然已經解嚴，對於政治相關新聞處理仍然保守，對於海外的遊子而言，這些報導猶如隔靴搔癢。記得自己是如何迫切地利用各種管道探聽台灣的種種消息，對於家鄉所發生事件，或嘆息或頓足或歡喜，對於無法親身參與漸漸產生遺憾的感受。可能正是因為身在異鄉，發現自己念茲在茲的都是自己家鄉的種種，才逐漸引發出對政治的興趣吧！

         當時台灣政治上的變化太快，李登輝副總統倉促接替病逝的蔣經國總統，稍後在國民黨內部鬥爭中逐漸掌握到權力。李登輝總統所推動的本土化政策，得到台灣國內台灣人的支持，卻讓原本在國民黨內被著意培植扶持的外省二代政治明星發展空間受到擠壓，這些外省年輕政治人物遂在國民黨內部聚集成立了新國民黨連線，嘗試抵抗本土化的進程，但隨著本土化政策的成功，新國民黨連線終於出走另起爐灶成立新黨，從此省籍問題註定成為每次選舉中政治操作的核心議題，也浮現成為社會主要矛盾之一。正是因為這樣的契機，身為外省人但具強烈台灣認同的我更覺得沒有自外於政治的權力。

         正是在這樣的風雨中，1993年底，我打包回台，立志一腳踏入這個我完全不熟悉的領域，一晃眼就是十三年。

         這十三年中，我擔任過民間具高度政治性色彩的社團「外獨會」﹝「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的秘書長；在地下電台風起雲湧之際，也曾恭逢其會地成為地下電台圈中小有名氣的主持人；1996年投入國大代表的選舉，雖然失利但給我瀰足珍貴的選舉經驗；於陳水扁市長時代受邀擔任民進黨台北市黨部執行長的職務，運用了陳水扁市長在台北的執政優勢，做過一些組織及青年工作的試驗；也曾在民進黨內部號稱紀律最森嚴的新潮流辦公室擔任副總幹事，在邱義仁及吳乃仁的指導下摸索著國會的生態及運作，並對台灣的處境及應舖陳的戰略格局有深入的了解；陳水扁總統2000年就職後，有機會進入民進黨中央黨部擔任國際事務部主任，因為需要經常向國際政治及媒體人士就民進黨的中國政策詮釋說明，對於民進黨的立場份際掌握的相當精準；最後在黨政合一的背景下於2002年離開中央黨部投入台北市議員的選戰，在意外中當選台北市議員，直到2006年卸任。

         這十三年來所走的政治路，讓我深深體會到政治領域的複雜、專業及困難。

         對一般人民來說，隨著媒體起舞的政治好像是一場秀場，每天都有新的戲碼上場，經常令人目不暇給。不用負舉證責任的記者會一個接著一個召開，電視上政治性談話性節目中看來立場鮮明的政黨代表彼此對陣，議場上政治人與政治人的隔空叫戰甚至拉址搶奪主席台，出手看來雖然兇狠惡毒，但究其實都是一場鎂光鐙前的表演。對於常民來說，這些在政治秀場賣力演出的演員，哪裏需要什麼政治專業，他們的專業是掌握出場那一剎那的表現，是否能夠吸引觀眾的目光，就這一點看來，政治人物與演員沒有什麼兩樣。剛入場的嶄新政治人物若不先修習「表演政治學」的學分，大概很快就會被政治秀場淘汰出局。愈來愈多俊男美女卻缺乏學識訓練的候選人一個接著一個出爐上場，電視政治模倣秀紅透半邊天，都不過突顯了這樣政治秀場的現實。

         政治人物於是這樣隨著媒體一起墮落，連政黨也是如此，看民意調查結果及媒體報導來發言治國的政治人物所在多有，爭取政治職位者眾，但願意問自己是否有能力承擔該職位所帶來的責任者稀，結果政治所需的專業就被忽視甚至被敵視。當能力不是關鍵，權力就成了唯一考量。

