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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2/29 19:48:05瀏覽676｜回應0｜推薦0 | |
11月24日台灣舉行的九合一地方選舉已經出爐，雖然國民黨取得絕對的勝利，但是在這一場選戰的過程中，由於傳統的藍綠政治並不太明顯，以致於選前藍綠兩大黨的支持度並沒有特別突出之處，反倒是以白色力量為代表的「柯P現象」，在藍綠的夾殺中柯文哲還能勝選，顯然台灣傳統以藍綠認同作為政治指標的思考，已經逐步退位。 而在選戰中另行崛起的韓國瑜，在選戰中不斷突出個人特質，不僅捲起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韓流」，還以他特有的「俗民政治」代替國民黨傳統「宮廷政治」的選舉模式而勝選。未來柯P的白色力量與韓流合流所形成的一股新力量，在九合一選舉之後，必將與藍綠政治繼續共存下去。 那麼什麼是「柯P現象」呢？日本《朝日新聞》在選前的10月11日就曾大篇幅刊登柯P的專訪，該報不但以台灣是否吹起「無黨派旋風」為題，分析在藍綠兩大黨支持度低迷的狀況下柯文哲「存在感增大」，使他成為參選2020總統的熱門人選。而「韓式俗民政治」所掀起的「韓流」風潮，也將與「柯P現象」共同影響台灣的政治發展。 當然，造成「柯P現象」與「韓流」產生的底層原因，跟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一再被突出的身份政治有關，當身份政治的操作越加強化，新的認同必須尋求新的指標才有出路，而柯P與韓國瑜就是這個新指標的希望所寄，這也是他們能在選戰中廣受民眾青睞之因。 身份政治的提出 冷戰以後「身份政治」一直影響著世局的發展，主要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90年代冷戰結束初期，它是以小國內部的族群衝突影響著國際政治的發展；第二階段則在2000年新世紀以後，它影響大國內部的政治發展，而大國內部身份政治的發展到極致，最終產生「川普主義」的國際民粹主義的氾濫，讓2016年以後的國際社會大舉向右轉。 其實，1990年代身份政治對國際政治的影響深遠，以致國際社會充滿著小國之間的殺戮，外加大國從中干預，讓當時的國際社會充斥著衝突與和解的雙重變奏，而美國也在這個混亂的世局中，以武力的使用逐步建立起能夠主導國際秩序的超級霸權地位。 但是進入21世紀以後，身份政治開始往大國的國內政治發展，尤其是2004年美國學者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發表一本探討美國認同的書《我們是誰：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以後，身份政治開始被關注影響美國國內政治、社會發展的困境。 杭亭頓在該書中指出，美國是由說英語的盎格魯薩克遜民族所建立的「拓荒者」國家，後來的「移民」，只是加入這個國家而已。杭亭頓擔心愈來愈多的拉美裔移民正在改變美國的語言、價值、文化和制度，讓美國變成是一個兩個社會、兩種文化與兩項價值的國家。 2018年師承杭亭頓的日裔美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繼1992年出版著名的《歷史的終結》一書之後，又出版一本專門探討身份政治的書《認同：尊嚴的要求和憎恨政治》，把探討身份政治影響國內政治的議題又推上討論的高峰。 而福山在《外交事務》2018年9、10月號所發表的一篇專論《反駁認同政治--新的部落主義和民主危機》就認為，認同政治問題就是近年來人權主義高漲之下，造成傳統文化、宗教、族群、貧富、階級等矛盾加劇與衝突逐次升高的現象，再加上當代全球化、多元化、多邊化等追求自由人權的理念出現，導致世界各國的移民、難民、男女、同性和中性等少數族群不同的身份，在人權認知和認同中產生更嚴重的矛盾和衝突，而其中所衍生的政治正確、民粹主義等權勢因素卻互為因果，它們正衝擊、扭曲、傷害了民主政治正常運作的規律。民主制度無法有效的因應這些現象，即將面臨崩潰的危機。 所以，身份政治從國際社會到國內社會，它像是一股幽靈，正影響著人類社會的生活，也在改變這個世界，讓世界更趨向尖銳化。 身份政治對國際社會的影響 那麼國際社會身份政治又是如何發展的呢？從後冷戰初期開始，在杭亭頓所稱「第三波民主」的發展之下，一些邊陲國家在民主轉化的過程中不斷的發生對立與衝突，它所呈現的本質更像是「後革命氛圍」的情境，不管族群身份的認同，或是「中心-邊陲」的區域認同，「第三世界」已經很難再作為民族生存空間的解釋架構。 