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20大報告指出，要「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複度」，其中闡述中國式現代化的5大特徵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如果兩岸能通過這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合作，必能使兩岸發展更加緊密，兩岸人民更能合作共贏，兩岸人民也更能共用新關的成果。可惜的是民進黨選擇走向「全球化下的鎖國主義」，讓兩岸越走越遠。兩岸如何找回共同的daCd，應該是值得大家集思廣益之處。 

●全球化下台灣的鎖國主義 

蔡英文2016年執政至今，可以看到李登輝的影子，所以民進黨人私下都會自嘲蔡英文時代是「李登輝第二共和」。例如，1990年代正是全球化崛起最關鍵的時代，但是李登輝成為民選總統之後，卻以「戒急用忍」的方式，自絕於中國大陸迅猛起飛的年代，這是最明顯的「鎖國主義」。 

2000年陳水扁執政的時期，一樣以「鎖國主義」對大陸關閉交流的大門，這是台灣經濟開始倒退的最重要時期。 

到蔡英文時代，儘管台灣經濟面臨美中的戰略競爭，但她仍然不重視大陸市場，反而以分散市場為藉口，學習李登輝的「南向政策」，繼續推出「新南向政策」。但是李登輝推動「南向政策」時，東南亞國家還有「東亞銳鋒」的稱號，但是在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原先在東南亞的直接投資資金，卻有七成走上「北向政策」，前往大陸找尋可投資的機會。 

在這種情況下，原先相信李登輝而走向「南向政策」的台商，很多人卻被困在東南亞地區而動彈不得。 

蔡英文上台以後，又推出「新南向政策」，「新南向」和舊南向最大的區別就是增加了印度，但是印度經濟體量有限，反而是中國大陸早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就以一些數據來說，雖然印度經濟是全球成長最快的新興經濟體之一，也是世界十大經濟體之一。以IMF公佈的全球購買力平價（PPP）數據，印度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以美元作為貨幣單位的GDP計算，印度是世界第七大經濟體。 

因此，許多專家均預測到2050年印度將會成為僅次於中國和美國之後的第三大經濟體，並且與美國經濟總量相等。在成長速度方面，印度在2014/15財政年度的GDP成長達7.3%，超越中國大陸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成長最快的經濟體。儘管如此，印度經濟發展的完整性仍不如中國，如基礎建設就差很多，不利經濟發展的需求。

 ●全球化時代台灣的政治經濟 

在全球化的時代，許多發展中國家都走向快速成長的道路，除了印度之外，台灣鄰近的菲律賓，也一樣名列亞洲第三大的成長率，2016年第一季菲律賓的經濟成長率已經超過7%，讓台灣已經不敢再稱自己是「亞洲4小龍」。 

其實，台灣周邊的國家都積極向全球化邁進，唯有台灣的民進黨還熱中於「後殖民」的「本土化論述」。 

全球化所關注的是時空的壓縮，地理疆界的模糊與主權觀念的淡化等，它既是一種政治的、科技的、文化的，也是一種經濟的拓展過程，整個世界經過全球化所構成的綿密網絡，讓世界各地的文化形成一個普同聚合的現象。 

這也促使「現代性」（modernity）呈現出一個新的意義，也就是透過新的理性主義的發揮，讓那些傳統的生活方式，逐漸地被大規模的商品主義給一一打破，過去那種閉關自守的傳統主義也將無以為存。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台灣在資訊產業的發展，雖然超越中國大陸將近30年，但是，從李登輝、陳水扁的「鎖國政策」，到蔡英文也沒有要打破「鎖國主義」的政策，以致於台灣的資訊產業，沒有整體向「現代性」發展，大部份只能繼續停留在代工的階段，而不像中國大陸可以開發出「淘寶網」、「天貓」等新的電子商業，還有微信及支付寶等新的支付方式，讓實體貨幣不再是社會生活中必要之物。 

但是，在「鎖國主義」的後殖民論述觀念中，全球化不過是一種假借資本主義的新的概念，在進行第二次的殖民運動。因此，全球化在他們的眼光中，其實並沒有脫離帝國主義的本質，這就使得一些本土主義者、反全球化者與後現代主義者，有一個反全球化的正當性基礎。 

他們除了開始找尋一種對國家與家園的認同性，也回頭去發揚自己傳統文化的優越性，並從身份政治與意識型態的改造，重新建構一個可以讓自己安身立命的處所。 

從李登輝時代開始，台灣長期的走向「鎖國主義」，使得台灣的政治被統獨一分為二，人口的階級性也被割裂，最重要的是長期在意識型態的鬥爭中，台灣的經濟只能倒退，而失去了創新傳布的功能。於是經濟成長完全由資訊產業支撐，社會經濟不平衡的發展，讓新一代年輕人只能長期處在低薪的就業環境，人口也只會越來越少。 