         但其實政治是很需要專業能力的，而且所需要的專業能力相當複雜而多樣，其中絕大部份的專業是要透過經驗及職位的歷練來培養的。

         身在立法機關的政治人物需對立法技術、預算程序、議事規則等熟悉，針對所訂定之法規是否顧及正義、法規實施之可行性、法規所引發之效益、法規之立法意旨等等都需仔細反覆深入探討。

         法規有著自己的生命周期，一旦離開立法機關後即對常民產生約束，執法的行政機關及進行裁判的司法機關會透過詮釋或命令以補充法規之不足，這些詮釋補充都將成為法規的一部份，直到法規再有機會踏入立法機關為止。粗糙訂定的法規經常扼殺社會相關領域的發展，創造始料未及的怪獸，所以立法必須審慎為之。特別是涉及專業領域的法規，如科技、地政、醫學等等，缺乏專業知識的立法者無法全知全能，對於所訂定法規所產生的影響更應小心謹慎評估。

         而預算的程序及其審查更是重要。預算中不應有內容模糊的概括項目，因為若該種概括項目預算獲得通過，即意謂著立法機關對行政機關的「開放授權」，行政機關若在預算範圍內隨意花費，只要不違反內容模糊的描述都不違法，這無異於立法機關自我閹割預算審議權。預算的審查也絕對不等於預算的刪減！預算反應的是政府機關預計執行的行政業務，不分青紅皂白的刪減預算，等於不讓政府扮演合理適當的角色，讓政府成為一個無能的政府。癱瘓政府功能，絕非立法者應扮演之角色。

         身在行政機關的政治人物則應對所負責的行政業務深入了解，不論這業務是社會福利、經濟產業發展、都市計劃還是國家戰略等等。行政業務執行背後必然有根據的法規，法規訂定時之立法意旨及所規範的範圍，行政業務長期執行的效益等等，都是身在行政機關的政治人物需要熟悉的。除了與執行相關的行政經驗外，對於學術界針對行政業務所做的研究及提出的創新見解，政治人物也需研讀並考慮作為執行改善之參考。對身在行政機關的政治人物更需要學習的是「管理官僚」，如何讓官僚成為執行政策者的支持力而非阻力，讓官僚僚屬願意支持，往往需要政治人物個人的領袖魅力。

         總之，政治人物不管身在那一個位置，都有責任必須不斷地磨練及精進自己，增進自己的能力，讓自己時時做好承受更重要職位及責任的準備。政治人物最應害怕的是，當承擔的機會來臨時，自己卻還沒有準備好，最後由於自己能力不足，導致大災難的發生。政治人物必須時時記得自己身上所承擔的責任，而不是出場的光鮮亮麗及各方的恭維讚美。

         有志從事政治工作的人，都必須時時刻刻問自己當初從事政治工作的「本心」為何，唯有不斷提醒自己從政的「本心」，才不會在政治狂潮中迷失了方向。

         政治工作是一個異常辛苦的工作，不僅沒有周末假日，從事政治工作的個人也幾乎沒有什麼隱私及私人空間。要能獻身於這樣的工作，除了對個人以外的「公共事務」要有熱情外，還需要有下列一些特定的人格特質。

         政治工作的本質，就在為一般公眾做出決定，小到鄉鎮城市層次的道路舖設、市場改建、都市計劃變更，大到國家層次的參加國際組織或宣戰等等，每一項政治人物為公眾所做的決定，無一不造成對公眾生活或多或少的影響。

         就舉宣戰的例子來看政治人物的決定可能為公眾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宣戰後年輕國民可能會被動員，作戰的國民可能會有傷亡，造成無數妻離子散的悲劇；因為戰爭的物資消耗及戰爭所帶來的風險，維持安定生活的經濟市場可能會受到嚴酷打擊；戰爭下的公眾，因應局勢的不安，可能放棄對於未來的長期規劃；這些「影響」對一般常民的生活而言不可謂不大，造成這些「變動」的決定權力，為什麼會要交給政治人物？或者這樣問，公眾為什麼需要為政治人物所做的決定承擔代價？

