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從香港發來簡訊，說最近會來台灣開會，邀我到他住的飯店樓下酒吧喝兩杯。

當然好，記得上次兩人一起喝得大醉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

那次我們面對著維多利亞灣從傍晚一直喝到深夜，為了解酒，他還帶我去吃車仔麵。他說，那是他的私房解酒菜，不管喝得再醉，吃完一碗熱騰騰的車仔麵保證可以睡得一晚香甜。

我們一年其實見不到幾次面，每次都是他到台灣開會或是我路過香港時短暫的聚聚。在這之外，平常我們幾乎是不連絡的。我在香港其實沒有太多朋友，他是極少數的一位。

這一次，我們在飯店樓下的小酒吧裡聊起彼此的近況，我們喝著一杯接一杯的Mojito(冬天其實不太適合喝Mojito的)，從台灣的太陽花學運一路聊到香港的雨傘革命。快五十歲的人了，他對香港年輕的一代其實是失望的，這樣的失望來自於對整個社會未來的無力感。他說，他很想移民來台灣，不需要太多的物慾，簡單過日子就好。

我知道他其實只是說說，一個人要養一家七口，上要高堂下有妻兒，認識他的人只看得到他光鮮亮麗的社會包裝，有一份有社會地位又高收入的媒體主管工作。但是每天的人生卻過得戰戰競競，一直從事平面媒體工作的他，今年甚至要開始擔任製片人的工作，公司竟然要他從頭學起去製作一部電影。

東聊西扯了半天，我還是忍不住問他那個一直悶在心裡的問題。

我問他Y先生的近況，Y先生是我們共同的好朋友，20年前Y先生帶他進入媒體這一行，像他的老師也像他大哥。兩年前，公司換了新東家，新老闆要他接手Y先生的位子，從此我也沒了Y先生的消息。

他的表情有點吃驚，只淡淡的說兩人還是有連絡，但是每次見面總是感覺有很多恩怨情仇說不清的。從前Y先生是他的大哥和老闆，但是現在，他取代了Y先生的位子，就必須扛下該有的責任。他現在是公司的主管，Y先生只是個離職員工，而且已經投奔敵營成為競爭對手。

我忽然不知道該再多說些什麼，這兩位都是我無所不談的朋友，但他們兩人顯然彼此已經不能有太多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