沒有經濟的成長，人口只會更少，這是低薪階級擔心養不起子女，只能當個「頂客族」，也就是夫妻雖然有雙薪收入，可是不生孩子。目前社會男女工作機會均等，女性婚後不一定非要在家中相夫教子、洗手作羹湯，加上許多夫妻期望婚後能繼續保有自由、簡單的生活模式，不想承擔養兒育女的重任，因此，出現了一群婚後不生小孩的「頂客族」。 

這也是台灣人口減少的因果關係，民進黨政府沒有創造經濟成長的能力，只好向軍公教這些享受到過去18%年金保護的軍公教族群開刀，這跟「不當黨產」處理一樣，都是把刀揮向國民黨，瓦解國民黨存在的基礎，這種明的被稱為「轉型正義」，暗地就是進行意識型態的鬥爭。 

民進黨政府如果繼續採取意識型態鬥爭的方式執政下去，不僅救不了台灣的經濟，也只會逼迫年輕人向外出走，讓台灣永遠走不出意識型態鬥爭的惡性循環裡。 

●美中戰略競爭下全球地緣政治的發展 

「戰略競爭」成為國際政治的重要特徵，主要來自於美國川普政府2017年底發佈的安全戰略報告書，報告書視中、俄為美國戰略競爭對手，戰略競爭的修辭，是被「安全戰略」所含括。

美國2017年的安全戰略報告書中，經濟安全與軍事安全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顯示出美國所稱的戰略競爭，不但指出了對手，且是具有「整體性質」趨向的戰略思維。2019年5月3日美國國家利益網，註銷以〈堅持現實主義〉為題的社論，明白指出「宣導一種外交政策，其基礎是外交、經濟和軍事力量的謹慎結合，以捍衛美國的國家利益」。 

台灣被捲入美中的戰略競爭中，所有的政治、經濟、外交、國防領域也受制於美國的戰略發展。包括美國對中國所發出的「戰略懷疑」，民進黨政府幾乎是全盤接收。例如，美國針對中國一帶一路的港口建設，「國觀智庫」搜集了國際輿情，列舉了10項輿論焦點，其中最具有強烈政治意識批判的包括：「債務陷阱、軍事目的、腐敗與幕後交易、兩難境地、以金融手段施控、透明度、利益分配…。」等七項。「國觀報告」的評論指出，「外媒習慣性的把眼光聚焦在政治問題上，營造了一帶一路中國港口的負面國際形象」。西方媒體的反應，正是一種戰略懷疑的心理狀態。 

然而，在美中戰略競爭的過程中，全球化也發展出「南北分岐」的概念。例如，2023年8月在南非約翰尼斯堡舉行的金磚國家會議，就是一種「南北分岐」的概念，雖然成員是「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國家，在比較明確的去殖民意義上，中國和俄國都不屬於「全球南方」之列。但是在論壇議題的設計上，各國卻同樣針對西方和美國，希望藉由金磚國家成員的增加，表達對西方價值主導的全球化和國際政治的不滿，以及對國際關係多極化的期待。 

事實上，「南北分歧」的概念主要來自美國的維吉尼亞大學，它進入中國的外交語境中也被廣泛使用，並且在部分場合與「第三世界」互為替代。2019年的新冠疫情爆發之前，「一帶一路」在量體上超越所有西方的發展與援助計畫，「南北分歧」經由中國的基礎建設和金融體系的再建構，與中國共同發展出有別於西方現代性進程的「意識的秩序」(order of consciousness)。 

2023年7月25日，王毅於南非金磚峰會表示，獨立自主是「全球南方」的政治底色，發展振興是「全球南方」的歷史使命，公道正義是「全球南方」的共同主張。來自西方語境的「全球南方」儼然已成為中國外交的語彙，並且建構一套屬於中國的「全球南方」意涵。 

中國除了走向「全球南方」之外，中國也透過「一帶一路」重視中亞地區，這方面主要著眼於建構地緣政治經濟的互賴關係，如果有地緣戰略上的目的，就是期望建構一個「全球東方」，以維護俄烏戰爭以後的國際安全。 

所謂「全球東方」，是俄烏衝突以來受到國際關係學界關注的新概念。根據俄裔學者安德列·齊甘科夫的觀察，包括所有中亞國家在內的「全球東方」國家，在烏克蘭危機上頂住美國與西方的壓力，採取不選邊站的立場：既不支持衝突的任何一方，也不加入西方制裁或特別軍事行動。 

據此，齊甘科夫認為不能從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爭奪世界統治權的角度，理解「全球東方」的語境在俄國與西方對抗中的意義。這些國家的政策更多反應了通過互惠和對話，而不是對抗和衝突來尋求新的機會，它們也正在努力阻止這場衝突的蔓延。 