         關鍵就在於「信任」。

         讓政治人物能夠有這個為公眾做決定的權力基礎就是「信任」，沒有公眾的信任，就沒有對政治人物的授權。若非公眾對於政治人物在考慮公共事務時會以公共利益為前提有所信任，公眾就沒有理由授權政治人物幫他們做決定，然後為政治人物所做的決定付出代價。

         這個信任不是指著對政治人物的單純信任，而是指對政治人物總能「秉公」處事的信任。

         什麼樣的政治人物能讓公眾相信他總會處事公允呢？

         首先，這樣的政治人物必須要能凡事「先公後私」。

         不能做到「先公後私」的政治人物永遠不會被公眾所信任。

        「先公後私」不單指做決定時應優先考慮公共利益，還指著政治人物能排除與自己關聯的人對公共事務的介入，甚至於其中取得不當的利益，與自己關聯的人指的是家人、助理及朋友。有些政治人物自己或許清廉自持，但一旦家人被質疑對外收取紅包或不當得利，就再也難能取得公眾的信任。

         舉個更極端的例子，當天然災害發生時，縱算政治人物家中承受損失，但若周遭公眾也承受災害時，政治人物永遠都必須先出面處理公眾的損失，最後才能回頭處理自己家中的受損。若是政治人物為了先行處理私的損失，而放棄了他對公眾的責任，縱算政治人物的行為可能相當英雄式，但也不會有公眾為政治人物喝采。

         如去年﹝2006﹞底胡志強市長的妻子邵曉玲因車禍受傷陷入昏迷時，胡志強市長長期守在醫院陪同妻子，還跡近崩潰的向民眾要求為其妻子祈福，愛妻的胡市長的行為一時傳為坊間美談。但若同時台中發生重大災害，胡志強市長究竟應該繼續留守垂危的妻子，還是出面承擔其應負的公眾責任，就將是困難的抉擇。若胡志強仍放不下妻子，不肯出面處理公眾事務，他就將失去公眾對他的信任，縱算他疼惜妻子的行為可能在平時會被認為是社會所需要的典範。

         身為政治人物，永遠都要將「公」放在「私」前面。要做到這點，政治人物的私領域永遠都要被犧牲，包含家庭。

         政治工作作為一個極特殊的工作，與一般我們熟悉的價值不同，由此可見。主要的關鍵就在於其處理的「公共事務」。若是不能在關鍵時刻總能捨棄私人關聯，戮力為公，公眾為何要將權力交付於你手上。

         公眾雖然表面上希望政治人物能像普通人一樣，擁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但骨子裏，若是政治人物無法「先公後私」，就絕對無法取得公眾對他的信任。

        其次，能得到公眾信任的政治人物必須能在時時刻刻保持清明。

         要能時時刻刻保持清明，是政治人物需要對自己進行的修煉。

         政治人物不應有強烈的喜惡哀樂，因為這些強烈的情緒都將左右政治人物的判斷，進而影響到其對公共事務的合理抉擇。若是遇事會緊張或甚至在關鍵時刻會「失去分寸」的政治人物，公眾為什麼要將攸關自己生命財產權利的決定權力交給這樣的人，這樣的政治人物又如何能被公眾信任呢？

           舉個更極端的例子，若飛機因故將要墜毀，全機的乘客都驚惶失措時，在機上指揮並做最後安排的人，絕不是尖叫不知所措為自己的恐懼所控制的普通人，而是能保持冷靜並且神智清明的政治人物。正是在攸關生命存亡關鍵那樣的危急時刻，政治人物平時對自我的修煉才能呈現出其效果，也正是因為政治人物擁有隨時皆能保持清明的這種特質，才能為一般公眾所放心信任。

