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總統自從2016年五二○上台以後，不僅積極的推動「新南向政策」，也以「維持現狀」的主張，希望與中國大陸展開對話。可是就因為她不接受大陸所主張的「九二共識」，兩岸的氣氛不斷逆轉。
 
人們原本期待蔡英文在今年五二○就職周年時，對兩岸關係的僵局能夠釋出一些善意，或提出一些解方，但這個期待還是落空。蔡英文不僅無意改變現行路線，反而還走向更強硬。
   
蔡英文的核心論述是，台灣已經民主化，有關「一個中國」並非她說了算，習近平必須擺脫窠臼，對一中原則釋出彈性空間。她也反覆申論：「這是個不一樣的世界」，所以中共領導者必須拿出不一樣的作為。
   
至於蔡英文心目中所謂的「不一樣的世界」，可能就是正在全球蔓延的以「去中心化」為特徵的民粹主義。這在台灣，則表現於民眾支持台獨比率的升高。她認為依此趨勢，習近平必須作出讓步，否則便是「違逆世界的潮流」。

●蔡英文拒絕「金錢外交」

可是中國大陸對台灣的作為並未如蔡英文所願，2017年6月13日中共外交部長王毅在北京與巴拿馬副總統兼外長德尚瑪洛簽署「中巴建交公報」，巴拿馬並與台灣斷交。王毅對此表示巴拿馬政府作出這一重要政治決斷，完全「符合時代發展進步的潮流」，完全符合國際社會形成的「一個中國」格局。
   
一個是「違逆世界的潮流」，一個卻說是「符合時代發展進步的潮流」，兩岸新一波的較勁顯然已經展開，所以蔡英文針對台巴斷交說：「儘管失去了一個盟邦，但我們拒絕以金錢競逐外交的態度不會改變」，她更批評大陸說：「附和北京當局的邏輯，無異是向威脅屈服，更將扼殺我們自己的生存空間」。所以堅持與大陸進行「金錢外交」是蔡英文批評中巴建交的主軸。只是兩岸過去從事「金錢外交」，為何會變成蔡英文痛惡的物件呢？
   
其實，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處境一直相當困難，所以從兩蔣時代起，在「外交國數字的迷思」之下，就不斷的動用外匯存底去鞏固邦交國。李登輝與陳水扁時期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對邦交國更是出手大方。例如，1997年9月巴拿馬召開國際運河會議，當時李登輝未受邀，就以金援1.5億美元換取出席及致詞。而陳水扁、馬英九出訪邦交國之前，也都備妥援助計畫，絕對不會空手到。
   
蔡英文上台以後，就曾表明：「傳統定義裡面的金錢外交早就已經結束了，而且不應該存在」，她還說，因為台灣已經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台灣，做的很多的事情，必須要受到檢驗，也必須受到法規的約束與受到國會監督，所以她堅持不做「金錢外交」。
   
事實上，台灣的「金援外交」是從「援外政策」轉向而來，過去因缺乏法制化，以致於漏洞百出變成「金錢外交」，直到2009年5月馬英九政府才正式對外發表第一本「援外政策白皮書」，確立未來台灣援外工作將以「進步夥伴、永續發展」為政策主軸，並以明確的目標、策略與作法，建立專業及有效的整體援外制度。所以，「金錢外交」不可行，但是「援外政策」卻不能停擺，這是一種國際責任。
   
當然，台灣需要有一個「國際空間」的思維，主要是在冷戰結束以後，李登輝當政時期，為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必須為台灣找到一個「後院」，以扭轉台商過度前往大陸投資的方向，這也是影響後來台灣外交走向一個很大的轉變，那麼在1990年代台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讓台灣急於向外尋求發展？當時國、民兩黨又提出什麼樣的戰略思維，讓台灣逐步在國際社會走向跟中國大陸對抗的道路？這一切當然必須從頭說起。

