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1年前，美國一些政治學家在耶魯大學探討「美國民主是否會崩潰」的議題，幾乎每個人都認為，美國民主制度在社會、文化以及經濟各面向都正在走向崩潰。其中尤以社會凝聚力明顯衰退，民眾比以往更加分裂，以及民眾不相信政府，不相信選舉制度，而川普又破壞了一條條的民主原則，這些都是被為會造成美國民主崩潰的主因。如今這些問題似乎也在台灣重現，是否也意味著台灣的民主也可能走向崩潰的命運？

從美國總統川普上台以後，美國的政治學者所關切的問題，不再是民主鞏固的議題，而是美國民主是否會崩潰的問題。而被認為可能導致美國民主崩潰者，恰恰就是川普本人，以及他所製造的國內與國際社會問題，這些內外環境的改變，正是可能導致美國民主走向崩潰的危機之途。

美國民主的內部性危機

先來看看美國國內的問題。從2004美國已故的國際大師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他所出版的「我們是誰」（Who Are We ：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一書中，就提出了拉丁美洲移民對美國文化和認同的挑戰。亨廷頓認為，美國是由說英語的盎格魯薩克遜民族所建立的「拓荒者」國家，後來的移民，只是加入這個國家而已。亨廷頓擔心，愈來愈多的拉美裔移民正在改變美國的語言、價值、文化和制度。應該說，這種觀點並非亨廷頓個人觀點，而是一種代表性觀點，反映一些精英對美國民主喪失白人主體階層支撐的焦慮。

相比於亨廷頓等一些美國精英的一律是針對拉美移民的疑慮，但在耶魯大學的討論會中，杜克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庫蘭（Timur Kuran）則提出，我們面臨的真正危險不是民眾不再信任政府，而是不再信任彼此。庫蘭稱這個問題為「不寬容的社群」，他表示如今的美國有兩個這樣的社群：涉及種族和性別平等議題的「身份政治」激進分子，以及抵觸移民和文化轉變的「本土文化保護者」同盟。所以美國社會內部的分裂性，被認為是可能導致美國民主崩潰的原因之一。此觀點確有其道理，眾所周知，民主體制的健康良性運轉，依賴於社會主體階層有必要的重疊共識。可近年來美國愈來愈撕裂，不同黨派之間越來越難以相容，尤其是川普上任後更是如此。

而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貝爾梅奧（Nancy Bermeo）則提出警告說：民主制度不會崩潰，崩潰這個詞「指的是一個缺乏意志的過程」。而民主走向滅亡的原因恰恰是人們有意識地作出的一系列決定。也就是民主走向滅亡常常是因為當權者把民主制度視為天經地義，逐漸脫離了民眾。他們的利益與投票者不再一致。他們推行的政策只對自己有益，卻傷害了廣大人民。貝爾梅奧還表示，如果這種做法持續的時間過長，就會培養出一個憤怒而充滿分歧的社會，離崩潰只有一線之隔。

另一位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吉布拉特（Daniel Ziblatt）則認為，民主制度是由許多不成文的規則和慣例支撐起來——例如對法治的堅持，新聞自由、三權分立、言論、集會、宗教和所有權的基本自由。而這些準則就是一種「民主的柔性護欄」。他還表示，民主制度的毀滅就是從打破這些不成文的規則開始。目前看來，川普的許多作為，正在打破這些不成文的規則，這也是美國民主所面臨最大的危機之一。

美國民主的外部性危機

美國民主除了面臨內部性危機之外，外部性危機也威脅著美國民主的正常發展，被討論比較多的是「新冷戰」問題。

事實上，從川普啟動對中國的貿易戰以後，討論「新冷戰」的聲量就大了起來。一年前，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客座高級研究員卡普里（Alex Capri）就認為，一場即將到來的美中貿易戰只是一個更大、更重要的敘事方式中的一個小組成部分，即北京與華盛頓之間日益加劇的地緣政治競爭。同樣的，這個世界正讓人目睹一個數位軍備競賽的初期，一些人甚至會稱之為一場「新冷戰」。而處於這場競爭中心地位的是技術創新和智慧財產權。

如今看來，中美貿易戰已經成為現實，並且越陷越深。

除此之外，特朗普早在競選時期就大肆宣揚「美國優先」，抨擊全球化，帶有鮮明的孤立主義和貿易保護傾向。2017上任以來，他又帶領美國頻繁退出各種國際組織，與包括歐洲、日本等盟友在內的半個世界發生貿易紛爭，令他本人和美國日趨孤立，國際形象和公信力陷入困境。英國《金融時報》稱，美中貿易戰出現關鍵性轉向。歐盟及日本加入美國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控訴中國「強迫技術轉移」的戰線。而「七大工業國家」（G7）在今年6月會議後，川普政府相繼與歐盟和墨西哥展開貿易戰停戰協定談判，也尋求與加拿大的和解，顯示美國正在糾集盟友，共同對抗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