         但是這樣的能力並非垂手可得。

         會有掛念擔憂乃是常人之心，要能克服這些「執念」就必須經常性地自我修煉，讓自己減少慾求，若能修煉到遇事無悲無喜，就會逐漸接近清明的境界。

         台灣過去的政治圈中，能做到「先公後私」而且達到清明境界的政治人物，是李登輝總統，也因此他能得到許多人對他的無條件信任。

         李登輝總統卸任後，原本為他做牛做馬，但同時也撈盡好處的蘇志誠、劉泰英等人，李登輝並未為他們做任何安排。這些原被外界視為李登輝「自己人」的親信，也曾在李登輝掌權時權傾一時，甚至常被當做李登輝替身受到外界攻擊，原來都只是李登輝的棋子。原來，李登輝根本就沒有自己人。

         從人情義理上來看，李登輝其實是一個極其絕情的人。

         李登輝掌權之時，站在所有人之上，天下人都是為他所用的棋子，這些棋子或用來促進公共利益或用來維護自身權力，但與他之間卻沒有什麼私人感情。若是誤以為為他做做事就應享有什麼特別福祉，那就完全不了解李登輝的邏輯。

         李登輝與台聯的關係也應如此看才看的真切。

         但也是李登輝這樣的性格，公眾才會相信他不會以私廢公，也因此他得公眾對他的信任。比較起來，陳水扁總統較重人情並且護短，所以才會身陷部屬家人貪瀆的風暴之中。

         今日台灣政治上最大的危機，是缺乏可信任的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之間為了政治利益殺紅了眼，完全忘了從事政治的本心為何。

         台灣政治環境中的藍綠對立，讓政治人物除了捍衛自己藍綠的立場外，似乎已別無其他選擇，基於藍綠立場的政治惡鬥，完全不顧所持立場是否合乎公共利益，為著自己短暫的政治利益，雙方把持著不同的政治戰場，不拼個你死我活不善罷干休。這種政治上的惡鬥，已延伸成為整體社會面的鬥爭，不只是媒體，連演藝界、司法界等等，都因著藍綠的界線而分割對立。在公眾心目中，每日上演的這些政治鬥爭戲碼，不過是政治利益的赤裸裸展現，讓政治人物顯得更不可信。

         倒底藍綠間的對峙基礎是什麼？藍綠間的不同處倒底在那裏？這些對於一般公眾而言，反而是無法回答的問題。

         有人聲稱，藍綠的差異在統獨，在國家認同，這樣的詮釋固可以依民意調查數字來做佐證，但有可能倒果為因。統獨立場及國家認同的差異固然與藍綠選擇有正相關，但不一定是藍綠形成分界的原因，也有可能是藍綠分界後的結果。以統獨及國家認同來描繪藍綠的分野，會無法解釋公務人員的政治傾向。

         要能成功理解藍綠分野的成因，就要回到綠營形成的源頭。

         民主進步黨是在台灣失去國際地位的過程中堀起的。自1970年開始，短短數年間台灣不僅被趕出聯合國，更失去一百多個國家的邦交，成為國際的孤兒。長期受到國民黨政權教育的民眾，對於政府口中身為「自由世界的燈塔」的我們為何會落到如此的下場，自然會產生疑惑，順著這種疑惑，遂發展出兩種態度。

         第一種是態度是堅持我方沒有錯，錯的全是他人。將拋棄台灣的國家都視為背叛者，都稱之為背信無義之徒，並由此衍生出仇美仇日仇韓等等仇外情結，許多外交上之所以後來走到進退失據的地步，都與這樣的立場有關。這種立場是官方所採取的立場，在戒嚴下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又面臨著世代交替的關鍵，怎麼可能承認自己過去的錯誤，「責怪他人背叛」的作法是最容易為自己卸責的方式，加上這樣的主張還有對國民黨政權產生額外的利益，即可以大方要求人民在國家的艱難處境下，團結在國民黨政府的領導之下，「鞏固領導核心」、「覆巢之下無完卵」、「國家已無分裂的本錢」等等，都成為國民黨政權宣傳的主軸，整個政府的官僚體制遂成為這種立場的宣傳中心。