所以，在東西「新舊兩大集團」之間的鬥爭，雖然沒有冷戰時期美蘇鬥爭有立即爆發戰爭的危險，但這場「新冷戰」，中國大陸顯然也有先天下之憂，因此，推動「中國-中亞峰會」，建構包括中國與中亞國家的「全球東方」，也是大陸面對這場「新冷戰」必須有所因應，即所謂「以戰止戰」，這場新冷戰將是一場文鬥的開始，是否會以武鬥作為結束，不知道，但它必然是一場持久戰。 

當然，「全球東方」相對於早就存在的「全球南方」意義更寬廣，它既是具有地緣經濟上的意義，也有地緣政治上的意義。蔡英文政府所推動的「新南向」著眼於經濟意義，為「大舉西進」台商找尋一條經濟新出路。但是，就以東協國家來看，大部份東協國家都還是選擇不選邊站的態度，不會像蔡英文政府把台灣的安全完全寄託在美國的身上。 

●兩岸走向融合發展的途徑 

「兩岸融合發展」雖然是由大陸所提出，但是在馬英九執政時代，如何尋求「兩岸和平共融」早已是馬英九琅琅上口的口號。 

蔡英文執政以後，兩岸無法走向融合發展的主因，當然是台灣受制於美國的反中政策。美國一直把台灣當成美中戰略競爭的前沿，所有對台灣的戰爭的設計與武器都來自美國，美方雖

然不見得希望台海發生戰爭，但兩岸若真的必有一戰，美國當然希望把戰爭局限在台灣島上，2023年來台訪問的前日相麻生太郎就有類似的想法，他的說法是「嚇阻才能避戰，台灣要展現動武的意志」，麻生要台灣有動武的意志，絕非是要把日本捲入台海戰爭，而是要讓台灣人打中國人，這種鼓勵「台獨戰爭」，呈現的是司馬昭之心。 

為了擺脫美日對台的戰略制約，兩岸應該找尋共同融合發展之路。今（2023）年2月大陸提出「全球安全倡議」之後，3月份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又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呼籲堅持文明平等、互鑒、對話、包容，不將自己的價值觀和模式強加於人，不搞意識形態對抗，探討構建全球文明對話的合作網絡。儘管這樣的倡議可能遭到民主國家的非議，但從1997年大陸進行外交轉向之後，如何追求國際和平，已經是冷戰後大陸在國際社會最突出的外交旗幟。 

1997年大陸最先提出「新安全觀」，希望以合作、對話、發展取代強權干預第三世界國家的作為。大陸外交也跟著從單邊、雙邊主義轉向多邊主義。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成立「上海合作組織」與「博鰲亞洲論壇」等兩個多邊的外交機制。 

尤其是過去10年，隨著美國大舉「戰略東移」，習近平更把外交轉向成建構「一帶一路」的「西方外交戰略」，讓大陸的外交除了重視過去第三世界的「南方外交戰略」之外，也走向過去是美國勢力範圍的中亞與中東區域。當然，「一帶一路」主要呈現在「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相對於冷戰結束以後，美國在沒有蘇聯的威脅，特別是在九一一事件發生以後，美國把軍隊投入中東進行反恐戰爭，也讓美國的國力不斷的在中東消磨掉。為了不讓國力繼續消耗在中東，從歐巴馬時期開始採行「重返亞洲」政策，到2021年8月拜登政府從阿富汗撤軍，標誌著美國以武力「改造中東的時代結束」。 

美軍撤離中東之後，便給大陸推行的一帶一路政策留下機會，大陸遂以和平發展的外交逐步介入中東。尤其是俄烏戰爭發生以後，美歐國家全力協助烏克蘭抵抗俄羅斯，中東更留下缺口，大陸積極的搶進中東，習近平更促成伊朗和沙國宣佈恢復外交關係，促成了雙方外交和解。 

沙國和伊朗的外交和解，可說是習近平「西方外交戰略」的首勝，它的重大意義是一帶一路，除了中歐班列之外，未來陸路還可以從巴基斯坦經過伊朗、沙國一直到非洲，讓美國追逐歐亞大陸這塊「世界島」落居下風，尤其是俄羅斯經過俄烏戰爭的消耗，已經無力逐鹿「世界島」，未來中國將成為歐亞大陸唯一稱雄的國家。 

在中國從歐亞大陸崛起之後，大陸更可開放式從東方連結台灣，把台灣經濟發展納入「全球東方」的領頭羊角色，讓台灣人民充分的享受到大陸經濟發展的成果。如此漸進累積兩岸人民的善意，最終必然可以達成兩岸新分的目標。

（本文刊登在祖國雜誌，2023.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