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台灣的總統大選出現一個新現象，那就是「得年輕人者得天下」。這個現象的形成主要是從2014年「太陽花學運」翻轉台灣的政局之後，經過蔡英文7年多「新威權主義」的統治之下，似乎變成再度出現的新規律。 

「太陽花學運」是2014年3月18日至4月10日期間，由台灣的大學生與公民團體共同發起的新社會運動。這次運動由抗議學生主導，他們佔領位在台北市的立法院，還曾一度嘗試佔領鄰近立法院的行政院。 

該項運動爆發的主要原因在於《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遭強行通過審查，而該協議被反對者視為將損害自身經濟利益，並且強化中國大陸的政治影響力。其他參與運動理由還包括要求民主程序、反對自由貿易等。 

「太陽花學運」發生之後，民進黨獲得整個運動利益，2014年的九合一選舉，以及2016年的總統、立委選舉，民進黨幾乎取得完全的勝利。然而，在完全執政之下，民進黨並未在民生利益上多所著墨，反而是開始操作「不當黨產」與「轉型正義」，一路追殺已經奄奄一息的國民黨，讓社會出現一股「討厭民進黨」的氛圍，讓民進黨在2018年與2022年的地方九合一選舉接連兩次吃了大敗仗。 

只是，民進黨在地方選舉吃了敗仗，但在中央選舉卻仍然力於不敗之地。2020年蔡英文能夠連任，當然是拜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所賜，在一股「亡國感」的操作下，蔡英文不僅翻身連任，還一舉獲得817萬張史上最高的選票。然而，蔡英文即使獲得這麼高的選票，為何2022年的地方選舉馬上又吃下敗仗呢？這當然跟蔡英文建構「新威權主義」權力結構有關，那麼什麼又是蔡式的「新威權主義」？它又與民進黨的興衰有何關連？ 

蔡英文的「新威權主義」 

蔡英文政治理念的養成主義是在國民黨的威權體制時期，她能夠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是否取得博士學位還是個謎之下，卻能獲得台灣政治大學的專任教職，當然是國民黨威權體制所給予的方便性。 

1990年代民灣民主轉型期，蔡英文被李登輝納入國安會體制參與了民主轉型的機會。而她在李登輝的國安體制人才濟濟中能夠出類拔萃，主要是因為在1999年的兩國論討論中，蔡英文主張應該從「中華民國憲法」解釋「特殊兩國論」，獲得李登輝的賞識，以致有了出頭的機會。但是，蔡英文的這項主張，也因此得罪主張應以「國際法」解釋「兩國論」的台派與獨派人士，這也是造成後來蔡英文掌權之後，與台、獨派水火不容之因。 

蔡英文與台、獨派水火不容，也促成2016年在總統大選獲勝後，她除了在就職演說中再次強調將依照「中華民國憲法」執政之外，也沒有放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這就讓台、獨派更加抵制她的執政。 

由於遭到台、獨派綠營政治精英的抵制，蔡英文除了有強烈的不安全感之外，能被她信任並納入執政團隊的綠營精英也變得相當有限。於是，她除了和民進黨內最大的派系新潮流合作之外，也向一些不反對她的綠營政治精英招降納叛。結果看似在兩次大選中取得完全的勝利，但是蔡英文的可用之才卻寥寥無幾，因此，7年多的執政團隊，永遠是那幾個熟面孔，雖然不能說是「廖化當先鋒」，但執政人才的取用卻比陳水扁第一次執政時顯得貧乏。 

這種貧乏的用人模式造成兩個惡果： 

第一是，很少更換的內閣與閣員。而內閣成員位子的取得都是「恩寵」而來，變成政策的產出大多以領袖的意志為意志，跟民意形成嚴重的脫節。而蔡英文只要內閣能夠貫徹她的意志，也不在乎民意的反應。其結果是整個國家機器變成是以蔡英文的意志為執政機器，最後就出現了「新威權主義」。 

所謂「新威權主義」從理論層面來說，它承襲196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科學界在國家發展理論的演進，受到現代化理論、國家理論、與威權主義的影響，其中威權主義更是新威權主義理論的源頭。蔡英文出身國民黨舊威權主義，也受到國家理論的影響，她掌控的國家機器仍然是一種以領袖意志為所欲為的統治模式，讓台灣空有民主的形象，卻仍依照權威主義治理國政。 

對此，「亞洲週刊」就曾刊文指出，民進黨政府被該黨創黨元老批評，越來越像戒嚴時期的國民黨。蔡英文變成新威權主義的領袖，強調「全面執政」，但卻變成「民選皇帝」，行政專斷、立法唯諾、司法個人化等。 

在新威權主義的執政模式下，台灣雖然已經擁有形式上的民主體制，但是民主體制存在的前提要件，並沒有成為社會共同的價值。過去威權體制的文化霸權論述，不僅沒有解體，反而在執政者宣稱取得形式民主多數之後，建構新的「正當性」論述。因此，台灣成為民主社會超過30年之後，台灣民主的鞏固仍未完成，這便是「新威權體制」出現的根源。 

