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西方強權，你所信仰的一切，他們當你是廢物，你可以擁有這家飯店，但只有一點很遺憾，你是黑人。你甚至不是美國黑人，而是非洲黑人。」

電影《盧安達飯店》以一九九四年四月非洲盧安達的種族衝突為背景，描述一位飯店經理不顧個人安危冒險搶救上千名無助難民的感人故事。編導運用了這個可能是二十世紀末最大的人類浩劫為素材，以一則發人深省又憾動人心的故事包裝了無數重要且嚴肅的議題。

導演泰瑞喬治選擇軟性的位置發聲，泣訴整個世界對於類似悲劇的置若罔聞，所以貫穿全片的戰鬥、屠殺場面少；描述角色內心轉折、情緒波動與彼此扶持的感人片段多，這樣的手法（索幸本片並未如主流商業電影那般羶情賣弄以搏取同情）的確賺人熱淚且遠較硬性的說理易得人心。但倘若不能抽絲剝繭細究其揭露的族群問題的核心，我們就無法看清血腥屠殺事件背後的本質，反而容易輕率地將責任歸咎於人性或民族性的醜惡或凶殘。

    以下筆者將以帝國主義下的殖民歷史與理論家法農的精神分析作為分析向度，探究本片再現後殖民論述的存在價值。

歷史事實

盧安達種族屠殺的史實，起因於境內胡圖族與圖西族間諸多的矛盾，然而異於多數發生族群衝突的國家，盧國的矛盾並非是人種的、宗教的或語言的，反而好發於權位上的高低有別。也就是說，棘手的族群問題決非自然成形，而是有心人士刻意操弄下的政治性產物【註1】。

    一次大戰後由德國手中接管盧安達的比利時殖民政府，為求統治之便，採取了分而治之的種族分化政策。殖民政府惡意發展出了一套制度化的區分法則；凡是皮膚較白、個子高挑、鼻子直挺像歐洲人的是圖西人（並賦予其比較高等的神話），在教育、工作和經濟上能得到殖民祖國較為優惠的待遇；而那些膚色較黑、個子中等、鼻子較寬不像歐洲人的（比較像非洲黑人）則是胡圖人。積年累月下來，盧安達境內逐漸形成了少數圖西菁英統治多數胡圖賤民的政治現實。換言之，帝國主義殖民祖國的不公不義，種下了盧安達境內近百萬人傷亡的惡果。

    盧片受限劇情片的起承轉合，對於以上歷史著墨不多，然而編導透過角色對話、情結設計嘗試彌補史料的缺席【註2】。當中，外國記者在飯店大廳裡無法分辨胡圖人和圖西人間差別的橋段為相當成功且巧妙的安排，明白揭示了胡圖與圖西人歷經好幾代綿密的通婚後，族群間差異甚微的事實。據此，我們可以有所憑據地引用沙特對猶太問題的闡述，指稱：胡圖和圖西人是被歐洲白人當成胡圖和圖西人的人【註3】。

    不過論者以為，相較於導演一再突顯國際社會的共犯結構是造成悲劇難以遏止的根本原因【註4】，本片對於帝國主義母國分化族群行為的批判則稍嫌力不從心。

被殖民者的依賴情結

影片前半段主角保羅的自我認同採取了純白（種人）的態度。保羅在比利時人所經營的飯店裡工作、和上流社會打交道、說英語、永遠西裝筆挺、同時拒絕參與任何政治活動，簡言之，保羅自以為是地擠身了白人中上階層社會，同時成功說服自己不同於其它黑人【註5】。和其它盧安達黑人相比，保羅所擁有的一切：社會地位、財富（車子、洋房）、智慧（聯合國上校對保羅的讚美「你是這裡最聰明的人了」，實則充滿對全體黑人的歧視）全是其處心積慮、竭盡所能討好白人所得到的結果，即便日後種族衝突漸趨明朗，保羅依舊堅信等待「白人盟友」的蔽蔭與救援。

    劇情轉折出現在各國代表相繼撤退的時候，保羅經歷了一次具體而沉重的精神創傷（弔詭的是保羅的自覺始終來自白人的提醒），因為發現被過去所信仰的一切背叛，保羅開始自力救濟，也才有了與周遭黑人同舟共濟的想像。表面而言，保羅被其體現的西方(殖民)價值所背棄；但就積極面來說，保羅藉此正式擺脫了殖民陰影的操控、精神官能症式的自悲，從而開啟了其後的自我救贖（或自助助人）之路。

    然而影片結尾的安排卻再次營造了一種顯而易見地依賴情結。拍攝靜止於保羅一干人等安全回返聯合國設駐的安全陣線，卻隻字未提盧安達人民憑藉己力終止大屠殺的史實；而保羅及其家人最終毅然離開故土，重投殖民祖國懷抱，更默許了西方國家開放民主的「高等」價值。這樣的依賴迫於現實或許理所當然，但是就精神與意識層面而言，反而加深了非洲大陸的黑暗印象。

    透過盧片的敘事，被殖民者對殖民祖國的依賴情結被未加思考地賦予了理想上的正當性，所以本片雖對國際社會的共犯結構作出了人道層面的批判，卻讓歐洲中心主義的殖民價值被合法地推遲或默視。

其它問題

    其一、盧片的敘事觀點並未做到平衡，所以在影片中我們只見胡圖人屠殺西圖人，但西圖人反擊胡圖人的部分卻未於片中出現。所以實情決非是一方屠殺另一方，而是更為殘忍的互相砍殺。

    其二、《盧安達飯店》最大的問題即是全片充斥的白人觀點，因此影片中的黑人角色毫不意外地被賦予一正一邪的形象（圖西v.s胡圖；保羅v.s葛瑞格瓦），而白人（或多或少）依舊不可免俗地扮演著救世者（比利時飯店經理、聯合國上校等）的角色。

簡言之，由於影片的敘事邏輯幾乎全由白人角度出發，所以直至片尾，觀影者依舊僅能以一個較為「高等」（幫助、解救、救援）的角度縱觀全局；因為主觀上的置身事外，導致了悲憫有餘、檢討不足，而平等（黑人與白人間）依舊遙遠的結果。

據此，本片就後殖民論述而言，未必具有積極面的存在價值，卻切實適作為人道反省的參考【註6】。

【註1】在非洲這個語言萬花筒裡，盧安達語言的一致性相當罕見。境內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胡圖族、百分之十四的圖西族和百分之一的特瓦族，都以盧安達語為母語。他們的文化背景、生活習俗、民間傳說相同，甚至宗教信仰也都不分種族，足見盧安達就客觀條件而言，不大具有潛在的族群問題。

【註2】外國記者詢問當地種族問題專家有關圖西與胡圖人區別的一段對話約略描述了比利時人引發種族歧見的來由。

【註3】沙特，《對猶太問題的思考》：猶太人是被其他人當成猶太人的人。

【註4】坐視不管的西方國家，聲稱前來「維持」而非「製造」和平的聯合國，以及電視機前在喟嘆之餘同時吃著晚餐的我們，全都間接參與了滅絕百萬圖西人的種族屠殺。

【註5】從影片開端保羅的胡圖族友人邀請他加入「自己的族群」直至鄰居在深夜遭到傷害，保羅始終選擇以一個旁觀者的位置以求自保，不參與、不評論、不反抗。

【註6】參考漢娜、鄂蘭《極權主義的根源》中「平庸之惡」的概念。