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一帶一路的構築

中國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外交活動，建構出南向外交與北向外交戰略系統，以及習近平上任之後的全球外交推動，形成了全球化的外交景象，若以中國為中心，北方外交的地緣發展，便是向著北上蒙古、朝鮮半島，西北俄羅斯，中亞、中東、進入歐洲；南方戰略，則南下東南亞向西轉向印度洋，到達歐洲與非洲，另一條則南向南太平洋發展。
 

（（圖一）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構成圖（省略） 

      圖引自：香港中評網，「一帶一路有助推動中華經濟圈全面發展」（2015-03-15）

       這種外交戰略的地緣性質，基本上與「一帶一路」的地緣藍圖相當吻合，「一帶一路不是一個實體和機制，而是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是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台，…共同打造…。」（高裝網，2015）這表示了中國先由外交開拓區域與全球關係[1]，隨後便是經濟全球化的推展，「一帶一路」應是中國大戰略─先政後經─的長程規劃。

    一、概念緣起與路線圖

       
1997年江澤民便提到「『引進來和走出去』是我們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兩個緊密聯繫、相互促進的方面，缺一不可。」（江澤民，1997）「走出去戰略」具有廣義、狹義的見解。「走出去，廣義上包括了一個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新聞等各領域跨國界的活動，狹義的走出去，主要是指經濟層面的對外投資合作。」（中共商務部網走出去公共服務平台，2013）「一帶一路」便是廣義的走出去戰略。

       
2013年9月7日習近平在哈薩克納札爾巴耶夫大學演講時，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當年10月在印尼召開的APEC會議上，提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唱議。這兩個宣佈地點，便指出經濟發展戰略的西向與南下兩條路徑的透露。

2015年3月中國國務院便發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並列入了《第十三五規劃綱要》內文，成為國家戰略的一環。

       
一帶一路的設計，將大陸各省經濟現況，形成優勢性經濟區域的整合，作為一個基點，沿著地緣經濟的思路，區分南北兩路，並冠以具有歷史文化意義的稱謂─絲綢之路─，具有呼喚歷史作用的意義。

  
中國國內的部分，以北京、西安、新疆、廣東、福建等核心省份作為起點，形成內陸區帶，利如「陝甘綜合經濟文化優勢」打造西安內陸行改革開放新高地；「青寧內路開放型經濟區」等，並透過沿邊、沿海、交通動線，向西、向南進行輻射，形成六大經濟走廊建設（如下圖），包括「中蒙俄、新亞歐大陸橋、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中巴、孟、中印緬六大經濟走廊建設。」（張高麗，2015）等近60個國家[2]的參與。     

資料來源：大公網 張高麗，2015，〈中國規劃「一帶一路」6大經濟走廊建設〉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nd/topnews/2015-05/3012036.html（2015/05/27）原文來於中新社。

 二、一帶一路的戰略思維

  
「一帶一路」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動員國家整體力量，以經濟為主題，帶動其它戰略因素的同步發展，包括了軍事互信機制建立、政治治理形態的交流、文化多樣性的調和、學術與技術互動等，是透過國家整體力量，實現歐亞大整合的規劃與展現，欲達到國際經濟新型態的塑造。

   
中國大陸在發表的《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陸的願景與行動》（後簡稱一帶一路）文件中，分析其文件，可區分五個要點：

（一）「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為主題的新時代」。

（二）「和平五原則與共建原則」，和平五原則是中國大陸在新安全觀中強調平等概念，推進國際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共建原則是強調「一帶一路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要堅持共商、共建、共用原則，積極推進沿線國家發展戰略的相互對接」。

（三） 絲綢之路精神「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的薪火相傳。

（四）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

（五）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的理念，全方位推進務實合作，秉持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3]

    
從以上的原則，可以看到鄧小平的「和平與發展」思想，江澤民提出的「新安全觀」、胡錦濤的「和諧世界與和諧外交」的理念，以及習近平走出韜光養晦，面對經濟全球化所提出積極進取的行動戰略。

所謂「共同」、「共建」也就是將社會學強調的主體間性，向國際社會成員之國家間性的轉化，中國所面對的安全困境轉為主動的去安全化的行動。這也是鄧小平所說的「發展是硬道理」[4]以發展達到制勝的目標，將形成中西部地區與中亞、東歐、西亞的新商貿通道和經貿合作網路，帶動內陸沿邊擴大向西開放，既有助於拓展中國經濟發展的腹地，也可以激活內陸和沿邊地區的經濟發展活力，促進中西部開放型經濟加快發展，形成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霍建國，2015〉因此，一帶一路戰略就不是簡單的為了「去產能」，或者因為外匯增長，恐釀成貨幣升值與通貨膨的短期問題。

 （二）應對貿易保護主義

中國大陸的出口補貼，以及國營事業的營運補貼政策，容易招來進口國家的相對制裁，也就是強徵反補貼、反傾銷稅政策的對抗。擴大對方國家的貿易投資，可以降低貿易保護的有效手段。一帶一路雖視為地緣經濟戰略的謀劃，但基礎還是必須透過國家間的經濟行為來進行，透過相互投資以及中國援外政策的導引，可以減少貿易保護主義的限制。

（三）加速地區貿易自由化

由於受到網際網路技術發展進步影響，先進國家經濟結構對於分割技術的新經濟型態的相對成熟，對於國際經濟組織與規範，先進國家欲進行新一輪的籌劃，對於舊的自由經濟的規範標準有所提高，例如環保與勞動條件原由國家的管理，提升至國際規範條件，加大了發展中國家生產成本的制約與競爭能力。這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是不適應的。
   
一帶一路構想，通過中亞、東歐，中東、中南半島、南亞等地區，發展中國家的數量較多，中國視己為發展中國家，彼此貿易條件接近，較能發揮所長，建立周邊國家，以較為寬鬆的條件，實施「自由貿易區域」的建設，後再轉而進入歐洲高技術的先進國家，以及全球的視野，去適應先進國家較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才是經濟全球化的一條路徑。張榮楠指出「未來將逐步形成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區域、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路，並最終建成「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區（FTA）。」（張榮楠，2016）

（四）增強國際話語與國家形象

一帶一路是中國的方案，配合經濟發展戰略開展，並宣佈成立「絲綢基金會」，習近平在2014年APEC會議上宣布準備400億美元投入基金，其目的是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基礎設施建設、資源開發、產業合作等有關項目提供融資支持。」（習近平，2014）為了能更充裕的調度金融，同時成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獲得57個國家的創始會員共同成立，這也說明了中國在國際環境具有提供「公共財」的能力。

王秋彬認為「國家在國際組織中的參與權與決定權，能夠主導或者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一個國家話語權的大小還與其在國際組織中的存在情況以及影響力有關。」（王秋彬、崔庭赫，2016〉但從王秋彬的具體研究，發現不盡然如此。主要原因是過去中國在國際間都是以沉默相對，應該改變作風，充分的運用國際媒體平台，深化研究一帶一路戰略理論，主動解釋利益攸關方的疑慮，強化主場優勢的話語權。

（待續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