         另一種態度則對過去國民黨政府宣傳的內容沒那麼自信，當面對著台灣的國際現實與國民黨政府過去所宣傳的內容間有著巨大的鴻溝時，無法接受只是「我們被背叛了」這種單純的解釋，他們疑惑：若是我們真的像國民黨政府所宣傳的是「自由世界的燈塔」，那為何會被整個自由世界所遺棄？於是開始對國民黨政府所做的宣傳懷疑，想要弄清楚事情背後的真相，這種不想要再被曚騙的想法，讓願意提供被封鎖資訊的媒介﹝如政論雜誌及地下電台﹞開始蓬勃發展，追求「百分百的言論自由」，拒絕資訊的管制與封鎖，都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這背景也創造了黨外人士政治集結的動能與帶動了往後的發展 。「懷疑」、「挑戰」既有國民黨政權之論述，創造能取代既有論述遂成為這個運動的目標。

         足以反映這兩種論述衝突的爭議，有蔣介石的歷史功過及定位、中華民國是「光復」或「佔領」台灣、對二二八事件的描繪、「一個中國」及我們是否為中國人等等。

         台灣並未經過如前共產國家中共產政權崩潰的過程，這些原共產國家由於原政權的崩潰，長期所建構的論述自然讓位給新掌權者所創造出的新論述，如自由民主等等，舊政權的人也靜待清算，不敢拿舊論述與新論述爭鋒，原先為舊政權宣傳的官僚體制，在這樣的環境下自然也唾棄過去的論述，與過去撇清關係。當然，經過幾年民主自由的試驗後，也會有過去論述借屍還魂掛牌上市的現象，不過經過這一番波折後，這些論述已不再向過去一樣有國家機制在背後支撐，遂在市場上正常的與其他論述競爭。

         由於缺乏了這段清算的過程，台灣有的是政權輪替而非革命，官僚體制自然延續著過去政權的論述，並視之為理所當然，對於新掌權的綠營所建構的論述，當然會予以明謿暗諷，若明著不能對抗也會在暗中予以抵制。這種反應極為自然，若是認同綠營的新論述，身為捍衛著舊論述堡壘的官僚體制，就等於承認自己過去長期都是錯誤的。身為官僚系統的一份子，這樣的處境情何以堪，所以當然會對新論述有所抗拒。

         藍綠之間的根本衝突在這裏，這也才是為何公務人員比例上藍營支持者會遠多於綠營的原因。

         仍希望固守自國府延續下來的論述及史觀的人，自然傾向藍營，認為過去國民黨政權所述全是欺瞞謊言，希望能與過去一刀兩斷，重新創造以台灣為核心的新論述及新史觀的人，自然支持綠營，而許多藍綠爭執的關鍵，如是否為中國人及統獨爭論不過是這兩種史觀下的衍生表象，並非真正的核心衝突。

         藍綠分野反映的是台灣所進行的「漸進式的革命」所帶來的結果，當前的藍綠對峙，雖然苦痛，但總比若進行「斷裂式的革命」社會所要付出的代價要低，所以仍值得忍受。「漸進式的革命」所進行的其實是一種典範的替代，這種替代一定是一個長期緩慢的過程，但往往在不知不覺中，新的典範所習用的語彙就已成為社會的共識，如將外省人包含在內的「台灣人」定義，台灣優先成為主流價值等等，這些現象所反映的就是這種典範的替代與移轉，雖然緩慢，但仍在前行。

         政治人物若能看清這些，便不會急燥，不會急著在藍綠對峙的社會氛圍中勇於表態，畢竟政治人物從政的本心應是要為人民謀求福祉的，不應單純地只為自己謀取政治利益。我們都知道，一個分裂的台灣是無法面對未來強大統一的中國，因此，現實台灣社會最欠缺的是能得到公眾信任、能時時保持清明、總能先公後私、有能力及擔當的政治人物，這樣的政治人物才能在未來整合台灣內部的歧見，帶領台灣面對我們的強鄰：中國。

         我所景仰於去年﹝2006﹞過世的「酷吏」陳定南常說：「如果受人尊敬和受人喜愛不能得兼，寧可選擇受人尊敬」！

         除了令人尊敬外，我更希望能做一個令人信任的政治人物，我深深這樣地自我期許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