●李登輝的「戒急用忍」

冷戰結束以後，台灣對地緣戰略的思考有了一個全面性的改變，這個改變主要是源自於兩個基本的假設：一是認為冷戰後政治性安全問題的重要性漸為經濟性問題所取代；二是認為超級霸權所主導的全球性權力結構將被區域性權力結構所接收，這也意味著區域性政經力量的互動，尤其是經濟權力將淩駕於以往全球性政治權力的運作。因此，台灣的戰略選擇就一直被樂觀地期待為可以採取政經分離的戰略，讓台灣主動靠向美國的勢力範圍，並藉著美國的力量向開發中國家擴展。
   
冷戰後最早提出台灣新地緣戰略觀的是台灣學者李文志，在他所著的「台灣的亞太戰略」裡，他認為台灣可以採取「南聯、西和、北進」的政策，透過各種區域經濟組織，尤其是APEC的運作，把東協、紐澳作為台灣發展的「大南方」，在這樣的戰略佈局下，台灣就可以成為「北方」的美、日等發達國家的仲介橋樑，當台灣的仲介位置確立，便能形成一個「仲介--緩衝」的地位，迫使中國大陸主動尋求與台灣在政治上和解，在雙方「合則兩利」的前提下，中共將會以經濟理性取代政經邏輯的思考模式，如此就可確保台灣安全。
   
只是，在這樣的地緣戰略規劃中，「南聯、北進」是由台灣採取主動性，「西和」卻是被動的等待中共的和解，使得李登輝時代的國民黨政府雖然接受了這個戰略構想，卻把它改成一方面採取「南向政策」，一方面卻對中國大陸採取「戒急用忍」的不平衡戰略，於是台灣的發展被導入東南亞，而忽視西邊崛起中的中國經濟實力。
   
結果是台灣在選擇把自己定位成南北仲介橋樑之時，政策上也維持向美、日傾斜，發展上則向南方邊陲國家靠攏，這種戰略定位把台灣陷入既非已開發，也非開發中國家的困境，台灣的角色除了繼續扮演冷戰時期美國圍堵戰略中「海島防禦」的先鋒之外，就只能認定日本是最能領導亞洲，並期待建構以日本為首的「雁行戰略」發展型態。
   
於是，整個「南向政策」其實更依賴美日同盟所給予的安全保障，也背離了李文志原先規劃「南聯政策」的區域連結戰略，無法讓台灣周旋於美國、日本、大陸與東協等國家間的互動，讓台灣失去在亞太地區競逐權力的機會。
   
畢竟，在1993年以後，美國逐漸採取對中國進行「積極交往」的政策，一直到1997年雙方更建立了「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促成美中兩國在經濟上更行互補，安全上也具有合作性。台灣所面對的壓力已是來自於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東西拉距」，而不是南北「承上拉下」的仲介角色，也就是缺乏「西和」的功能，台灣戰略縱深就缺少全方位的座標意義。
   
這不但使得台灣在政治經濟上的地緣戰略失去主動出擊的動力，處境上反而更為艱難。雖然後來國民黨政府又推出「亞太營運中心」的構想進行補救，但因為「戒急用忍」的政策沒有鬆綁，在缺乏大陸參與和1997年所爆發的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下，「亞太營運中心」的政策最後也變成一項失敗的政策。當然，政府政策失敗的效應，反而造成企業反向更往大陸投資的後果。

●民進黨的「強本西進」
   
針對這種戰略不平衡的狀態，1997年10月民進黨在黨主席許信良的領導之下，曾發表一項「跨世紀建設藍圖--國土發展計畫」，改采主動性發展，回到把台灣建設成「海陸介面、東西橋樑」的角色。

這個戰略構想，基本上是承認台灣的定位「不是中心，也不是邊陲，而是東西兩大文明以及海權、陸權交會的仲介地位」，因此主張把台灣劃分為北中南東4大區域向國際擴展，其中北區作為亞太經貿的資訊流通樞紐，中區則作為經略華南的產業技術通路地區，南區則作為面向世界的南方港灣基地，東區則作為環太平洋的軟體休憩綠廊，讓台灣具有全方位的國際發展空間。
   