更重要的是，新威權體制與舊的強人威權體制不同，得到了形式上多數決民主的加持，正當性較過去更強。使得台灣的政治運作可以做出超越民主國家不敢對在野黨「抄家滅族」的政治報復；更敢於為政黨之私，肆意關掉電視新聞台的舉動，把民主的「第四權」變成執政者私人的工具，這就成為民進黨執政之下，台灣的民主之惡。 

第二是，由於內閣成員很少更換，不僅破壞民主政治中的「責任政治」，特別是有中國大陸對台軍事壓力存在，閣員任何的失政都可以歸咎給大陸，這種「不負責的政治」，已經成為台灣民主政治最大的特徵，也是蔡英文執政7年多以來，為台灣政治立下最壞的示範。 

這種「不負責的政治」，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k Beck）已有深刻的分析。他認為工業社會時代著眼於財富分配與不平等問題相比，但當代風險社會更應著重於避免、減少或最小化我們身邊的各種風險。他進一步在《解毒劑：有組織的不負責任》一書中提到：「有組織的不負責任，是指公司（即生產者）、政策制定者和專家結成聯盟，製造了當代社會的風險，然後再製造一套話語在事後推卸自己的責任」。 

蔡英文執政在「不負責的政治」之下，為台灣製造出來的風險，主要呈現在「五缺」方面，即「缺水、缺電、缺地、缺工、缺人才」，官員面對這些問題不去解決問題，反而找出各種話術推卸責任，這是台灣經濟社會發展最大的問題。 

至於官僚體系受「不負責的政治」影響，官僚體系也變成心灰意冷、菁英的流失，問題益發嚴重。加上綠營習慣不尊重專業、只用「自己人」的意識形態作祟下，高層的專業越來越弱，尤其是政策的產出都含有選票考量，導致問題日益惡化，嚴重侵蝕官僚體系效能，這就出現「國家發展」的政治問題。 

所以，在蔡英文執政7年下來，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都出現問題，台灣的民主體制可能隨時有崩蹋的危險。 

第三是，在蔡英文建構「新威權主義」之下，民進黨可用之才越來越少，在「精英貧困」之下，這就影響賴清德競選的佈局。除了賴自己的競選團隊人才欠缺之外，參與區域立委的人才選擇也陷入困境，讓賴清德不得不祭出「民主大聯盟」策略。 

但是，賴清德所組的「民主大聯盟」惹來不少爭議，有人質疑被徵召者「純度不足」，也有人抨擊被推薦者「私德有虧」。而73席區域立委，民進黨提名徵召69人，另有4席與他黨合作及保留合作空間，民進黨提名小組召集人潘孟安坦言，國會是否能實質過半，將「謹慎以對」。 

過去兩次立委選舉，民進黨獨自提名都可以大舉過半，如今在「精英貧困」之下，卻要與他黨合作才能對席次過半「謹慎以對」，可見蔡英文越執政，民進黨人才越缺乏，這顯然是如死水一般的內閣體系所造成，民進黨內缺乏精英的流動，也不見活水，即使有執政資源，仍然對未來選戰越來越沒有把握。 

國民黨的「俚人主義」

相對於民進黨出現「精英貧困」，國民黨卻往「俚人主義」找尋出路。 

「俚人主義」是2019年我在解釋國民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韓國瑜現象所使用的解釋概念。「俚人」的根源是由美國已故政治學大師杭廷頓所提出，意思是說當舊有的政治結構被打破以後，原先的統治菁英階層潰散，新的「俚人」就在破碎的結構中竄出來。而「俚人」既不是一般的俗民，也非對政治完全不接觸者，他們其實是過去被邊緣化的政治菁英，因為舊結構被打破，他們才有機會再次闖出頭。 

而打破國民黨政治精英結構者，恰好是民進黨處置國民黨的「不當黨產」。民進黨以威權體制下不當取得財產的理由，把國民黨精英結構賴以維生的黨產充公以後，正如毛澤東所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徹底瓦解國民黨長期掌權的政治精英結構。 

韓國瑜就是在國民黨舊有政治精英結構瓦解之後，所出現的典型的「俚人」，他年輕時有從政經驗，雖然沉寂10幾年，但是在台北農產公司以「賣菜郎」的身分經營下，也很快的回復精英的角色，只是在藍營宮廷政治與精英主義不死之下，國民黨舊有精英對他保持若即若離的態度，以致於2020年的總統大選韓國瑜無功而返，最後只能再次無奈的離開藍營的精英階層。 