而前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家張煒則直指，當今世界再次分為兩個陣營：一個是以美國為首的傳統自由民主陣營，另一個是包括中國、俄國、伊朗、朝鮮、敘利亞、土耳其等國在內的的陣營。後一個陣營的政治光譜是從選舉強人到極權強人主導的體制，其中，中國的相對經濟實力最強，而且正在通過「一帶一路」等戰略，向外進行快速擴張。從某種意義上講，美國及其盟國所面對的這個反對者聯盟，要比第一次冷戰時期的蘇聯及其衛星國更加強大，而中國的經濟實力已經成為這個反對者聯盟的重要支撐。

他還說，從表面上看是川普打響了對中國貿易戰的第一槍，但是新冷戰格局的形成卻在川普上任之前，在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國通過在南海、台灣、日本、北韓、敘利亞等問題上的進攻性姿態，通過在國際舞台上大力推行一帶一路和宣揚「中國道路」和「解決世界問題的中國方案」等舉措，加速了這場冷戰由隱性向顯性、由局部向全域推進。

但是要看到，川普走向保護主義，反對自由貿易的普世價值，正好違背了美國追求自由民主的立國基礎，所以美中貿易戰如果持續下去，最終將從外部性衝擊到內部性的價值，一旦美國價值崩解，美國民主恐怕也會走向崩潰的局面。這樣的結果正如法國哲學家索雷爾所說：「在一個充滿困境和根深蒂固的不公正世界中，行動的價值不是以其結果，而是以其內在的正當性來判定」。也就是川普的貿易戰，不能只是看它的結果，更要從內在的正當性來判斷，才能看出其價值。

台灣民主也面臨內部危機

在美國民主面臨危機之時，台灣似乎也好不到哪裡，而台灣的民主危機卻是從內部開始。

事實上，2016年民進黨重新執政以後，台灣經歷第三次政黨輪替，原本可以期盼走上民主鞏固之路。但是蔡政府的組成，很大一部份都是民進黨的既得利益者，缺乏革命的理念與意志，所以他們站上高位，就以鞏固自己的利益作為執政目標，這就以至於讓人民對民主的熱情快速冷卻，導致蔡英文的聲望急遽下降。

而造成這個後果的原因，除了台灣民主化時間尚短和台灣民主被藍綠撕裂、族群認同等意識形態問題困擾之外，亦是因為主因，就是蔡政府內部存在兩大集團，他們已經變成台灣民主的主要蛀蟲：一是分利集團，二是東廠集團。

「分利集團」是美國學者奧爾森（Mancur Lloyd Olson，Jr）提出的概念，他認為這個集團的主要目的不是把蛋糕做大，而是想方設法把現有的蛋糕切出一大塊歸自己，哪怕阻礙社會進步也在所不惜。所以「分利集團」的存在就會阻礙社會進步，使國家一步步走向衰退。

在民進黨第二執政以後，由於沒有想到重新執政會來得這麽快，以致人才就顯得不足，於是一開始還會借用國民黨的老官僚，後來乾脆啟用陳水扁時期的舊官僚。但是以台灣贏者全拿的制度設計，人才還是普遍不夠用，所以就使用許多體制外的人力，不管他們是否有足夠的行政經驗，總是先占了位置再說，這裡面最典型的人物，當然是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吳音寧的任用。

儘管吳音寧被認為是「德不配位」的高薪實習生，但是蔡英文仍以總統的高度力挺她到底，完全漠視民間要求換人的聲音。這種坐領高薪，卻能力不足的人物，除了會分蛋糕之外，期盼她能製作蛋糕，那可是天方夜譚。而「德不配位」的人佔據政府內的許多職位，他們做不了事，不是努力去進行「分利」，就演變成鬥性堅強的「東廠集團」。

「東廠集團」的起因，主要是促轉會前副主委張天欽在內部會議裡形容促轉會是「東廠」，他的談話被錄音後遭到對外爆料，使得促轉會威信一落千丈。張天欽甚至還被爆料曾在內部會議裡，指國民黨新北市長參選人侯友宜「就是轉型正義最惡劣的例子」，甚至說「這個如果沒有操作很可惜」，雖然張天欽已經為此請辭下台，但是民進黨把這件事定位為是張個人在「練肖話」，企圖把大事化小，雖然如此，但是民進黨堅持的「轉型正義」也一夕變成不義之舉，想再找回威信，恐怕難了。

這也使得促轉會主委黃煌雄被藍營人士質疑是「東廠魏忠賢魏公公」時，讓他不禁哽咽落淚，還說這是他從政一生遭受到最大的控訴。雖然如此，但是黃煌雄還是定位這是張天欽的個案，不影響促轉會的運作。問題是人民對民進黨推動的轉型正義信任沒了，他們接下去又將如何運作？何況整個政府內部到底存在多少「東廠集團」的成員，這已經讓蔡政府未來不僅無法做事，恐怕整個政府離崩潰之日也不遠了。

如果蔡政府再不反思，最終因失去人民的信任而崩潰，那麽台灣的民主還能不崩潰嗎？姑且拭目以待。

（本文刊登於多維月刊tw，2018，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