同時，民進黨內以許信良主席為首的美麗島系，也提出「大膽西進」的主張，以彌補「西和」的缺口。在政治戰略上他們以「歷史終結論」的世界觀出發，希望順應國際潮流，不淪為國際異端，不挑戰國際秩序，不刺激中國，不談台獨。在經濟戰略上，接受經濟自由主義的觀點，期待以投資中國市場為主軸，帶動台灣產業升級的邊際效應。
   
這就形成一種「經濟實體化」、「政治虛擬化」的戰略觀，也是以經濟為主軸，不談政治、不碰政治問題，讓政治問題模糊化。這種論點其實是美國對中國所採取的把經貿與人權議題分開處理的「積極交往」模式的翻版，並沒有跳脫冷戰終結以後兩岸在政治上的歷史缺口。它也是一種在全球化架構下，以經濟為取向的發展模式，忽視台灣內部正在勃興的本土化運動。
   
就因「大膽西進」的主張有上述的缺陷，於是民進黨內以「新潮流系」為主體的派系就發出強烈批判，他們另外提出「強本漸進」的主張加以抗衡。「強本漸進」的主張，在政治上是強調「歷史未定論」，認為冷戰雖結束，但卻呈現和解與衝突的失序狀態，因此認為台灣應持續凝聚國民意識，突破中國的外交封鎖。在經濟上，則接受經濟民族主義的觀點，期待以改善國內投資環境、研發與教育經費的投入為主軸，以創造產業升級，強化國民經濟的自主性，並與中國保持距離，避免造成被中國經濟磁吸的效應。
   
由於「大膽西進」與「強本漸進」的觀點形成兩極對立的狀況，1998年2月民進黨內部就舉辦了一場「中國政策辯論會」，雙方修正自己的觀點，最後凝聚成一個「強本西進」的共識。「強本西進」主要的共識呈現在應該與中共進行全方位的談判，而不僅是在三通方面的談判，其中更具體的主張是「不接受一個中國政策」，也認為主權不能作為談判的標的。
   
可以說，「強本西進」的主張是一種「政左經右」的模式，經濟上期待與中國連結，政治上卻希望遠離中國。這種型態的交往模式，並沒有脫離政經分離的思維，也反應全球化時代，台灣受到全球化與本土化激蕩的矛盾處境。它的進步之處，在於民進黨雖然仍主張採取政經分離的交往模式，但卻比國民黨的「戒急用忍」政經雙禁制政策要來得進步一些。只是，其中也顯現了民進黨雖然主張經濟上應勇於與中國接觸，但政治上仍呈現長久以來存在台灣社會的「恐共症」。

●蔡英文式的「戒急用忍」

由於民進黨有「強本西進」的政策主張擺在那裡，加上蔡英文總統在李登輝時期，一直擔任李登輝總統府的國家安全會議幕僚，所以她除了受到李登輝對大陸推行「戒急用忍」政策的影響之外，蔡英文也替李登輝規劃出1999年7月9日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所提出的「兩國論」。

就因為有這個因果關係，蔡英文除了在對岸眼裡背負“兩國論”原罪外，她對於中共外交操作的反應，也如同李登輝對中共採取「戒急用忍」的政策一樣。例如，蔡英文在台灣與巴拿馬斷交以後，她除了開始嚴審大陸官員來台交流之外，也對台灣的退役將領到大陸訪問採取嚴格管制的措施。
這項規定不僅是對兩岸政策再度采剎車，也是對台灣退役將領到大陸接受中共「統戰」的反動。

只是，嚴審大陸官員來台與管制退役將領登陸，這本來就是蔡英文接受李登輝「戒急用忍」的一種操作模式，如果蔡英文無法擺脫李登輝「戒急用忍」的魔咒，兩岸關係未來趨向更緊縮，想必是無法脫離的宿命。而這對於台灣前途來說恐非佳音。

（本文刊登於多維月刊TW，2017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