事實上，國民黨精英結構自威權解體之後就已經逐漸鬆解，2000年連戰、宋楚瑜之爭，讓陳水扁有機可趁低空當選之後，已經出現第一次的解體。2004年連宋合受到「兩顆子彈」的影響再次落敗，最終未能挽救國民黨以宮廷政治和蔣經國提拔台籍精英所構成的舊式政治精英結構的存續。2008、2012年雖然有馬英九成功當選的迴光返照，國民黨威權體制所產生的精英結構終究要走向歷史。 

而韓國瑜第一次「俚人主義」的出現，是以外省籍的非精英角色出現，只是韓國瑜的崛起多少有一種出自外省底層結構，也是曾經在國民黨體制內長期被邊緣化的一群，跟「溫良恭儉讓」的舊式政治精英有所不同。所以韓國瑜的崛起有個人草根性文化的因素存在，特別是韓式語言所帶動的選戰效應，才是他能夠在政壇崛起之因。 

只是，韓國瑜的運氣不佳，2020年的總統大選碰上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再加上民進黨藉以成功的營造出「亡國感」氛圍，讓韓國瑜在選戰中功敗垂成。 

韓國瑜的失敗，並沒有改變國民黨走向「俚人主義」的方向性，新北市長侯友宜被徵召提名為2024年的總統參選人，原本就是「俚人主義」的再度實現。只是這次的侯友宜跟韓國瑜最大的不同就是省籍不同。韓國瑜出自底層的外省族群，侯友宜則是出自底層的本省族群，外加侯友宜拘謹的個性，兩者形成比較大的反差。 

而與侯友宜爭奪被提名權的郭台銘，他雖然出自國民黨外省的經濟精英，結果落敗，可見經濟精英在國民黨的政治結構中還無法佔有一席之地，這恐怕是過去李登輝執政時出現「黑金政治」、「金權政治」的惡劣印象，讓後來的經濟精英不受選民歡迎之故。 

但是，侯友宜被提名以後，在各種民調中他的聲望卻直直落，一直排名在綠營的賴清德、白營的柯文哲之後，如果侯友宜這次選戰不能成功，等於是國民黨兩次「俚人主義」的結構轉型終告失敗，2028恐怕還得再經歷一次新的轉型，這種轉型是否會落在台北市長蔣萬安的身上，值得觀察。 

民眾黨的「無厘頭政治」 

用「無厘頭政治」來形容民眾黨的柯文哲，並不是一種鄙視，它主要是受到「無厘頭文化」所影響。所謂「無厘頭文化」是指以一種充斥草根式笑話、觸動受眾神經質的幽默表演，並利用表面毫無邏輯關聯的語言和肢體動作，表現出出人意表、看似矛盾的行為方式，用以嘲諷別人或是製造一些氣氛等。 

而「無厘頭政治」是因為網路社群年代，政治人物為討好廣大鄉民，不少民意代表問政猶如網紅，像是爆乳、無厘頭、奇裝異服等現象頻傳，雖然順利博取網路高聲量，但問政表現兩極化，也引發正負評都有。一般相信，地方民代比較常出現「抖音化、綜藝化」現象的「無厘頭政治」，主要是因議員為複數選區選制，為求曝光，議員以各式各樣方式展現個人色彩，只要吸引到部分選票就可以過關，導致出現走偏鋒的競選花招。 

這種現象，當代美國主要思想家之一的雅可比（Russell Jacoby），他的著作《烏托邦的終結》裡就舉列說明，現在有一種人缺乏知識的專業條理，他們看起來在小地方似乎有些小聰明、小點子，但在大方向上則是錯亂顛倒。他並用「零售清醒，批發瘋狂」來形容這種現象。 

柯文哲就是台灣這種「無厘頭政治」的主要代表，他的行為語言「抖音化」，反而受到台灣年輕族群的喜歡，讓他的聲望可以一直高居第二。 

舉例來說，柯文哲曾經在出席台北花市舉行的萬花祈福會後受訪表示，因為台灣每年燒掉約3萬5000噸的金紙，相當於1.5隻哥吉拉的重量，而拿哥吉拉的體重來和燒金紙的數量比較，柯文哲說只是個聯想而已，他還說反正自己「本來就很無厘頭」。 

柯文哲用哥吉拉來比喻燒掉金紙的重量，主要是想說明拜拜「減香」的必要性，避免製造環保問題。他說，我知道這件事無法在短時間內立即做到，但期盼至少能先減少數量，希望民眾能以花代香。柯文哲還說，目前龍山寺的香爐也都有減少，希望未來大家能從原先習慣的三炷香減少到一柱香就好，「台北還是要朝一個環保文明的城市前進」。 

當然，「抖音化」的「無厘頭政治」可以讓柯文哲廣受年輕人的喜愛，但能否完全轉化成選票，目前還難評估。但是，台灣年輕人之所以喜歡柯文哲的「無厘頭政治」，也許他們已經討厭藍綠惡鬥，也不想再見到民進黨「新威權主義」執政的延續，這才是年輕人反民進黨一股最大的心理想望，也是影響2024選舉最大的變數。

（本文寫給祖國雜誌，2023.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