因此，冷戰以後新的民族主義認同的對象已經不再是「第三世界」，或是民族國家這種集體身份，反而是趨向於單一民族身份的界定，當個別國家感受到內部不同族群轉向對特定集團產生認同時，民族主義就變成了一種政治問題。 相對的，邊陲國家內部所興起的「認同團體」（identity groups），他們構造出一種「心理社群」，讓他的成員可以基於一些共同的歷史經驗與文化價值，而擁有一個持續的利益與認同感。只是大部分的認同團體在當時的國際社會中，都處在沒有受到國際承認的國家中，而且許多認同團體也淪為被歧視的對象，這使得他們必須建構新的國家體系，以維護自身的利益與認同指標。冷戰以後兩岸關係的衝突與對立，也是在這個脈絡中呈現。 另一方面，「認同團體」由於過去曾經受到不平等的對待而心生怨懟，他們只好一再地組織政治團體來對抗政府或其他族群，用以保衛或促進自己的集體利益，於是族群在身份政治的作祟之下，就由和平的政治抗議，逐步演變成暴動或恐怖活動，最後更可能惡化成游擊戰或內戰。 這種族群身份政治的攻擊行為，在冷戰時期他們是針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冷戰結束以後，因為兩極體系藩籬被拆除，他們就轉向去攻擊國內佔據優勢的異民族統治集團，造成國家內部的衝突加劇，這也是邊陲國家內部會發生種族屠殺的根源。 在新世紀以後，除了杭亭頓所警示的美國內部拉裔族群跟美國社會隔離所造成的衝突之外，福山最新論著所指出，在一些民主國家內，左右兩派都在搞身份政治，也都不能正確地解決財富不平等這個根本的癥結，這就使得左派的身份政治造成社會碎片化，右派的身份政治又與多元化為敵。 而這些變化，都在某種程度上與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和技術偏移有關。但它們也植根於另一個不同的現象，就是身份政治的崛起。總之，20世紀的政治是由經濟問題所決定。左派政治集中在工人、工會、社會福利計畫和再分配的政策上，右派的興趣主要在於減少政府規模、促進私營業務。 如今，經濟或意識形態對政治的影響，不如身份問題來得重要。在許多民主國家裡，左派更少關注創造廣泛的經濟平等，而更多的關注促進各種邊陲群體的利益，例如少數族裔、移民和難民、女性和同性群體。與此同時，右派的核心使命則重塑捍衛國家認同，這種愛國主義的呈現，往往與種族、民族或宗教因素相關。 同樣的，2016年以後身份政治所化身的另類民粹主義運動興起，使得美國社會更趨向分化，這也促使川普能夠當選美國總統的環境因素。耶魯大學教授蔡美兒（Amy Chua）就以「部落主義」（tribalism）來評論川普崛起的現象。 蔡美兒說，與其他靈長類動物一樣，人類是部落動物。我們需要從屬於群體，這也是我們總喜歡加入俱樂部和組隊的原因。一旦人們與群體相聯繫，其身份會與該群體牢牢綁在一起。即便無法獲得任何個人利益，他們也會尋求使群體成員受益。他們會無償地懲罰外人，為群體犧牲，乃至殺戮和死亡。 她還說，部落的本能就是身份認同，川普的許多選民在直覺上與他認同。他們認同川普說話和穿衣的方式。他們認同川普魯莽的行事風格，甚至是當他被抓到犯錯、誇大其詞或說謊時也是一樣。他們對川普的政治不正確、不夠女權、讀書少、愛吃速食等被自由派攻擊的一些現象都產生認同。 這就是當前美國社會的普遍現象，美國人民認同川普的政治不正確，是因為他們認定自己屬於跟川普一樣的某個群體或部落，他們因此不顧一切地去捍衛這個群體的立場和利益，替自己的部落辯護，而不去尋求和敵對部落對話或和解。而這種現象反應在川普對中國打貿易戰，也是採取咄咄逼人之勢，卻不去尋求和解的可能性有關。 台灣身份政治的趨向 由於受到身份政治的影響，冷戰後台灣所啟動的民主化，本質上就是一種追求認同政治的過程。李登輝就說過，民主化就是一種本土化，也就是民主化是要向台灣這塊土地尋求認同的過程，這也是導致台灣越是民主化，就越走向去中國化之因。 這是因為台灣的民主化的內涵，一直隱含著很深的身份重建與國家建構的意義結構，所以在政治的操作之下，台灣的民主化就轉向先要求去中國化，爾後才是追求民主的生活方式。因此，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凡是有關中國的任何事物，都是被去除的對象，不管是過去的中國、現在的中國，都是無法被容忍存在台灣社會的圖騰，只有勉強的保留一點「未來中國」的想像空間。 就因如此，本土化的概念在台灣的發展，並不是作為一種文化或相對於全球化所進行的反思對象，而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解釋工具，也是一種掌握國家機器所應有的「文化霸權」，結果本土化就被簡單的化約成兩種思考：一是，本土化＝獨派→本省人或本省黨→反殖民（反中國）→反一國兩制→民主→擁護本土政權→維護台灣利益；二是，非本土化＝統派→外省人或外省黨→外來的→殖民（認同中國）支持一國兩制→反民主→反本土政權→出賣台灣利益。 