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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9/22 23:19:26瀏覽152｜回應0｜推薦0 | |
在民進黨完成年金改革之後，今年7月開始，台灣所有的退休軍公教人員原有的退休金，都被減少了兩到四成，這樣的幅度不可謂不大，徒讓被減的人員感歎“晚景淒涼”，而退役軍人團體也持續進行抗爭，讓年金改革的爭議遲遲無法落幕。 民進黨執政兩年多來，政策上沒有興利，卻為何急於剝奪人民應得的財產？執政者說是為了避免年金快速破產，讓年金可以永續經營；但這樣的解釋一直無法獲得被剝奪者的接受。國民黨則批評民進黨是在搞政治鬥爭、社會對立，更明確的說法就是在搞“階級鬥爭”。如果是這樣，那麼民進黨為何又會把退休軍公教人員視為另一個階級呢？年金改革到底又隱藏著一種怎樣的政治密碼，這恐怕還得從國民黨建構威權體制說起。 國民黨威權體制的建構與重生 1949年蔣介石政權撤退到台灣以後，國民黨為了浴火重生，就以政治和經濟的兩種手段，藉由土地改革、政黨改造與地方派系制衡等策略，把國家機器從上到下建構成一個可以完全支配台灣社會的“外部性政權”，讓蔣介石政權得以在台灣繼續生存下去。 蔣介石所建構的這個“外部性政權”，它的基礎原來是為了“反共抗俄”任務而形成的支配性結構，不僅獨立於社會需要之上，它的正當性也僅據于領袖所界定的政治理念。這樣的外部性政權所要求於民間社會的，在開始時是一種管教式的政治，等到冷戰氛圍逐漸降低以後，經濟發展取代領袖意志成為外部性政權的正當性基礎。這種新的意識形態，一方面鼓勵追求私利的經濟性市民社會的興起，另一方面又將這個社會的政治影響力嚴格控制，以繼續維持外部性政權的支配性地位。 當然，這一個外部性政權的延續，是依靠一大群蔣介石從大陸帶過來的軍公教人員來支撐，所以在威權體制之下，他們與其說是效忠國家，還不如說是效忠蔣介石個人，例如，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軍人所遵循的口號“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領袖”可是排名在第二的位置，甚至比國家還優先。 在蔣經國統治時期，由於外部性政權逐漸鬆懈，他開啟了本土化運動，但是這項運動雖然延攬了一些本土精英進入體制內，但並未完全轉化國民黨的外部性政權的屬性，國家機器仍然以特有的統治形式，在“政左經右”的模式下，維持了它的統治正當性基礎。所不同的是，社會在私利的發展上，使得過去所處的侍從式市民社會，反過來與民間社會結合，開始發展出與國家機器不同的自主性社會運動，這種“新社會運動”更借著結合勞工、農民、環保等意識的強力訴求，激進地衝垮國民黨的威權體制。 國民黨威權體制在解體的過程中，也因外在經濟成長、科技發展、資訊與溝通的發達、教育普及等急遽變化所造成的全球化洪流，不但促成“第三波民主”的浪潮，也使得台灣進入民主化的進程。彼時李登輝所推進的激進民主改革，不僅要進行國家改造，也納入本土化思維，李登輝於是就把國民黨自蔣介石時代所建造的外部性政權與壓制性國家機器徹底瓦解，原先由國民黨所控制的國家機器，也內化成與本土勢力相結合的新國家典範。 經過李登輝的國家改造與民主化的進程之後，國民黨在2000年失去政權，並由民進黨的陳水扁贏得勝選。但是陳水扁執政時期在朝小野大的情況下，不僅政務難以推動，原先最擁護國民黨外部性政權的軍公教人員，也成了民進黨執政時國家機器內部最大的壁壘，更被民進黨認為是2008年國民黨馬英九得以“復辟”的最大推手，所以要掌握政權，就必須瓦解這一群由國家機器“豢養”的退休軍公教人員。這是因為過去國民黨不斷給予這批退休軍公教人員最優渥的退休待遇，讓他們有錢有閑可以持續支持國民黨去對抗民進黨。 “新階級”的塑造與政治鬥爭 1957年曾被視為南斯拉夫領袖鐵托（Josip Broz Tito）繼承人的吉拉斯（Milovan Dilas），在美國出版了一本《新階級》的書，他說，新階級是蘇聯式社會主義的特產。從落後國家蛻化出來的社會主義，急於推行工業化。新政權把工業財產及土地收歸國有，不僅資本家甚至手工業者，小商人和農民的財產也不能倖免。從此，國家的一切資源都由政黨官僚掌控，結果與以前的革命相反：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但最後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 民進黨早期的革命者，尤其是新潮流系的主事者都是奉行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念，他們不僅掌握老馬、新馬，更懂得利用毛澤東農村革命的手段對國民黨進行奪權，他們當然更懂得怎樣利用吉拉斯的理念去塑造國民黨威權體制下所產生的“新階級”。 事實上，國民黨在蔣經國推動民主化之時，他們延攬的台籍精英並非是勞工、農民出身，許多都是有家世背景的地方派系人物，所以這一些本土精英跟外省精英結合成為國民黨內的一個精英階級，而以軍公教為主體的中低層本土與外省人也結合成為另一個低層階級，不管如何，兩個階級雖然地位不同，但是他們擁護國民黨政權的意志是相同的。他們缺乏勞工與農民階級的樸素，也沒有年輕族群的純潔性，所以在民進黨的眼中，就是一個反動階級，在2016年民進黨重新執政以後，在推動轉型正義的物件中，也被民進黨列為最需要改造的一個階級。 畢竟，民進黨的政治屬性是從社會中尋租政治權力，這種類似西方出現的“新政治”，是表現在選舉與政黨之間連接功能上的改變，政黨競爭上的政治訴求，已經不再是依賴客觀社會分歧結構所衍生的利益衝突，轉而強調不同社會化階段與過程中所形成的主觀政治價值，用此來作為政黨競爭的基礎，這就像蔡英文舉出的“台灣價值”一詞，其實不需要強調其內涵，它只是要作為是否支持民進黨政權的一個價值標準，反對“台灣價值”者就是非我族類，贊同者就是可以共用政權的群體。 在“台灣價值”的標準之下，除了擁護“兩岸一家親”的臺北市長柯文哲是許多民進黨人眼裡的“非我族類”之外，廣大支持國民黨“九二共識”的退休軍公教人員，更是站在民進黨政權的對立面，所以為了政權的長治久安，即使不能消滅這一個“新階級”，也要降低他們的能量，而減少他們的退休金，正是要他們重新為生活煩憂，不再是有錢有閑可以支持國民黨去跟民進黨搞政治鬥爭的一群人，國民黨只要失去“新階級”的支持，想再翻轉政權的機會，恐怕就微乎其微。 概而言之，民進黨之所以推行轉型正義與年金改革，其中很大考慮就是想要消滅國民黨再起的正能量與勢力，把一群曾經是國民黨外部性政權建構時期最強的鞏固者徹底消除。而消除退休軍公教人員，既是瓦解威權體制堡壘最後的一步，也是民進黨堅定要完成的最後任務。 只是，消除物質基礎容易，要把人從體制內外徹底消除，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符合台灣的核心價值。畢竟，人是有意志、有精神與價值的動物，這些都不是用政治手段就可以扭轉與改變的，民進黨利用國會多數暴力過度地操作消滅“新階級”，最後可能更會激起“民變”，他們也會利用手中的選票去改變被改變的命運。 （本文原載於《多維CN》037期雜誌，http://blog.dwnews.com/post-1057472.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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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