藉由這種二分法的劃分概念，本土化的追求在台灣就被視為是一種「運動」來進行，過去民進黨在本土化運動中所追求的獨立建國目標裡，他們透過對「人民」與「土地」的重新解構，把它們變成是民進黨所試圖掌控台灣政治地位解釋權的兩項重要指標，也是凝聚少數團結的一種終極力量。 在「人民」方面，民進黨透過「台灣意識」的建構，逐漸確立生長在台灣的人民所該具有的主體意識，並向「台灣人」的身份認同上轉化，這種弱勢群體爭取平權的「身份政治」所引用的抗爭策略，確實讓「台灣人」得以脫離「中國人」這個一直被慣用的標籤，也瓦解了國民黨的威權體制進而促成台灣民主的發展，更讓民進黨有機會取得執政權。 同樣的，民進黨在第一次執政之初，也利用「停建核四」議題的炒作，作為他們爭取台灣這塊土地解釋權的一種鬥爭策略，也是實現他們執政正當性的一種工具，所謂「非核家園」的建構，變成是民進黨建立另一種正當性的藉口。 當然，弱勢群體的鬥爭策略必須藉由「烏托邦」的理念開啟，因此「非核家園」的訴求，就是一種烏托邦的具體實踐，在民進黨邁向獨立建國的路徑上，它變成是一種執政的現實利益，也被視為是一種追求本土化的最終價值。 然而，台灣這種以身份政治實現「國家」建構的目的，卻讓民主化的發展走入激進政治的範疇，也是許多發展中國家共同經歷的陣痛。當統治者和反對者共同開啟民主，其實反對者被恩賜的成分要比革命的成分還多，民主化既然是為了實現國家建立的目的，民主就變成雙方無法共治、共享的政治，在單一政黨獨佔絕對權力之下，民主化之後的國家還是少數人的國家，而不是多數人的國家。 於是，舊的統治者雖然交出了權力，但在轉型正義的操作下，因為社會的斷裂，以及不同群體無法共容，它們必須在民主的進展中繼續鬥爭，雖然這些團體的力量，都是「新國家」建構過程中的組成部分，但他們也會為一種具有排他性的、視少數派群體為「異己」的意識形態提供保護傘。 同樣的，這種斷裂與身份政治的存在，不可避免的也會在民主化的過程中被充分表達出來，造成民主化與民主生活反而是鼓勵了斷裂與身份政治產生一種矛盾的現象，他們甚至還以「多數極權」與怨恨的方式表現出來。 民進黨在2016年重新執政以後，包括追討國民黨的「不當黨產」，以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就是要對國民黨進行斷裂的操作，也是一種「怨恨」的展現，這種充分「追殺」國民黨的行為，已經不是一種民主的運作，而更像是革命式的「抄家滅族」的作法，這也是台灣雖然已經進入民主時代，但是民進黨經由「民主程序」所通過的「促轉條例」，卻產生一個被民進黨自己人稱為「東廠」的封建機構之因。 所以，民主如果是採取高度的「身份政治」操作，就會是急風驟雨，而不是真正容忍與妥協的民主真諦，如果民主再加上「民粹主義」的操作，那就會變成是另一種革命手段，而不是要實現民主的生活方式。2016年從美國總統川普當選總統之後，他的操作模式，已經完全脫離了民主的範疇，而是另一種民主革命的表現。這種「民主革命」也就是前面所述的「部落主義」，它不僅讓民主生病了，也造成民主的危機。 很不幸的，台灣在民進黨重新執政之後，也走向川普式的「部落主義」， 讓台灣的民主更像是「民主革命」，在執政黨極力追殺反對黨的操作之下，台灣的民主已經陷入像是傳統部落廝殺的境地，執政黨與反對黨無法共容，藍綠政治運行到最後，只看到「身份政治」的不仁，卻看不到權力的共享，這也是台灣的藍綠政治會遭到人民唾棄的原因。所以拋棄藍綠政治，尋求新的彌合力量，就變成台灣以青年族群為主體的新興社會階層的一種想望，這也是柯P所代表的白色力量與「韓式俗民政治」能夠廣受青年族群歡迎之因。 事實上，當前台灣社會所呈現的政治現狀，正如福山所說，現在的世界同時走向兩種相反的「反烏托邦」狀態，一種是高度的中心化，另一種是無休止的分裂，兩種現象並存在這個世界，讓這個世界更加複雜化。而台灣內部的政治現狀也是如此，柯P的白色力量與韓國瑜突出俗民政治的作風，都是超越藍綠的中心化指標，而藍綠政治卻是無休止分裂持續存在的象徵。兩種現象透過網路的虛擬社群持續主導當前台灣的政治發展，每個人置身其中，也不自覺的被捲入這個大洪流之中。 而由身份政治建構出來的白色力量與俗民政治，正與傳統的藍綠政治分庭抗禮，由於各方缺乏有共識的目標，他們各自發展，短暫之間並無法看到誰能翻轉誰，這也是中心化和分裂現象能夠並存在台灣，卻看不到可休止的臨界點之因。由此也可理解，九合一選舉柯P與韓國瑜雖是最後贏家，但在身份政治還主導台灣政治發展的情況下，各黨派與個別的政治人物在權力的競逐中，誰都不可能是最後的贏家。 （本文刊登於祖國文摘，2018.12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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